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往人间竟独还（第2页）

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去看他，可以明显感觉到老师的精神在逐渐衰弱，虽然在重病中，他很少谈自己的病情，反而总是和访客谈及他正在写作的文章，谈及他对知识分子、毛泽东、中国革命等问题的思考，谈及他多年未见的某位老学生。（因为身患重疾，高俊林师兄无法前来看望王老师。当我把他的惦念和问候转达给王老师的时候，老师的神情忽然激动起来：“高俊林的命运实在是太不幸了！他如果没得病，就会是你们当中的陈平原！”如今老师已远去，我特将这句话抄录于此，以慰正在与病魔抗争的高师兄。）他谈话的愿望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我的心情总是矛盾的：既无比珍惜他说的每一句话，珍惜听他教诲的每一秒钟，又担心他因谈话过久而过于疲劳，会加重了病情。最后总是理性占据上风，在他谈兴正浓的时候，我不得不硬着心肠打断他，和他告辞，而且怕他多心，从来也不敢录音和合影，现在想起，这个遗憾是今生都无法弥补的。

3月份去看过之后，我内心隐隐有不好的预感，但总想着应该还能支撑一段时间，所以打算五一假期之后再去探望他。没想到5月2日的傍晚，我被微信上的消息打晕了。

2日晚，我从微信上忽然看到王老师去世的消息，但消息还不确切，于是赶忙打电话给孙晓娅，她接电话后让我到南门坐车，她也正要去医院。我赶紧穿衣穿鞋，背上包，跑下楼。我坐车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殡仪馆在北门，找了半天才找到。刘勇、钱振纲、李怡夫妇、沈庆利、李炜东等人已在，肇磊不时哭泣，眼睛通红。我哭了一会儿，深感虚无，如同孤儿一般。晓娅合十，口念佛经。随后退出，刘勇和李怡商量后事。随后老师的二儿子到了，据他说早上他上班去的时候，老师似乎好了一些，没想到……刘勇忙着联系八宝山，他和李怡是办事的主力。我只能颓然站着，不知道能做什么。肇磊兄弟给老师换好了衣服，身旁放着帽子，殡仪馆工作人员和我一起将老师抬起，送入冰柜之中，号码16。

老师的躯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我最后一次离他这么近。

五

王老师已经走了五个月了。平日里我依旧碌碌，波澜不惊；但深夜独坐，块然静思，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留下的巨大空白。这空白使我延宕至今，方有勇气面对老师在我思想和精神上投下的影子。

老师和我单独相处的时间很少，深入的交往也并不多。我对他的理解，更多地是来自对他著述的阅读。对于老师，我最深的感受有两点：一是独立，二是诚实。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却是我的真实体会，我愿意在这里再说一说。

王老师是非常强调独立的人。他经常说：“要找到你自己。”我的理解是，这既是要求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更是要求让自己彻底成长起来，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的独立个体，而且更进一步，独立地做出选择，独立地承担后果。他既是谦虚朴实、尊重他人的，又是坚持自性、绝不盲从的。他以研究鲁迅成名，但绝不仰视鲁迅，而且认为自己在人格上与鲁迅是平等的：“鲁迅伟大，但他死了；我很平凡，但我活着。他能做的事，当然我是绝对做不了的，但我现在能做的事，尽管平凡，尽管不伟大，他也无法替我做。我承认他的伟大，但我也有我的自尊和自信。我不想成为他，也不能成为他。他做了他的事，我现在做我的事。在这一点上，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1]

我以为，这是真正得到鲁迅精神精髓的。他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是由他的强大主体性所掌控的，他尊重学术界的权威观点，但绝不效仿或者迎合别人，等到他成了学术大家，也从来不以权威自居，不强求别人来附和自己、认同自己的观点。他的学生里，有些人的选题他并不完全认可，但只要言之成理，最后总能得到他的同意。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也允许别人坚持自己的想法。他的独立不是压制性的，而是召唤性和激发性的。他从来不希望别人模仿他、复制他，而是希望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成为不能被取代不能被消灭的“那一个”。

