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第3页）

实际上我们从一份常衮作于大历前期的制文《授辛德谦丹延团练使制》中看到，在鄜坊与丹延分立的时期，一度担任丹延都团练使的辛德谦，其任前职务就是“前朔方留后左厢兵马使同节度副使”[75]。换言之，他也是朔方军集团的人物。

而在丹延以北的银、夏、绥、麟等州，早已归顺唐朝的吐蕃论氏家族，亦因长期协助唐廷作战而世任朔方军的高级将领。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李光弼将领论惟贞，就曾在安史之乱期间担任朔方节度副使。而当大历前期，在常衮所作的《授论惟清朔方节度副使制》中，我们又看到，惟贞兄弟、时已任“银夏绥麟等四州兵马使同朔方节度副使”[76]的论惟清又被代宗正式授予朔方节度副使一职。银、夏等地的诸蕃部落早在安史乱前即已受朔方军节制，而在乱后，身为当地豪强的论氏家族亦在左右本地政局的同时，始终兼领着朔方节度副使的头衔，显示了其与朔方军之间不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到大历十三年，因回纥的威胁，郭子仪委派其手下大将浑瑊将兵镇振武，朔方军的势力又推进到了黄河北岸。因此至大历末，虽然经过平叛战事与本军的数次兵乱，朔方军的军事实力确实已不能与安史乱前同日而语，但它作为“国之北门”与关中第一大镇的地位却始终如故。大历末期的朔方军已形成了以邠宁为主干，以河中、灵州、振武为侧翼，又以鄜坊为近脉、银夏为故知的庞大政治体。京东的一部分以及京北的广大地区都直接受其影响。而担任这一政治体首脑的就是“再造王室，勋高一代”[77]的朔方统帅郭子仪。而与郭子仪统帅的朔方军势力共同参与京西北地区政治构建的，分别是时任泾原节度使，也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在四镇北庭行营中出任要职的该军元老重臣段秀实统领的四镇北庭军，以及由凤翔陇右节度使朱泚统领的幽州军。（见图16）

图16大历末期关中的三大派系

如果说大历末期，代宗为未来的德宗在河南留下的，是一幅原由平卢系藩镇填充，但此时业已植入永平军这样一支基本属于中央嫡系军队的版图的话，那么在京西北，则完完全全是外系军阀主导的格局。这并不说这些外系军阀与中央的关系不够紧密，事实上，朔方军在安史之乱中就一直是作为中央的嫡系军队四处征战的。但它的不被信任，也诚如黄永年先生所说，早在其被投入与安史叛军作战之初就开始了。[78]而到大历末期，史称：

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79]

对于功高权重的郭子仪与关中第一大藩镇朔方军，其实代宗亦早有分而治之的想法，只是碍于郭子仪的为人与权势，难于下决心采取措施而已。朔方军是如此，同样作为功臣系的四镇北庭军亦可等同视之。况且黄永年先生早已指出：“泾原的安西北庭兵本来就是极不安稳惯于闹事作乱的部队……像这样以作乱为茶饭常事的部队，在当时节镇中还是罕见的，中央不会不清楚。”[80]这样的军队恐怕想要为中央信任亦不容易。至于朱泚的幽州兵，虽然作为关中的新来者，其处境亦颇有可怜之处，因此反倒较易获得唐廷的优待。但这支军队毕竟出于安史巢穴，这重身份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唐廷来说，恐怕多少是要受到忌讳的。

因此虽然“四镇之乱”一直被视为德宗初年朝藩对峙的一场重要波动，而引起这场波动的直接原因，也是德宗采取了打压关东藩镇的强硬措施。但正如上一章中我们提到的，德宗即位之初制约藩镇的强硬举措，其实并不是首先或直接针对较为倔强的两河藩镇的。恰恰相反，他首先施予制压的是长期匡扶唐室的朔方、西川、泾原这几个京畿圈周围的藩镇。而随后的凤翔也因为幽州镇的叛乱，自动加入了这份被清洗的名单中。因此，如果说德宗初年的关东存在着即将受到制裁的“四镇”的话，那么在制裁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之前或同时，关中周近的“四镇”——朔方、西川、泾原、凤翔也将面临德宗的制裁。而与打压前者的艰辛相比，对后者的制裁似乎显得得心应手。也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手到擒来的轻松，让德宗在自信心大获提升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

