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大门的空间塑造（第3页）

陕虢性格的转变主要是从代宗大历晚期开始的。首先是在大历九年皇甫温调任后，陕虢一镇开始只设“观察使”而不太再设“节度使”了。更重要的转变则是，陕州“陆运使”一职又开始重新设立，并由陕虢廉帅兼任。陕州“陆运使”或称“水陆运使”等，始置于安史之乱前的玄宗时代。[35]其运使之名之所以多以“陆”称，主要是位于陕州的黄河三门峡险段很多时候是要靠陆运而不是水运转输粮饷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河淮地区遭叛乱冲击，汴渠航运陷入停滞，河运当然也不可能为继了。直到叛乱平定后的代宗广德二年，漕运才由刘晏着手重新整顿。史料有关陕州运使在乱后的复置始见于德宗大历十四年五月，“（甲午）以江西观察使杜亚为陕州长史，充转运使”[36]。不过考虑到刘晏的漕运整顿是代宗初年的事情，所以陕州运使的复设，以及陕州廉帅兼任运使的时间，可能应该更早些。[37]

陕州本来就当两京驿道，在叛乱结束后，其漕运转输的地位又得到恢复，因此我们看到，陕虢在军政上的价值，现在逐渐被其在经济上的价值取代了。这一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德宗处理贞元元年七月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的事件中。其时德宗刚由梁州返驾长安，而河中李怀光叛乱又尚未平定，德宗于是语其谋臣李泌曰：

“若蒲、陕连横，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38]

李泌在此时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陕虢都防御观察水陆运使。但李泌受命后最重要的贡献还不止于他成功消除了陕州内部的军事威胁，史料称贞元二年二月，

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砥）柱之险。”是月道成。[39]

李泌凿山开路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此时的关中已经是仓廪耗竭、禁军不乐了。四月的时候，李泌上奏江淮粮运已经至陕。此时，德宗又说了一番话，只是此番话不是对李泌而是对太子说的：

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40]

我们看到，陕州此时仍旧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但其风向标的意义已经不再体现在军政层面，而是体现在经济活动中了。

在李泌之后，作为陕虢观察使的官员应该还是继续兼领运使一职[41]，直到元和六年（811）十月，宪宗因要减少财政开支，敕：“陕州水陆运使宜停。”[42]但是，陕虢在漕运转输上的功用却并没有因运使的停罢而告终，这就是为什么李商隐在文宗时期仍旧会用“控二京舟车之会”来形容陕虢，并且我认为，用这样的语汇来形容陕虢的功用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总之，陕虢性格转变最重要的地方，不仅是它由分隶不同地区的据点，组合成了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藩镇。同时还在于，它的性格也由据点时的“藩垣两京”，变成了作为枢纽的“舟车之会”。

最后我们来谈谈同华的问题。与河阳在武宗时期最终升格为统辖三州的完整节镇相反，同华则在大历初期就已降格并被拆分为只领有一州的“非完全节镇”。同华置镇的时间本来就不长，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同、华两州原本是分隶河中和陕州两镇的。[43]同、华归并为一镇，是上元二年（可能是邙山之败后）京东节镇区划调整的产物。[44]其合并后的初任节帅是禁军将领李怀让。而到了第二任节帅周智光死后，同、华就分镇了。同华合镇的原因与同华将帅由禁军出任的原因相似，应该是唐廷为了加强对长安门户的保障，其初衷本是针对关东叛军的。而同华在设镇后很快就分镇，则是唐廷受了不久后周智光阻兵的影响。史称周智光暴横于华州时：

举选之士竦骇，或窃同州路以过，智光使部将邀斩于乾坑店，横死者众。[45]

周智光事件使唐廷意识到，华州和同州都掌握在一个藩镇手里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因为尽管潼关位于华州，但同州同样拥有一处重要的关隘——蒲津关。潼关固然是出入两京的首选，但蒲津关则是沟通关中与河东的桥梁。实际上，当代宗欲诏河中的郭子仪讨伐周智光时，正是因为华、同两路皆绝，所以代宗不得不“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付子仪，纵裂帛写诏置蜡丸中，遣家童间道达焉”[46]。并且，当潼关受阻时，经由蒲津关沟通渭河平原的汾河谷地，就成了连接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一条备用路线。换言之，若潼、蒲都不由唐廷控制，那么长安东出的重要关隘只剩下稍南的蓝田一关，而出入蓝田的道路主要是通往南方而不是北方的。

所以说，在周智光事件后，代宗分析同华一镇，意欲使紧邻长安的东部藩镇都只控制长安东出的一处重要关隘，这就是由同州控制蒲津关，华州控制潼关，而京畿直接控制蓝田关。随着京东最内层藩镇的细化，其藩镇职能单一化的趋势也就此确定。此举是唐廷保障其心脏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同华分镇及其性格转变的秘密所在。[47]

总之，随着战争的结束，京东三镇的职能也随之发生转变。并且因为身处周边强藩之中，它们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也已不如战时那样突出。这就是京东地区的战时性格与此后的和平时期最为戏剧性的不同。

[1]另一条沟通帝国东、西部的重要纽带是由渭河平原直接通向南方地区的交通线。它主要是围绕长安东南的蓝田关，以及商、金二州展开的。商、金二州控扼长安东出的蓝田武关道与上津道，形成与我们将要讨论的由潼、蒲二关控扼的京东北道对应的局面。不过正如严耕望先生曾经指出的，有唐一代，“长安东南甚少军事行动，（故）此（二）道在唐史上之重要性，不在军事之形势，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之沟通”（《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区》篇十六《蓝田武关驿道》，第637页。此句原只言武关道，其实上津道亦如是）。尤其当唐代中叶，以汴河交通为中心的京东北道困滞时，如玄肃之际的安史之乱、德宗时期的李希烈与朱泚之乱，特别是当关中的唐廷转移到三川时，武关道及上津道在物资转运方面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区》篇十六《蓝田武关驿道》，第637～667页；篇二十一《上津道》，第801～809页）因此虽然商金山区地瘠民贫，但在安史之乱尚未结束之际，唐廷就将其从以富庶的襄、邓为政治中心的山南东道分析出来，直隶京畿[《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辰月”条：“上（指肃宗）乃割商、金、均、房别置观察使，令（来）瑱止领六州。”《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京畿》宝应元年：“京畿节度使复领金、商。”卷67《方镇表四·南阳》宝应元年：“金、商二州隶京畿。”]，并在德宗兴元元年正式设立金商都防御使一镇（见《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南阳》“兴元元年”条），使其成为沟通关中与襄邓的中枢孔道。

[2]参见[日]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64～270页。

[3]《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4]《资治通鉴》卷221“乾元元年三月”条。

[5]《资治通鉴》卷221“乾元元年九月”条：“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将兵三千从己向河南，分为四道，使其将令狐彰将兵五千自黎阳济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阳，史朝义自白皋，周挚自胡良济河，会于汴州。”

[6]《旧唐书》卷152《郝廷玉传》。

[7]参见[日]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62～270页。

[8]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65～168页。

[9]《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10]《资治通鉴》卷221“乾元元年九月”条。

[11]《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12]《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

[13]《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二月”条。

[14]《旧唐书》卷144《李元谅传》。

[15]《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月”条。

[16]《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月”条。当年二月（即元年建卯月）唐廷已诏复“东京”为“东都”，故此条史料中的“东京”当为“东都”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