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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杜受田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奏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6、207页。按：道光二十七年二次入桂时，洪秀全就曾在途中遇劫，事详《太平天日》。

[21]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8页，光绪十五年刊。

[22]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23]“艇匪”拥有枪炮器械，主要劫掠浔、梧江面的商船和沿江圩市的当铺、富户，并不时攻掠城池。主要首领为张钊（绰号“大头羊”）、田芳（绰号“大鲤鱼”），均为广东水手出身，金田起义后一度投奔太平军，旋因不能接受纪律约束而倒戈，后分别被地方团练和官府所杀。太平天国刊行的《天情道理书》对张钊有零星记述，称其“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未几而大头妖果然叛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5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24]袁甲三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奏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6页。按：张嘉祥受抚后，改名张国梁，官授把总，后随战局发展，从广西一直追击太平军至南京，成为清军一名悍将，官至提督，咸丰十年（1860年）在丹阳阵亡。

[25]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6]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5页。按：所谓“不敢出兵”，指会党武装逼近柳州府城时，闵氏在城内按兵不出一月有余。

[27]道光三十年十一月，盛筠因“畏葸无能，又先期告病，规避取巧”被革职，不久病死。闵正凤一度打通关节，于同年九月奉文与向荣对调，任固原提督，旋以“畏葸无能，纵贼养寇”的罪名被革职查办，后被遣戍新疆。参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8、56、110、233、239页。

[28]《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7、68页。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广缙后来顶替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但同样迭遭败绩，太平军攻克武汉后被革职拿问（咸丰八年病死）。咸丰帝怒斥徐广缙“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表示“自愧自恨用人失当”。舆情更是一片哗然，指斥徐氏“拥兵观望，尾贼徐行”“畏死倖生，巧于推避”，纷纷吁请将其处斩。其实，此时的清政府弊病丛生，整个军政系统都已运转失灵，其根源并不在某个大臣疲玩泄沓，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定都金陵，一路势如破竹，与此有很大关系。

[29]周天爵：《致周二南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30]在某种意义上，郑祖琛是在替他的前任梁章钜、周之琦背黑锅。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即云：“赭寇之祸，先由历年官吏惜费纵奸，后误于粤督某制府见危不救，非郑公一人之过，粤人皆知之。公受任于艰难之日，疆事为前官所坏，地方疲弊不堪，伏莽之患已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7页）严正基也认为，广西吏治之不饬，“则由于十数年前，院司以文酒征逐为豪举，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或加以摈斥。有司讳匿不报，遂至盗势益张，涓涓不塞，终成江河，厥有由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6页）。又，广西藩司张云藻久病，不在任上。这客观上也加重了郑祖琛的负担。

[31]徐广缙对广西局势作壁上观，除与郑祖琛有隙外，与广东自顾不暇也有关系。据罗惇衍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奏陈，“广东盗风素炽，而近来横行尤甚”，公然围城勒赎、设厂收税；在新会、四会、清远、韶关、南雄、廉州一带，“贼匪往来如织，商旅不行，各处道路阻艰，几与广西无异。屡年以来，凡掳人勒赎不下百数十次，从未闻严办一案；凡打劫典铺、渡船不下千数百次，又未闻参劾地方官一案。驯至贼匪无所畏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9～50页）。

[32]龙启瑞：《与梅伯言书》，《经德堂文集》卷3，22页。按：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亦云，某相国致书郑祖琛，“再三告诫切勿以贼多入奏”，并附注“某相国与郑公同年至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8页）。有论者推测“某相国”系指潘世恩（乾隆状元），误；应为穆彰阿（穆、郑同为嘉庆进士）。

[33]龙启瑞：《上某公书》，《经世堂文集》卷6，5页。

[34]广西局势惊动朝廷后，郑祖琛想有所补救，曾在省城外督师四个多月，先后平定陈亚贵部和攻陷迁江县城的钟亚春等部，并率先派兵进剿金田村。但这并没有平息清廷对他的怨愤。同年十月，咸丰帝谕令将郑祖琛着即革职；时隔五个多月，又下令将他谪戍新疆，“以为封疆大吏玩误者戒”。郑氏不久在原籍（浙江乌程）病逝。

[35]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5～6页。

[36]《杜受田奏陈两广起事情形并剿捕方略单》，《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6～207页。

[37]周天爵：《致周二南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4页。按：周氏在信中还有一些具体细节描写，颇堪玩味。据载，咸丰元年二月初一，他自省城赴武宣县督师攻打太平军，“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勇一百名，又如石壕驿，未走先哭”；正式交战时，“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周氏还就该县官吏的表现写道：“方到时县官一人，一县皆空，而纷纷向西逃者渡江船无歇时。问县官刘作肃有何准备，答云‘只有一绳’，则大哭。”

[38]参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36、37、39页。

[39]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40]龙启瑞：《上某公书》，《经世堂文集》卷6，5页。

[41]《杜受田奏陈两广起事情形并剿捕方略单》，《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7页。

[42]关于洪秀全皈依上帝的具体原因，以及太平天国宗教是否是“邪教”，详参拙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14～18、438～45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3]The，TheVisionsofHung-Siu-TshuenandinoftheKwang-SiIion，HongkoedbyYeniversityLibrary，1935，p。43。译文采自简又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6册，864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44]如火如荼的天地会暴动吸引了广西官府视线，牵制了其军事力量，为洪秀全等人酝酿起义提供了便利。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咸丰帝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其赶赴广西镇压太平军。此说不确。在获悉平乐府两座县城失陷后，清廷终于意识到广西事态的严重性，赶紧调兵遣将，欲从速镇压攻城劫狱的天地会众。此时，清廷对广西的具体情况仍是一头雾水，洪秀全等人的活动还没有进入其视野。在给林则徐及继任钦差大臣李星沅的谕旨中，咸丰帝只字没有提到上帝会和金田村。郑祖琛最早注意到金田团营动向，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奏称桂平县属金田村等地“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十一月十三日又奏报调兵进剿情形，称金田等地“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内有老幼妇女，被其诱胁从行”。十二月初八日，署理广西巡抚劳崇光奏报副将伊克坦布攻打金田阵亡一事，称“贼势浩大”，已知会广西提督向荣率部赶来会剿。同月二十日，李星沅奏称“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断言金田“实为群盗之尤”（以上引文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79、97、100、104、116、131～132页）。正是从这时起，清政府才终于意识到洪秀全等人才是广西最具威胁、最难对付的力量。按：文中“尚弟会”系“上帝会”之避改词，“伪号”指太平天国国号。

[45]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并没有从战败中警醒，积极求变，而是无视危机和挑战，继续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中昏昏欲睡：传统的夷夏观念没有变，祖宗成法（兵制等）没有变，吏治腐败、文恬武嬉的现象没有变，土地与人口问题没有减缓，等等，从而使中国积弱积弊的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另一方面，清政府又不得不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接受一些变化，诸如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设立租界、领事裁判权、传教士的涌入等。这些变化既引发了新矛盾新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以东南沿海地区最为直接和显著），同时又使旧矛盾旧问题进一步激化，两者交汇，最终导致咸丰朝内外危机的总爆发，即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除太平天国外，同期国内还接踵爆发了其他一些较有声势的反清起事，诸如广东天地会、上海小刀会、两淮捻军，以及贵州苗民、云南回民、西北回民起事等，整个中国几乎成为一片火海。倘若撇开清政府的因素，忽视当时空前激化的种种社会矛盾，单纯从个人角度来推究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那就难以做出正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