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辽东矿税监高淮（第1页）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辽东矿税监高淮

习书仁

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派出大量矿税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并额外课税，对晚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明朝的统治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这场持续20多年，影响到晚明各个方面的开矿课税事件，势必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学界围绕矿监税使派出及其废止、矿监税使的活动及产生的影响诸问题进行了持续研究。口其中对矿监税使这一群体中的人物也给予了关注，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孙文良等运用翔实的资料，尤其是档案文献，对矿税监高淮在辽东的开矿征税活动进行了论述21，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充分留意朝鲜文献的记载。其实，辽东矿税监高淮的活动，朝鲜文献尤其《李朝实录》中记载很多，有些记载多为中国史料所未载。为此，梳理《李朝实录》中之资料以研究高淮，实为必要。本文即依据《李朝实录》之资料，对辽东矿税监高淮的有关问题加以论述。

一朝鲜对宦官高淮充当辽东矿税监的关注

万历二十七年（朝鲜宣祖三十二年，1599）三月，万历帝派遣宦官高淮充当辽东矿税监之事引起朝鲜的高度关注。3有关高淮乡里籍贯，《明史》仅载，其为“尚膳监监丞也”14]。尚膳监是明宦官十二监之一，掌宫中御膳及宴筵诸事，官阶相当正五品。[51问题是高淮能以区区五品监丞谋得辽东矿税监的肥差，必有个中原因。翻检《明实录》，仅有是年三月，“遣监丞高淮督原奏阎大经等往辽东开矿征税”一条记载。161所幸朝鲜文献载录诸多高淮的信息。其中《明实录》中提到阎大经的“原奏”本的内容完整地保留在《李朝实录》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三日条，平安道监司朴弘老驰启的附录中。这份阎大经“原奏”本披露了高淮谋得辽东矿税监的原委：

访得尚膳监右监承高淮，威貌胆壮，智勇俱全，持算检算，锱铢不爽。伏乞圣明，俯览阴图，查稽旧典，特赐允俞。奉圣旨：“这所奏辽东地方矿洞及马市、方物开采，有裨国用。准差奏内高淮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处，会同按抚等官，照例开采，银两及马匹解进，不许扰害地方。写饬与他，该衙门知道。

那么，这位上奏者阎大经又是何许人也?他凭什么为高淮奏请谋此肥差?翻检文献得知，原来阎大经为义勇前卫千户，高淮通过贿赂，由其代为奏请，才获得恩准，谋到此肥差的。[81问题是阎大经乃一介武夫，官不过卫千户，其一纸奏请何以有如此神力呢?欲回答此问题，还是让我们阅读《李朝实录》中保留的阎氏“奏本”，从中探究万历帝允准的原因所在。奏本云：

伏睹大工方兴，上厘皇上宵旰之忧，每省设有内臣，征榷采矿，用济帑藏，惟辽东等事，未蒙皇上择人任事。近据土民张元知等报称：“辽东虽僻在东南，实为邦畿左辅，而朝鲜之贡道也。山产银矿，地有人参、貂鼠皮、骏骐。逮至朝鲜，八道地土沃，金银矿兼獭皮、弓箭、蚕茧、纸札、方物，不一而足，内处选精美者，不时进上。余从辽东等处，征收店税，比例天津等处，每年可得银三万二千两。列太、常山、盖州等处矿洞及开元、广宁马市，计其所入，又将无算。此皆仰裨御前供给之用，可稍助大工万一之费也。”且广宁城内，旧设镇守内臣衙门，基楹俱在，似当因袭仍旧，更易为力。即钱谷充实，缓急有用，边圉多事，应之自如。[9]

由此可知，阎大经奏本中所云辽东、朝鲜“山产银矿”，每年可得银3万余两，以及盖州等处银矿，开原、广宁马市的收入又将无算，“此皆仰裨御前供给之用，可稍助大工万一之费”，正契合万历帝心思，遂允准高淮开矿收税于辽东。当廷臣得知高淮欲开矿征税辽东，纷纷上疏加以阻止，而万历帝对廷臣上疏，“皆不纳”。10

高淮到辽东后，开矿征税行止，更加引起朝鲜的关注。万历二十七年五月，驻守朝鲜明军将领万世德的接伴使沈喜寿在启文中，借译官与明官员谈话，言及高淮等在辽南金州卫开矿征税，激怒市民，引发冲突的情形：