三、四镇的重新洗牌

德宗即位后削弱朔方军势力是众所周知的，朔方军也成了德宗朝第一个被打压的藩镇。史称德宗即位次月，

甲申，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81]

郭子仪罢职后，朔方军一分为三，不过考虑到朔方军的特殊地位，新任三镇节帅还必得从本军系统中加以拣选。李、常、浑三人都是朔方军的高级将领。其中有关常谦光的史料记载不多，但他几乎在整个大历时期一直担任灵州的朔方留后，应该是朔方军中比较有资历的人物。浑瑊与李怀光都是郭子仪的亲信将领，两人均身任朔方军要职，地位在伯仲间。实际上，大历年间与吐蕃等作战的朔方军队大都由此三者率领。

以右羽林大将军吴希光检校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充渭北鄜坊丹延都团练观察使。[82]

另一个为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是，到当年十一月的时候，上述这些新任节帅除了邠宁、河中一方的李怀光依旧身任是职外，其余诸人所任之职已全为他人代替。《旧唐书·浑瑊传》曾曰：

其年，复以崔宁为朔方节度使，领子仪旧管，征瑊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左街使。

常谦光与吴希光的情况史料失载，但推测他们罢职的时间与浑瑊同时，而罢职的原因也应该与后者一样，就是为崔宁担任朔方节度使腾出位置。

对崔宁的移镇也是德宗即位之初的一项重要人事调整。崔宁在大历时代一直担任京畿后院剑南西川节度使，史称：

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84]

因此，如果说德宗罢免郭子仪之职，是其着眼于京北地区的一项重要举措，那么他调崔宁入朝，则明显是为了加强对京南的控制。大历十四年十一月，德宗任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出任西川节度使，并从宰相杨炎之策，“以北边须大臣镇抚”[85]，以崔宁为“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等使、出镇坊州”[86]。同时，

又以灵盐节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灵、盐州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绥、银、麟、胜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州留后。[87]

这是我们首次看到继常谦光、浑瑊、吴希光后出任三镇的新节帅名单。但与前三者不同，他们现在的职衔都是本镇“留后”，而不是“节度使”或“观察使”，因为此时的节度使一职已由崔宁担任。关于这次安排，史称：

杨炎既留崔宁，二人由是交恶……时宁既出镇，不当更置留后，炎欲夺宁权，且窥其所为，令三人皆得自奏事，仍讽之使伺宁过失。[88]

对崔宁的这一安排，涉及杨、崔二者的矛盾，以及中央对待剑南西川的态度，这里暂不展开。但唐廷在处理崔宁的问题时，大规模地牵涉了与朔方军有关的高层调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杨削减崔职并牵连朔方军一事没有受到德宗的阻止，显然杨将崔安排在缩减之后的朔方并进一步限定其权，有意无意地适应了唐廷控制裁缩朔方军的政策。”[89]

吴希光是魏博降将，与朔方军尚无关系。接替他的李建徽是以延州刺史转任鄜坊留后的。李氏与朔方军是否有关我们并不清楚，但李氏既然曾是延州刺史，对鄜坊一镇的情况自是比较熟悉的。继常谦光后出任灵州方面统帅的是同出朔方军的杜希全，但其地位和功绩却不能与前者相比。最需关注的是浑瑊。浑瑊曾因回纥侵扰唐境，于上一年被郭子仪派往振武戍边，并在半年前被正式任命为重建的振武一镇统帅。而在出镇振武前，浑瑊已任至邠州刺史，并在郭子仪入朝之时，被委以邠宁一镇的兵马留后。这一职务显示出，浑瑊很可能原本是被郭子仪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但就是这样一位朔方军的高级将领，此时却被征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担任毫无权力的京城“左街使”。接替他的前代州刺史张光晟虽然亦是曾在河东地区与回纥交战颇有经验的将领[90]，但他的地位显然也不能和浑瑊相提并论。

