第七节 萨德问题（第2页）

此时的萨德兼具史学家和革命家的才华，而且有历史正义感。关于启蒙哲学和革命暴力的作用，他因独特的境遇而有不同视野。断头台每天都有动作，但只能处死杀人犯，不能减少犯罪，为此他公开质询1793年9月17日《嫌疑犯法令》（Loidessuspects）的合法性，这是革命恐怖政策的依据。他呼吁废除死刑，降低法律的严酷性，尽可能的温和，所有人努力遵守，改良风俗，避免在教育里掺杂宗教寓言：

没有宗教，我们制定的法律有何用？我们需要宗教，但得是为共和人格准备的、有别于罗马的权力宗教。近一个世纪，我们确信宗教要依托于道德，而非道德依托于宗教，宗教要与风俗相关。[475]

1803年，他被囚于夏朗东收容所时又有了一个写作计划：德维尔（Delville），一个道德败坏的男人，泰奥多丽（Théodorine），一个腐化堕落的女人，图谋陷害天真的少女克莱芒斯（ce），与《美德的不幸》相似，仍是善良人受伤害的主题。[476]1815年，萨德完成《政治对话》（Dialoguespolitiques），“自法国的麻烦事开端后，我尚有时间思考所见所闻，我想探寻眼前事的根源、政治体制的根源，这样的研究能说明我们不幸的首要原因，如何避免，如何将法国建立于牢固的基础上”[477]。其中有一个辩论场景，双方难分伯仲：保皇派要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因为那是美德政治、贤人政治；而雅各宾派选举波拿巴，尊重人民意愿，取缔王权遗存。对话中有革命之乱的道理，文人政治干扰了时代思想，人人希望变革社会，实践方式与革命目标却是混乱的：

哲学家的政治诡辩是我极力反对的，我的国家近二十六年所经历的不幸主要归咎于求新者的堕落，他们作为的一些恶果仍未显现……同胞对之信任，就去实践关于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平等的抽象原理。[478]

萨德最后的思考保存在遗作《政治词汇》（Lexipolitique）里，他首先解释了政治科学的基本观念，包括政治、平等、贵族、无套裤汉、财产权、国王与主权者、民族与公众等。追求真实是史学家和政治作家的原则，无论是喜欢批评的人，还是歌功颂德的人，都要如此。以“政治”为例，那是“关于人心的知识，是引导人的意志的科学，助其实现预定目的，或使之有美德，或更顺从于信仰”[479]。其次是对革命的复杂态度，他以为1789年后的动**是打乱民族传统的不良后果，“让人恐惧，让人厌恶”；他又不否定革命的普世意义，“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民族，对之或赞誉，或苛责，革命的因果却几乎一样，若认真研究革命的性质、形式和力量，会更清楚地认识它，一部普遍意义的革命史适合所有国家”[480]。

萨德是旧制度根基下长出来的恶人，将贵族制的弊端发挥到极致，在动**岁月有英雄的品质。他想掌握命运，却受制于起伏的时局，一生里有狂放、幻灭、重生与失落，从为非作歹的贵族青年变成以色情作品批判风俗的文人，之后是革命家和政治理论家。社会剧变让人心与时代境遇连连错位，像萨德一样无所皈依的贵族还有很多。丹特莱格伯爵，思想敏锐，懒散成性，在里昂上学时不喜欢耶稣会的沉闷教育（以古典语言和神学理论为主，辅以数学、法语课），后来参军，服役时发现自己的写作潜质，但家人迫使他屈尊发财，他对专制的母亲不满，对叔叔普雷斯（Priest）也不满，甚至是仇恨，因受其责备“专注于文学，不思军队的职责”[481]。出身贵族却憎恨贵族制，对于某个贵族是怀疑自我，而在普遍意义上那是贵族制的危机。1789年他投身革命，主动放弃贵族特权，又鼓动其他人放弃，促成了《人权宣言》的颁布。黎塞留公爵同样有叛逆精神，幼时的教育由资深教师负责，但他未从中获益，“自然物象比艰苦学习更有益于知识积累”。年逾不惑，他不遵守贵族礼仪，轻浮、冒失与鲁莽惹怒了父亲，于是被关入巴士底狱，长达十四个月。出狱后，他加入军队，四处驻防参战，成长为合格的贵族，并跻身法兰西学院。[482]对于他的家族，这是好事，而在历史意义上，他最终为旧制度归化，从中受益，自然是它的保卫者。