天朝太监，以开矿、店税，出来金州卫地方，苛虐征敛，无所不至，市民不胜怨苦，指嗾行商獾子，将太监酷加绑缚，禁小圈子里，不得出入饮食，势将饥渴而死。

沈喜寿还就此冲突事件发表评论说：“天朝遣中使聚财之举，虽出于非正之供，而市民至于绑缚太监，无所顾忌，人心、风俗，极为寒心。》[11]

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节对矿监税使的活动也多加关注。万历二十七年，右议政李恒福以陈奏使身份赴明，正值矿监税使盛行之时。他在日记中记其见闻：

东征事起，府库虚耗，又起乾清、坤宁等宫，穷极侈靡，以龙脑、沈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又分遣太监，置店于外方，名曰皇店，征纳商税。凡大府巨镇商人揍集之地，皆有皇店，每店岁中所入，多者二万余两。无赖射利之徒，乘时而攘臂，起纷纭，上本争请采珠、开矿者不可胜记。

同年四月，他归国复命，在回宣祖国王明朝“十三省，已为开矿”的问询时，又发表如下看法：“不独十三省，太监分出天下，言利之道大开。臣行一路处处设皇店，榜曰‘奉谕圣旨征收国助’，虽一蔬一菜亦皆有税。道路之人争相怨詈曰：‘皇上爱钱不爱人，未有如此而享国长久之理，我等不久亦将流离如汝等’云。”[131十一月，谢恩使申湿归国，在启文中，就宣祖国王所关心的乾清、坤宁及皇极殿是否缮修完毕，封太子之事是否册封等事的问询，逐一回答后，接下来，就所见闻的矿监税使有如下议论：

大概以开采、征税等事，府、部、科道等官，连章以谏，而圣旨未下，舆情闷迫云云。大仓饷银告匮，各镇自夏间，未得受月粮云。我国使臣赏赐，自壬辰以后，折给银子，以资盘缠，而始自今行，闻以本色给之。今次降敕钦赐银子，亦以太仆寺所储题请云。其匮乏可想，敢启。

这里，他披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明廷“大仓饷银告匮”，各地镇守军月饷银已拖欠5个月了。就连朝鲜使臣作为盘缠的赏银，也始“以本色给之”。这从另一侧面披露明廷白银入不敷出，所以才派太监四处开矿征税。是月二十六日，以陈奏兼贺至使书状官身份赴明的使臣赵翊等人行至永平府，见高淮等矿税使自广宁回北京，他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监一行夫马，几至数百，残驿无计答应，至孥守驿丞之妻，公肆凌辱。出马之家，且讨银子。”1151可见，高淮一行人回京不仅队伍浩大，一路征讨银两，更有甚者，公然凌辱驿丞之妻，其无视法纪纲常竟至如此地步。对此，赵翊无不感慨地说：“宦官之害，乃至于此，中国事亦可知也!”[161

不仅如此，朝鲜还十分关注高淮在辽东与辽东地方官员的关系。当时，坊间传言，辽左有三恶，即矿税监高淮、总兵官李成梁、巡抚赵楫，三人相互勾结。对此，朝鲜也颇知内情。万历三十七年四月，刚即位的光海君与大臣谈及辽东情势时，问道：“李成梁、赵楫被参，是何事耶?”相国李德馨作如下解答：

成梁老妄，处事多误，赵楫亦不严猛，人皆怨咎，故弹论及之耳。吴宗道贻书于小臣曰“辽、广二老（总兵李成梁、御史赵楫也）缔结高大（太）监，且与老酋相亲，图免其罪，欲掩袭二百年忠顺之国（朝鲜——引者注）。故渠罪益重，人言尤起”云云。小臣于壬辰年，以请兵事往辽东，见军容肃肃。前年往广宁见之，则军马疲残，殊异昔日所见。问于其地之人，则高太监多取贸马之价，以其驽骀防纳，而李成梁缔结高太监，受马代立，故如是疲残云云。L21