这种对独立的敏感、珍视和坚持，是与王老师的成长背景有关的。他们这一代经历了“**”、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时代刻印的痕迹很深，受总体性理论的影响，有强大的自我与主体精神，有着雄辩和斗争性的一面。当然，作为“**”的对立面和反思者，“**”的唯我正确、唯我深刻的强势学风也被一部分新启蒙思想家继承下来。但20世纪80年代学风的另一面，则是对学术民主和自由的初步的认识和建立，无论声音大小，多元对话的局面至少是初步形成了，不再只有一个能思考的“我”，而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独立思考的“我”。谁也不可能真正钳制对立面的声音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王老师形成了他对个人主体性的认识。他以独立性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从来不考虑是否“前沿”“入流”“创新”，是否会在学术市场受欢迎。他在鲁迅研究中提出鲁迅小说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冲破了陈涌模式的桎梏，虽备受批判责难，但绝不妥协；20世纪90年代转向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以自己的阅读感受为基础重新解读古典名篇，并不畏越界玩票之讥；2000年之后，相继提出“左翼文学研究”和“新国学”研究，也都是他的自身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他自己独立思考所提出的主张。

对于王老师这一代人而言，独立思想是最重要的，不是思想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为思想服务。比起独立的自我来，学术其实算不了什么。王老师曾说：“研究一个作家，读完作品，任何人的研究成果都不看，自己先写，写到一半，再参考别人的研究，重复的地方就略去或少谈。”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因为这和今天学术规范“先阅读前人研究成果、了解研究现状”的要求是完全不符的，是很不“学院派”的。但我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避免了别人的研究思路对自己的干扰，尽量保留了自己对作品的原初感受，而后者恰恰是最珍贵的。王老师的文章注释之少，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讲自己的话，不喜欢借别人之口来发言。他的早期博士论文里的注释就很少，除了引用了一些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外，就是《呐喊》《彷徨》的原文；晚年之后，他则更少引用，经常出现数万言长文而无一注的情况。这在今天以繁注为博学、凭脚注显功力的学界看来，简直是逆潮流而动。

独立是有风险的。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便有可能与众人对立，与时流相悖，成为学院之敌、精英之敌、大众之敌、国民之敌。独立意味着寂寞，意味着不被承认，甚至意味着被孤立。

在学术界，诚实尤其是难得的品质。王老师能独立，就在于他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他没有盲目信从后现代主义理论，没有将新文化运动、启蒙主义、新文学、现代性视为话语建构而统统解构之，而是以巨变中的中国社会为基础，维护、阐发新文化、新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维护、阐发“现代性”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意义。[2]无论处境如何变化，无论身在北京还是汕头，王老师都一直在独立思考，并坦诚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主张也许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赞同和回应，也许还备受误解和争议，但珍贵的是，它是王老师自己思考的结果，而不是言不由衷、见风投机的结果。他的诚实并不是顽固不化、抱残守缺，而是以自己的甘于边缘、甘于寂寞保存了一个思想者的尊严，在越来越以立场区分敌我、彼此视若雠仇的思想界，保留了一种“不站队”“不搞圈子”的可能。因为忠实于自己，王老师逐渐显得特立独行与不合时宜，但由诚实而去伪饰，去伪饰而能朴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一个独立、微弱甚至有些孤独的声音，恰恰是当代中国思想生机尚存的证明。

六

行文至此，王老师远去的悲伤逐渐淡去，我转而体会到一种生命的辽阔感。我意识到，我对老师的很多理解，其实是源自老师去世这件事。老师在世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一直会在那里，他一直就在那里。那么他的著述，读多读少，迟一点读早一点读，都不那么重要。但是，先生去世之后，他的那些文字似乎一瞬间被激活了，阅读它们变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因为我意识到，再也不能听到他那延绵不绝、往复跌宕的谈话了，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和交流了。我只能也必须以一个主体的资格，通过阅读他的著述，与他进行平等独立的对话。老师以他的告别人间再一次教育了我。然而我又有一种奇怪而僭越的感觉，老师的肉身虽然消失，化为文字，散入书本，但似乎从这时起，老师才不是那个为大家所有的老师，而是真正属于我的老师。

初秋夜雨，我从架上抽出一本《说说我自己——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恍惚中王老师就坐在面前，抽一口烟，笑眯眯地问道：“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两个孤独的灵魂，谈话才刚刚开始。

2017年10月8日于北洼路寓所

[1]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24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2]参见王富仁：《“现代性”辨正》，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