萨德与众不同，他穿行于善恶间，更容易跨越善恶的界限，但他的心里有良善，到夜里会反思，欲望袭来却无法自持。年轻时，他在五年间持续救济三个几近破产的家庭，最终使他们脱离贫困，他帮助一个被部队丢弃、几乎在野外死去的逃兵，他还在伊夫里（Evry）救过一个孩子，眼看被疾驰的马车碾过，他用身体挡住了车轮。[483]对于矛盾的生活，萨德多次忏悔，1763年11月在文森城堡：

我不抱怨我的命运，上帝该来复仇，我愿意承受，我为错误哭泣，我厌恶我的迷失，上帝可以在我认识错误之前、在我未来得及感受到之前将我毁灭。他让我反观自己，这是多么大的恩惠。[484]

1783年9月，萨德致信妻子时又有过反思：

我是最诚实、最坦率、最优雅的人，乐善好施，有同情心，是我们孩子的偶像，这是我的美德。我也有邪恶的性情，专横、易怒、暴躁，走极端，没有信仰，以至于狂热……或是杀死我，或是接受我，因为我不会改变。

……

或许您会说，若想获得自由（离开文森城堡），就要舍弃我的处事原则和我的趣味，那我们还是永别吧。如果我有千百条性命和自由，我宁可牺牲它们，也不愿牺牲我的原则和趣味。[485]

萨德是制度之恶的表演者，福柯是现代秘密的观察家，他们都是在实践中、而非在书房里寻找知识。在现代启蒙解释学里，萨德是道德怪物、恶的象征，而福柯拉开了幕布，发现了他的革命性，一个阐释恶的历史人格，阐释旧制度知识和伦理体系破碎的人格。在福柯的作品里，他不是长篇大论的主角，而是一个在破碎感里跳动的精灵，时隐时现，每次出现都预示着时代精神的转折。在《古典时代疯狂史》里，他代表的是非理性，一个颠覆风俗的自然人；在《词与物》里，他是古典话语体系的终点。福柯承认**的思想意义，它能推翻表象世界，却将萨德塑造为并非绝对自由的人格，“**有**的秩序，萨德服从这些秩序，生活于秩序里”[486]。福柯在无所顾忌的反叛里发现了规则，这会削弱萨德的雄心。逃不掉的秩序感是自由的生命在现代制度下的心结，福柯有这样的体验，所以不排除他将之转移到萨德身上。对于一个已超越制度，又反身取笑制度，在狡猾的面容后散发着神秘感的人，秩序是乌有的辞令。

晚年的萨德似乎已安生，心灵也有了归宿，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法国是我的出生地、革命摇篮，是我最了解的国度，我越来越喜爱它，我一生与法国人相处，明白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风俗。”[487]但除旧布新的热情之外难掩孤寂与凄凉，“一介文人，今天为这一派摇旗，明天为那一派呐喊，观点时有变动，对我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488]。1794年7月，他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与共和国敌人通信”，包括两条指控：1791年与皇家卫队的负责人有联系；他在各方面是最不道德的人，不配生活在这个社会。临刑前验明正身时，五人被遗漏，其中就有萨德，他逃脱一死。那是法国历史上的谜，相关的猜测是革命时代“监狱太多”，或“档案管理混乱”[489]。罗伯斯庇尔倒台后，他离开了皮克普收容所，但拿破仑厌恶有伤风化的作品，他先后被关押在圣派拉瑞监狱、比塞特医院和夏朗东收容所，法国人视之为精神病人，或思想异端。1804年8月12日，他致信约瑟夫·富歇（JosephFouché），时任警察部长，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治表演家：

四年来，我被非法剥脱了自由，靠一些哲学我坚持到今天，抵挡那些以可笑荒唐的借口强加于我的各种屈辱。在我身上，关于个体自由的法律规章从未如此为人践踏，他们把我关在这个城堡，既无审判，也无任何有根据的法案，据说是因为一部色情作品……先生，我求助于您的权威，特别是您的公正，让我获得自由，所有的法律和理智在我身上都被歪曲了。[490]

萨德未收到答复，1809年6月17日，他又致信拿破仑：

萨德先生，一家之长，他的儿子在军队里表现出色，他在三个监狱生活了九年，是尘世最不幸的人，年逾古稀，几近失明，患有痛风和风湿病，痛苦难堪，夏朗东的医生证明他实话实说，认同他寻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最后一次要求，他们发誓不会后悔支持他。[491]

拿破仑问及此事，同年7月12日他看到了调查报告：“此人有强烈的**欲，足以使之有疯狂的念头和可怕的举动，他以演讲和写作传播罪恶，是不平常的人，我们要尽力使之脱离社会。”[492]萨德失去获得自由的最后机会，他不知道儿子一星期前已死在战场上，他也要在五年后终老于夏朗东收容所，但他不是精神病人。他的墓志铭是一首诗：

