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富仁先生新国学理论构想的学术价值（第2页）

站在今天的角度，从思想革命来理解鲁迅似乎是应有之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的这一论断是需要有过人的眼光和惊人的胆魄的。他第一个跳出了长久以来确立下来的以“政治革命”视角研究鲁迅的框架，第一次从“中国思想革命”的视角全面地论述了鲁迅作品的“反封建”价值和意义，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超越，更是一声打破思想禁锢的呐喊！应该看到，从“政治革命”视角研究鲁迅的这个框架不是一两天形成的，鲁迅的特殊意义是伴随着中国社会革命发展诞生的，但是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文学创作是鲁迅的思考方式和生存方式。虽然他的作品在政治革命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事实上鲁迅创作的根本价值在于他是从思想启蒙的层面来影响中国社会革命进程的。王富仁对《呐喊》《彷徨》研究的新视角，其意义远远不止于研究鲁迅本身，他实际上提出了必须首先“回到鲁迅”这一重大命题。“回到鲁迅”也就是“回到文学本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本清源，思想解放，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而“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也是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回归正途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从“政治革命的镜子”到“思想革命的镜子”，王富仁不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鲁迅研究视角和系统，更是对后来的学术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这种方法一直贯穿于王富仁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当中，尤其是晚年提出的“新国学”构想，更是反映了他对于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如何共存、中国文学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趋势向前发展的深层思考。但不曾想“新国学”的理论构建还未完成，王富仁先生就在几个月前因病骤然去世，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虑。今天，当我们关注到传统与现代、国学与现代文学这个难点和热点问题的时候，就不得不提到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构想。人们将以继续推进王富仁先生未竟的学术构想，来表达对他永远的敬意和怀念，这可能是王富仁先生所没有想到的，同时也应该是他最愿意看到的。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各界对国学的高度热情，五四新文学确实遭到了相当程度的冷遇。它不像传统文学各种“诗词大会”“成语大赛”那样受到追捧，也不像当代文学时不时在国际上获奖的那般盛况，甚至都不像它本身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新儒学”猛烈批判时那样获得足够的关注。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文学正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境地。然而，对于现代文学本身而言，这或许正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新文学边缘化的过程恰恰是经典化的过程。冷一冷，静一静，沉一沉，文学才能回归文学本身，才能显现自身的价值。古今中外，不管文学还是艺术，成为经典的道路是孤独而漫长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冷静的沉淀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新文学的所谓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的弱化或消亡，相反正是在这种边缘化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新文化是难以替代的，难以复制的，甚至是难以超越的。

一个国家的国学，一定是最传统的，也一定是最新鲜的。它一定包含了一个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全部的智慧结晶。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就是将国学的概念不断狭义化，把它限定为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甚至某一个学科。如此一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新文化就被挤压、被边缘、被排斥在这个“国学”范围之外。在这个背景下，王富仁提出的“新国学”构想，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2005年1月起，《社会科学战线》连续3期刊载了王富仁长达14。5万字的论文《“新国学”论纲》。在这篇厚重而系统的文章里王富仁明确提出：“‘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做出的新的定义。”[13]按照王富仁的说法，现有“国学”定义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他认为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与教授创造出来的“中国现代学院文化”都没有被包含进来。而这些文化，在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沉淀之后，理应成为“国学”的一部分。这是“新国学”最基本也最核心的观点。

“新国学”的提出引发了不少争议，有的学者提出，“新国学”的建构何其庞大，何其复杂。一个漫无边际的学科，是无法建构的。[14]作为一个成熟的学者，王富仁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在笔者看来，王富仁并不是想要真的去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新国学”，而是要树立一种学术理念，建立一种“活”的体系。“新国学”并不是与“国学”对立的概念，因为“国学”就是“国学”，“国学”不分新旧，它是一个整体，但它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循环的整体，王富仁提出的“新国学”，就是提醒我们注意“国学”这个体系本身的动态性和循环性。

当然，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这个身份，让一些人认为王富仁对新国学的建构，是在弘扬“国学”的大环境下为现代文学谋一条出路。同意者赞叹王富仁的煞费苦心，不同意者则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根本价值仍在于其“现代”意义，如果将五四纳入国学的考虑范畴会消解五四的现代意义[15]。不可否认，王富仁对新国学的建构，一定蕴含着他对新文学名归何处的深层思考，但如果说王富仁构建“新国学”的体系仅仅只是为了让新文学“名正言顺”，那也未免太兴师动众了。王富仁提倡的“新国学”，不是为了消除文学的现代性，而是搭建一种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学术空间。这既是一种对现代文学的坚守，也是一种超越。新文学以来的“现代”只有在古典文学的“传统”对照之下，才得以成立。没有西学，何谓国学？没有传统，何来现代？“不是规定性的，而是构成性的”[16]，这正是“新国学”和传统“国学”的内在的质的区别所在。只有在“构成性”的环境中，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将被置于何种位置？现代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曾经有研究者在挖掘出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后，认定“晚清时期的重要”，“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17]甚至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大陆在长期的研究和教学中确实存在对晚清文学不够重视的情况，作为古代文学的尾声，现代文学的先声，晚清文学在文学史中似乎很少得到过“正声”的待遇，这毋庸置疑是不合适的。但晚清是晚清，五四是五四，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用“没有……何来……”的逻辑来解释。如果过于强调传统文化的“旧”，那么传统文化也会变得孤立和狭隘起来，失去了传承和发展的活力。相反，如果过于强调五四的“新”，那么五四这一起点同样也显得孤立化，失去了历史发展的土壤和根系，因此，传统和现代是一对相互构成的关系，传统文化、传统文学和新文化、新文学也是一对相互构成的关系。这种构成性，就是王富仁想要强调的“新国学”之“新”。

距离王富仁“新国学”的提出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围绕“新国学”的讨论仍在继续，与“新国学”相关的杂志、研究机构也仍然在继续致力丰富和实践这个理论。但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今天大部分致力于“新国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仍然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传统国学的研究者似乎并不热情，更不用提被王富仁先生纳入“新国学”范围的数学、自然科学这些学科了，它们是否认同自己是“新国学”？这些问题目前来看仍然是不够明朗的，许多难点还有待深化。但一个观点的提出、一个理论构架的搭建，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需要实践去检验的，不是马上就能实施的，也不是在一个人乃至一代人手上就能完成的。我们对“新国学”的理解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对它的实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2017年5月初稿

2017年8月修订

2017年9月再改

[1]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运动史料》，1981（4）。

[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郭沫若：《望远镜中看故人——序〈郁达夫诗词钞〉》，见《郁达夫研究资料》，53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4]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4卷，4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雪峰：《过来的时代：鲁迅论及其他》，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6]王富仁：《中国现代新诗的芽儿——冰心诗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5）。

[7]冰心：《从“五四”到“四五”》，见《冰心全集》第5册，475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8]冰心：《从“五四”到“四五”》，见《冰心全集》第5册，476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9]戴光中：《赵树理传》，1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10]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3]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上）》，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1）。

[14]参见江凌：《试论国学和“新国学”》，载《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15]陈国恩：《国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16]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下），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3）。

[17]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