引文中，李德馨言及的吴宗道，时任明盖州游击将军，壬辰战争时曾为明军最高将领贴身官员，与朝鲜关系甚密。[181吴宗道所言，李、赵二人缔结高淮，且与努尔哈赤相交，欲袭取朝鲜诸事191，充分暴露出镇守地方的大员与朝廷所派太监间相互利用的关系，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崛起的努尔哈赤势力）欲控制辽东的企图。而李德馨所言，则进一步揭示出高淮与李成梁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多取贸马之价，以其驽骀防纳”造成辽东“如是疲残”的事实。朝鲜还注意到，高淮在辽东打击迫害异己。如“中朝直臣”何尔健，有“铁面御史”之称，曾移文朝鲜查核高淮差官张谦“往来作弊之事”。1201高淮对他怀恨在心，“遣人邀于路，责其奏事人，锢之狱，匿疏不以闻”。I211

此外，朝鲜还关注高淮在辽东开矿征税所引起的民生情势的变化。这里仅举发生万历二十八年轰动辽东的金德时聚众事件。对此，明朝文献语焉不详，而朝鲜文献记载颇为详尽。1221万历二十八年，宣祖国王审阅归国的奏闻使南以信的复命报告，就其所关注的明廷册封太子、两宫修建，以及清河堡妖人聚众事件诸多问题，向南以信询问。

南以信在启文中，对宣祖的询问逐一奏答，其中清河堡妖人聚众事件，奏答如下：

到辽东，闻有术士称号金得（德）时者，聚其徒党，几至四五万，据险于清河堡近处，无他兵器，只持大梃，将欲作乱，天朝患其或与老酋相通，令祖总兵来在广宁，以观其发动云。所谓清河堡，距碧潼三日程，我国亦不无意外之虑矣。[231

南以信的奏答中所言，金德时聚其徒党所据的清河堡，临近朝鲜，距边城碧潼仅三日程，这不能不引起朝鲜君臣的高度重视。备边司大臣见南以信书启后，在备忘记中云：

今见南以信书启金得时事，众至四五万云，此非一丑，设使止于一二万，此贼在我境至近之地，而皆是辽左之人，自东征之后，往来我境，山川道路，防备虚实，无不惯知者。且必夷、汉相杂，天朝至以祖总兵为将，而镇之，其势亦可知矣。鸭绿江虽限彼此，夏月则盈盈隔水，一苇航之，冬月则冰合成陆，坦然长驱，不足恃也。沿江列堡，内地郡邑，防备诸具，举皆**然，倘变生意外，其何能御?L24]

备边司从朝鲜国家安全的角度思考，有如下三点忧虑：一是辽东都司请朝鲜出兵配合“挟击”金德时徒党；二是金德时与刚崛起的努尔哈赤势力“相连合谋，作耗于我境”;三是金德时“为天兵所压，势必为穷寇，不北走于虏，奔迸于我”。有鉴于此，备边司不能不有所防备与应对，即派平安道炮手，“或京中炮手，防于其近处”;并从平安道官兵中，选派“能通汉语者，扮作唐人貌样”潜入其居处，作为密探，将金德时“党类众寡，形势强弱，侦探而来”，以作防范。[25]

宣祖国王阅视南以信的奏报后，虽声称，“所谓金德时者，不过钼韆边氓，或烧香诳诱之徒，有何过人之才、机权之术?自速其死，而不能得，为此煽乱耳。天兵一压，如垂千斤之重于鸟卵之上，不足虑也”，但在其内心深处还是充满忧虑，他清楚“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微，而生于意外，此所以古今之变故相仍”的道理。为此，从朝鲜国家安全考虑，宣祖作如下分析：

（金）德时之贼，不足虑之中，恐有甚可虑者隐焉。彼与我隔水相对，此乃剥床之灾也。其众已数万，天戈之下，势必为穷寇，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若北走于胡则幸矣，不然，必奔迸于我。兵法所谓穷寇致死，不可轻也。我国人情弛慢，边鄙之事，不为预措。如壬辰之变，朝廷上惟庸罔念，不以为虑，斥其言边事者，至于上札讥予，罢巡边使，厥后何如乎?德时，草窃，然更为致虑。合冰之前，如不就缚，则不可不别样措置。l261

由此可见，宣祖的分析并非杞人忧天，壬辰之役，朝鲜战前不言战事，毫无防备的沉痛教训殷鉴不远。同年九月，宣祖至吴宗道都司馆所，言及此事时，仍流露出十分忧虑的心情。I27好在明辽东官军全力加以诱剿。据是年九月，义州府尹许顼得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