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异族威胁与空间的重构（第5页）

[47]按凤翔在李怀光率兵讨朱泚之际曾一度投降唐廷，但李怀光叛乱后又再次倒向朱泚一边，故而上引史料之“归附”者，显然不包括凤翔。又按兴元元年（784）二月李怀光叛乱之初，泾原尚为效忠唐室的藩镇。到兴元元年四月，泾原大将田希鉴密与朱泚通，杀节帅冯河清，以军府附于泚，遂被后者任命为泾原节度使，泾原才成了彻底站在朱泚一边的藩镇。故而卷三所谓“关中四镇”当仍包括泾原。

[48]《资治通鉴》卷230“兴元元年二月”条。

[49]参见《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三年”条相关记载。

[50]参见《旧唐书·吐蕃传》和《新唐书·吐蕃传》及《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三年”条相关记载。

[51]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3页。

[52]《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53]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4页。

[54]一次是大历八年（773）元载请修原州，一次是建中二年（781）继承元载遗志的杨炎请发泾州兵修原州，但两次都无果。

[55]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篇十一《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上：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第405页。

[57]参见（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3《城盐州·美圣谟而诮边将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9～180页。

[58]参见《资治通鉴》卷236“贞元十七年七月、九月”条。

[59]《资治通鉴》卷236“贞元十九年十一月”条。

[60]《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四月”条及胡注。

[61]《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七月”条。

[6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十《关内河东间河上诸关津及其东西交通线》，第300页。

[63]《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四年闰五月、十月”条。《旧唐书》卷162《韩全义传》记韩全义任夏州节度时为贞元十三年，现据《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及《资治通鉴》此条改。

[64]唐廷此时虽诏神策军赴镇夏州，但神策军是否成行却还是个问题，因为《资治通鉴》此条称：“（韩）全义时屯长武城，诏帅其众赴镇。士卒以夏州碛卤，又盛夏，不乐徙居。（五月）辛酉，军乱，杀大将王栖岩等，全义逾城走。都虞候高崇文诛首乱者，众然后定……丙子，以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

[65]上引《资治通鉴》资料及两唐书《韩全义传》称韩全义时任“夏绥银宥节度”。按宥州的设置在元和九年，而两唐书《德宗纪》则称韩全义任“夏州刺史，兼盐夏绥银节度”，因此韩全义所任节度之名当以《德宗纪》所载的“盐夏绥银”为确。在韩全义担任夏绥节度的贞元十九年，盐州发生将领李庭俊的叛乱。叛乱缘由据《资治通鉴》载，乃是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盐州，为政苛刻所致，由此亦见盐州此时当属夏绥银节度所管。而据《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记载，韩全义的前任韩潭所任之职为“夏州刺史、夏绥银等州节度使”，未及盐州。故而我们认为盐州的由灵州改隶夏州当发生在韩全义任使之时。不过关于韩潭任职时盐州归属一事，《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朔方》贞元三年载：“置夏州节度观察处置押蕃落使，领绥、盐二州，其后罢领盐州。”此处漏载银州无疑，同卷当年“渭北鄜坊”栏就载：“复置渭北节度使，以绥州隶银夏节度。”但按“朔方”栏看，盐州的归属比较模糊，它可能先隶夏绥银，后又被罢领。而被夏绥银罢领后，盐州只可能重归灵州。所以我们仍认为盐州的再次归属夏绥银节度使很可能是贞元十四年（798）韩全义代替韩潭任使之时。

[66]参见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9页。

[68]《旧唐书》卷152《李景略传》。

[69]《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八年七月”条。

[70]《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八年七月”条。

[71]《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八年七月”条。

[72]《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天德军》，第113～114页。

[73]《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八年十月”条。按回纥已于元和四年改名回鹘。

[74]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新宥州》，第106～107页；《资治通鉴》卷239“元和九年五月”条。

[75]参见《资治通鉴》卷239“元和九年五月”条。

[76]《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虽然史书其后载：“至元和末，其请弥切，宪宗以北虏有勋劳于王室，又西戎比岁为边患，遂许以妻之。”

[77]如《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就言：“（元和）十三年十月，吐蕃围我宥州、凤翔，上言遣使修好。”

[78]《资治通鉴》卷239“元和七年十一月”条。

[79]《新唐书》卷177《钱徽传》。

[80]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2页。

[81]因为它是朔方军由“行军”向“镇军”转变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参见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76～86页）

[82]参见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122～130页。

[83]《全唐文》卷742。

[8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