过路者，

在最不幸的人旁边，

请你屈膝祈祷。

他生于上个世纪，

死于我们的时代。

面目狰狞的专制制度，

时时以之为敌，

这可憎的魔鬼化身为一个个国王，

掌控他的生命。

专制在恐怖时代现身，

置之于无尽深渊的边上，

专制又在执政府时代重生，

他依旧是受害者。[493]

生命在愤怒、惶恐与无助中结束，在风俗动乱、制度失序、人性扭曲的时代，不唯此人。萨德的恶有批判制度的意图，他若批判得有理，就是孤独的革命者，不为人理解，晚年萨德要成为现代意义的启蒙者，但又失败了。他的生命已超越世俗伦理的解释限度，更像是善的恶或恶的善，不正义的正义或正义的非正义。旧制度晚期，他的命运有普遍性，信仰衰落，高贵的精神消逝，善良人做邪恶的事，不法之徒成了立法者，善与恶的边界上有一切可能，人心无所依，失去现实感与历史感，而未来又飘忽不定，个体活在虚无里。启蒙精神致力于培育自由、平等、理性等现代观念，本质上是改良风俗，让动**时代的人生活得从容，但启蒙精神日渐沦落为思想权力，不能担负现代理想。随之而来的革命希望在一瞬间净化风俗与人心，清除制度之弊，却让局势更混乱。萨德是善良世界中的怪物，邪恶国度里的精灵，他的故事是不是法兰西民族命运的隐喻？这个民族有堂皇的过去，喜欢炫耀，用庄严的仪式掩盖丑陋，在国运颓废之际，它顿悟了，要弃旧从新，但时局动**，是非杂糅，要行善的做了坏事，要改变的被改变着，从混沌中归来已不知身在何处。

“萨德问题”的实质是制度、风俗与人心之辨：善与恶在逻辑上是对立的，为什么在现实中能随意转换？好人作恶，恶人向善，是人性无常还是制度弊端？一个人进入历史有很多途径，萨德选择了反面角色，但一个邪恶的人为什么关心国家福祉，不良风俗如何扭曲了人性？好制度、好风俗是“萨德问题”的可能性答案，但它们从哪里来？18世纪国运危急时，法国人打碎旧制度，重建风俗，19世纪的历史说明他们的方案不是最好的。制度之乱、风俗之乱与人心之乱有隐秘的相关性，又有模糊的相似性，如何避免陷入乱的循环，这个问题比“萨德问题”更棘手。

启蒙形而上学与启蒙政治之间是逻辑与现实的差别，偏于前者会过于乐观，偏于后者会过于悲观。启蒙时代有理性、美德以及对现代制度的希望，也有谣言、人身威胁、无礼的谩骂，社会阶层互不认同。旧秩序行将解体，现代荣誉感破而不立，公私界限不清，商业规则肆意侵犯个人自由。人人有理想，在不正义的现实中却会心理失衡。若权力带来一点安全感，人人追逐权力；若财富带来一点安全感，人人想发财。若现实让人恍惚，只有破碎才有确定的未来，对于破碎的美好想象就会控制人。所以，法国启蒙之光有时是明亮的，有时是黑暗的，为它照耀的地方冰凉。

“萨德问题”的思想意义在于将良善从伦理说教中解放，使之具备对抗恶的实践力。对于那些传播启蒙精神的人，与恶同行是好的履历，恶越是飞扬，就越让人明白尘世生活的坏状况，从中观察恶的必然性，感受必然中的悲剧性，以及悲剧中的诗意，这些诗意说明恶有从善的可能。敢于面对恶的文字有结实的力量，敢于规训恶的文字才是启蒙精神之友；而在浮夸的时代，文字沦为平庸者的消遣，它被人拆解，挂起来展示，从嘴里吐出来炫耀博学，却是没有实践力的精神体。生活在虚假的善里、迷醉在关于善的想象里的人或是天真，或是脆弱，见到恶就悲观，但悲观中的愤怒未必有用。所以，一个恶被暴露的时代比一个恶被掩饰的时代更真实，善与恶在公共空间里搏斗的时代是大时代。如果说法国启蒙有弱点，对制度之恶的天真愤怒是其中之一，徒有关于好制度的想象不足以感悟真实，也就不能去除制度之恶的根源。

1782年，文森城堡中萨德的藏书（255册，由勒奈寄送）：[494]

《莱顿杂志》，6卷（GazettedeLeydede1776à1781，6vol。）

《圣徒传》，1卷（ViedesSaints，1vol。）

《达朗贝尔文学作品集》，5卷（Mélaureded’Alembert，5v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