杜希全为灵州，王翃为振武，李建徽为鄜州，及戴休颜、杜从政、吕希倩等，皆炎署置也。

京北地区的不少刺史职位此时都受到了杨炎的左右。虽然这些措施首要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压制崔宁，而罢除和朔方军有关的三镇节度，只设留后，表面上看也是为了替崔宁的这一任职腾出空间，同时避免浑瑊等人因由节度降为留后并身处崔宁之下而过于委屈。但实际上，如果杨炎没有同时打压朔方军将领的用意，他大可安排浑瑊等人去他镇任职，也断不会只给浑瑊一个“左街使”的莫名职务。而杨炎的这一系列人事安排，若不是在背后有德宗的支持和首肯，他一个人是断然不敢这样做的。

不过，虽然唐廷对与朔方军有关的不少职位都进行了大的调整，但却始终未涉及邠宁一镇。邠宁屯驻着朔方军的主力，改换外系将领或资历较浅者都会产生兵士不受管辖的问题。换言之，朔方军的名号或许还可以给予他人，但朔方军的统治权却还得由本镇主导。事实上，即使唐廷任命朔方军都虞候、在郭子仪时代主掌当军纲纪以致“军中畏之”[91]的李怀光出任邠宁节度使，“邠府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尚因）功名素出怀光右，皆怏怏不服”[92]。不过李怀光到底是“勇鸷敢诛杀”[93]的人物，史称：

怀光发兵防秋，屯长武城，军期进退，（上述将领）不时应令。监军翟文秀劝怀光奏令宿卫，怀光遣之，既离营，使人追捕，诬以它罪，且曰：“黄萯之败，职尔之由！”尽杀之。[94]

史、温等人固然有可恨之处，但既然监军已劝怀光按惯例奏令这些与节帅不协的将领入宿京师，怀光却依旧尽杀其人，可见其为人的“粗厉疏愎”[95]了。有学者认为，唐廷之选中李怀光任使，很可能就是看中了他的“粗厉疏愎”与“勇而无谋”。[96]实际上，这样的将领唐廷未必喜欢，也必然不“易制”，选择李怀光是考虑到他在朔方军中的地位、资历、功绩，以及在抵御吐蕃方面的能力和经验等诸多因素的。[97]所以当建中二年（781）七月，杨炎罢相为左仆射，崔宁亦在此时改任右仆射时，德宗还是仍旧以李怀光“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98]。只不过此时的鄜坊观察使一职由原留后李建徽出任，和朔方军正式撇清了关系。

虽然朔方三镇在郭子仪罢职后，经过这一系列调整最终又全部归于朔方将领李怀光麾下，但曾由杨炎署置担任灵盐等镇留后的杜希全等人，此时也还实际负责着当地的具体事务。或者说，经过这番波折，朔方军这一庞大的政治体多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紧密了。而也正在此时，前任朔方军统帅郭子仪病逝。作为朔方军的精神领袖，郭子仪的去世或许使这原本已显现出疏离倾向的朔方军集团变得更加松散了。而当灵盐、振武、鄜坊等镇逐渐脱离朔方军的控制时，它们与中央的关系实际上也就变得更加贴近了。

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征秀实为司农卿。[99]

而泾原兵也又因城原州与段秀实罢职两事再起变乱。虽然此事不久后的迅即平息倒是为德宗树立权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原州既未筑成，泾原在无端丧失了老帅段秀实，又经历了李怀光、朱泚的短暂兼领，及留后刘文喜的叛乱后，最后还是不得不从本镇中选出兵马使姚令言来担任节帅。

到建中三年（782）四月，由于幽州朱滔叛唐，德宗留朱泚于京，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镒为凤翔陇右节度使。至此，京西南北地区最重要的四镇节帅全部进行了更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