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河南节度使与张巡（第3页）

张镐终究还是没来得及赶上救援睢阳，而在睢阳城陷十天后，广平王以郭子仪及回纥等军收复东京，各地叛军纷纷撤归河北，而此时已撤至陈留的尹子奇也为郡人所杀。

十一月，张镐率鲁炅、来瑱、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除能元皓据守北海、高秀岩据守大同外，其余皆攻克。十二月，位于范阳的史思明以所部请降，并率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到了次年二月，安庆绪所署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举所部来降。于是河南、河东、河北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全部归顺唐廷，对于唐廷来说，现在只差对据守邺郡（相州）一带的安庆绪给予最后一击了。

不过在此时，以宰相身份出为河南节度使的张镐已向肃宗手书密表，上言：

“思明凶竖，因逆窃位，兵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包藏不测，禽兽无异，可以计取，难以义招。伏望不以威权假之。”又曰：“滑州防御使许叔冀，性狡多谋，临难必变，望追入宿卫。”[43]

但此时的肃宗正欲宠纳史、许诸人：

会中使自范阳及白马来，皆言思明、叔冀忠恳可信，上以镐为不切事机，（乾元元年五月）戊子，罢为荆州防御使；以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44]

张巡时代的最后一任河南节度使也就此被罢职。

六、真实的影像

以上我们以河南节度使的选任为线索，考察了安史叛乱第一阶段河南的政治形势。我们可以将考察的结果以下表的形式展示出来：

表1安史叛乱初期河南节度使任命表

我们在传统上习惯于将藩镇节帅的选任仅仅置于一个纵向的时间序列中来进行考察，但在这里，我则试图在更为复杂的横向关系网中来为这些河南节帅寻找定位。从上表来看，较之于叛军集团相对稳定的节帅任命，唐廷方面的节帅更迭则要频繁得多，其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政治矛盾正是上文所论述的主题。

就玄宗而言，其战略部署原打算以西方军事集团的张介然、封常清牵制东北叛军的西进，最终达到凭借河陇军事力量击溃叛军的目标。但随着两京的先后陷落，玄宗的这一军事计划也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诸王尤其是皇子分统诸道。虢王巨的任命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而李随与吴王祗先后以河南地方势力的身份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在唐廷与叛军争夺河南的同时，唐廷内部的争夺也在进行。肃宗以贺兰进明代替虢王巨为河南节度使，正是其决意与玄宗争夺河南政治统治权的表现。但当贺兰进明来到河南后，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凭借安史之乱业已成长起来的河南地方军阀，如许叔冀等人。肃宗在此时也在调整策略，其以宰相张镐出统河南诸道，试图集合东方诸军救援睢阳并收复河南失地。但张镐实际上也遇到了与贺兰进明同样的问题，面对这些逐渐坐大的地方军阀，有效的控制力已经无法施行。虽然在睢阳失陷后，张镐杖杀了不受禀命、不肯发兵施救的谯郡太守闾丘晓，但对于许叔冀等人，却也是无可奈何，并最终因谏招史、许诸人被肃宗指为不切事机而罢职。随后任职河南节度使的崔光远，其节度性质与此前已有根本不同。许叔冀之辈的实力已经壮大，而自身军事力量不够的河南节度使已经无法凌驾于其上，当然也就要改弦易辙了。

回过头来还要谈一下张巡。无疑，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叛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河南的主要矛盾。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当时的河南，除了朝叛矛盾外，其实还交织着玄宗与肃宗、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这多重矛盾。而从另一角度来讲，所谓朝叛矛盾，与其说指的是唐廷与叛军，倒还不如说张、许与叛军可能更恰当。因为当朝命的河南节帅们从陈留、睢阳一步步地退到彭城、临淮时，张巡却在雍丘、宁陵、睢阳一线死死抵住了叛军长达约两年的攻势。因此，我们现在再来探讨张巡的问题，如果能将他们保全帝国经济命脉的作用置于这样一种维度下来理解，或许就会对其意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张巡没有显赫的官职，他的抗贼之举全然出于对王朝的忠义[45]，但他和许远等人的努力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唐廷方面多大的支持。唐廷虽然一次次地派遣新的河南节帅，但实际上却并没有缓解睢阳等地的压力。而来自他郡的支援与牵制也相当有限，逐渐崛起的周边实力军阀以隔岸观火的心态坐视睢阳的粮尽人亡。所以说，张巡与许远正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为保全帝国的经济命脉战斗的。

回头，让我们再来谈谈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宋真宗途经睢阳庙的记载：

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张）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实际上，当我们查看有关宋代的史料，发现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东封泰山的行程中，其实根本没有经过（实际上也不可能经过）当时的应天府。[46]（见图2）换言之，这段引起我们话题的记载很可能只是子虚乌有。不过，我们不用谴责传记作者欧阳修是否道听途说了这一事件，因为在真宗东巡时，欧阳修（1007—1072）只不过是一个一岁的孩童。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揣测欧阳修是否刻意杜撰了这样一个记载，因为只要对比一下《旧唐书·忠义传》和《新唐书·忠义传》中有关张巡事迹详略悬殊的篇幅，我们就不难想象文忠公即便不是张、许的忠实拥趸，至少也对他们有特别的偏爱。实际上，文忠公的那篇《跋〈唐张中丞传〉》[47]，以及《新唐书·忠义传》“赞”中的那句“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已经将他对张、许的态度公之于众了。而显然，即使这一事件真出于杜撰，欧阳修也不会因此背上任何的政治负担，因为张、许所享有的声誉，已经足以让他们在宋代也同样获得民间崇拜与官方祭祀的待遇。

图2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东巡路线图

（此图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为底图改绘。）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留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49]

欧阳修与文天祥刻画了睢阳庙气脉庄重的形象，庙中的张巡和许远以其“忠义”的品质或是深得帝王的敬誉，或是暗合忠臣的信念，或是具有震遏奸雄的力量。“俨雅”、“雄挺”与“幽沉”是宋人刻绘张许仪容、形容张许事迹、描摹睢阳气场的语汇。

然而，同样表现张巡与睢阳的主题，唐人笔下的忠臣形象与空间场域却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韦应物《睢阳感怀》诗言：

豺虎犯天纲，升平无内备。长驱阴山卒，略践三河地。张侯本忠烈，济世有深智。坚壁梁宋间，远筹吴楚利。穷年方绝输，邻援皆携贰。使者哭其庭，救兵终不至。重围虽可越，藩翰谅难弃。饥喉待危巢，悬命中路坠。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空城唯白骨，同往无贱贵。哀哉岂独今，千载当歔欷。[50]

张巡的事迹固然忠烈可嘉，但他终究身处在一个矛盾纷纭、无法自拔的河南战场。同样，庄严幽沉的睢阳祠也无法掩盖睢阳城曾经的累累白骨与败土颓垣。对于后代的学者或文人来说，时间的不可追还与距离的难以企及是塑造忠臣形象天然的培养皿，它帮助人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凸显或建构忠臣卓尔不群的品性。但培养皿又往往是这样一个空间，它容易抽空诞生此一形象的原始情境。因此，作为与张巡同时代并且亲临战争发生地的唐人，他们的感受或许就更为真切，并且似乎更具有洞悉历史本相的力量。因为他们明白，无论张巡的忠臣形象如何高大伟岸，却终究是脱不了惨烈与悲壮的色彩。

在距张巡的抗贼大约十余年后，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李端途经睢阳，写下了以下这首五言律诗。也许，李端笔下那凄清哀婉的景象与欲哭无泪的感受才最为真切地表达了张巡与睢阳的主题：

睢阳陷虏日，外绝救兵来。世乱忠臣死，时清明主哀。荒郊春草遍，故垒野花开。欲为将军哭，东流水不回。[51]

因为张、许这一支力量，帝国在河南暂时渡过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一波危机。但是，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而河南节度使已被证明不能再起多大作用了，地方军阀业已成长起来，河南的政治地理格局势必将因此发生大的变动。至少，原本不太被关注的河南东部与西部即将进入我们的研究视线。而在结束了河南节度使的任命后，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新的危机将是摆在肃宗面前的新的难题。

[2]据（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等记载，张巡守睢阳时“粮尽食人”之事曾遭人非议，但自李翰撰巡传上之，众议乃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页）按李翰《张巡中丞传》今已不传，而《进张巡中丞传表》则收于《全唐文》卷430[（清）董诰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2页。

[4]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1页。

[5][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53页。

[6]（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7]上引《资治通鉴》作“河南节度使”，《旧唐书·玄宗纪》、《新唐书·玄宗纪》、《新唐书》卷191《忠义上·张介然传》作“河南节度采访使”，《旧唐书》卷187下《忠义下·张介然传》[（后晋）刘昫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新唐书》卷170《刘昌传》作“河南防御使”。当从《旧唐书·玄宗纪》《新唐书·玄宗纪》及《新唐书》本传为是。

[8]《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称：“（玄宗）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至德元载正月”条胡注引《新唐书》卷65《方镇表二·河南》称：“是载始置河南节度使，治汴州，领陈留、睢阳、灵昌、淮阳、汝阴、谯、济阴、濮阳、淄川、琅邪、彭城、临淮、东海十三郡。”按河南节度使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已置，不当于至德元载始置，此其一。其二，新表所载十三郡中，淄川郡较其他十二郡较远，或疑不当在此十三郡中，当补入者为东平郡或鲁郡。鉴于《新唐书·方镇表》普遍存在较多问题，十三郡之名目因此亦未必完全正确，但大致以河南中部为其范围则是不错的。

[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11]参见黄永年：《安史之乱》，《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314～348页。

[12]《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载：“壬辰，上（指玄宗）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此制发布于张介然于陈留败亡后。当封常清、高仙芝败退潼关时，《资治通鉴》又称：“是时，朝廷征兵诸道，皆未至，关中忷惧。会禄山方谋称帝，留东京不进，故朝廷得为之备，兵亦稍集。”哥舒翰代高仙芝成为副元帅后，史又称：“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当然，实际人数可能并无如此之多（据《资治通鉴》记载，实际人数可能是八万，号称二十万）。而且驻守潼关的朔方军应该只是朔方军的一部分，或者主要是籍名于朔方军旗下的一些蕃兵，因为郭子仪所领的朔方军主力此时正在北方作战。而河陇军队的大部倒可能随着其统帅哥舒翰被任命为副元帅，主要由西方被调驻潼关一带了。所以此后高适在为玄宗陈潼关败亡之势时只称其时屯驻潼关的为“蕃浑及秦、陇武士”（《旧唐书》卷111《高适传》）。肃宗之子建宁王倓在马嵬驿之变后也曾对前者言“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