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作为战场和情场 巴洛克政治小说和爱情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第2页）

小说内容和标题一样冗长，但情节却不复杂，说的是主人公菲洛洛果（Philologus）作为中国皇帝哈密尔伽（Hamilcar）和英国公主罗沙琳达（Rosalinda）的爱子，自小被送到葡萄牙，后来成为一个温文尔雅的葡萄牙绅士。起初，继承了其父亲的血统的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在冒险中，他身上的骑士性格越发突出，从而掩盖了其绅士风度，并皈依了基督教，像他的母亲一样成了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皈依基督教之后，菲洛洛果决定有所作为。首选目标就是到中国去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帝国。随同他一起前往中国的除了他的恋人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和神职人员。在旅行中，菲洛洛果与出使葡萄牙的中国使臣进行了为时长久的“理性较量”，使这位中国使臣连同随从人员一起皈依了基督教。菲洛洛果的救世计划初战告捷。抵达中国之后，菲洛洛果发现，统治中国的是他的一个远房姐姐，名叫卡拉贝拉（Carabella）。此人不但权欲熏心，傲慢无礼，而且敌视基督教，拒绝所有欧洲人入境。经过长期的斗智斗勇，菲洛洛果终于成功地使女皇相信了基督教的真义。后来，女皇退位，由他的弟弟卡鲁贝斯继位。卡鲁贝斯宣布中国为信奉天主教的帝国，在罗马教皇主持的长时间的庆典之后，虔诚的诸侯们率先步入了新建的寺院。至此，菲洛洛果到中国去救世的计划已告成功，即中国的基督化胜利完成。

作者在副标题里声称，这是一部“真实的故事”。但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历史上只有与周边国家通婚的习惯，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皇帝娶英国公主的事情发生过。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简单地指责作者“胡诌乱编”，而应看到，伽塞尔这种以假充真的写作策略是有其逻辑的，更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中国皇帝肯定是个无神论者，英国公主是个天主教徒，两者之间结合成亲，且育有一子，这点说明，在作者的观念里，基督教义和中国的文化不说能够相通，至少也可以融洽相待，甚至可以相互结合，这就为向中国输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换句话说，中国接受基督教是有其条件的。这一点与传教士们当时的传教策略相吻合。伽塞尔这样做，已经显示出他与哈格多恩和哈佩尔的不同之处：后两位都是集中精力攻皇帝，并通过皇帝来解决皇后和太子的问题；伽塞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派一名天主教徒来担任中国的“国母”——皇后。这比皈依后的中国皇后大概要可靠吧！不信，我们看，尽管中国皇帝对皇后的天主教信仰颇有微词，并惧怕儿子也会随从母亲，便从小就把他送到葡萄牙去。但这不要紧，菲洛洛果不但骨子里流淌着他母亲的血，而且他的保姆也是信仰基督的。因此，菲洛洛果虽然起初是个无神论者，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基督身边。

这是伽塞尔比哈格多恩和哈佩尔来得激进的第一点。第二点在于，伽塞尔不是通过培植中国皇帝、皇后和太子来使中国基督化，而是通过直截了当地解除中国皇帝的权力，来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中国，非但如此，他在小说中还完成了许多的配套工程，如建立寺院，用以训练中国的官吏等。由此可见，伽塞尔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其骨子里的救世史思想较之哈格多恩和哈佩尔要深刻和浓厚得多。哈格多恩和哈佩尔无论如何都是通过艺术手法来表现救世史思想的，或者说，救世史思想在他们笔下是经过或多或少的艺术加工的，因而是隐形的和潜在的；而伽塞尔的救世史思想则是**裸地再现于他的作品中，不加修饰，不加掩盖，因此，在伽塞尔那里，圣经图景中的中国现象最终宣告完成。

总而言之，无论是巴洛克诗歌，或是巴洛克小说，它们所给出的中国形象都充满了圣经情调和救世观念，因而，这种中国形象只能是德国人当时刚刚兴盛起来的外向化意识的一个对象。这样便形成了一种趋势：从整体上认为西方文明较中国文明要优秀，从而把中国人看作异教徒和野蛮人。作为异教徒的中国人，必须由救世史思想来加以拯救；而作为野蛮人的中国人，又该如何对待呢？同样需用基督教来加以驯化。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就在伽塞尔把救世史观念推向顶峰的同时，理性（Vernunft）已经提上了西方人的思想建构日程，而且在伽塞尔的作品中还发挥了一些微妙的作用，否则他也不会把他的作品命名为“理性的挑战”。而通过“理性的挑战”，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结束了其初始阶段，迎来了一个的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参见RaymondDawson：《中国变色龙》，9～34页。

[2]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34页。

[4]这是罗耀拉的一句名言，参见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7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5]伊莎贝尔·席微叶，约翰-路易·席微叶：《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见安田朴，谢和耐等：《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3页，成都，巴蜀书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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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47页。

[8]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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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10页。

[12]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31页。

[13]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35页。

[14]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16页。

[15]杜凯文：《清代西人见闻录》，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16]杜凯文：《清代西人见闻录》，9页。

[17]杜凯文：《清代西人见闻录》，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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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0]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上册，32页。

[21]伊莎贝尔·席微叶，约翰-路易·席微叶：《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见安田朴，谢和耐等：《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17页。

[22]GePhilippHarsd?rffer：《花之歌》（Blumen-Lied）。

[23]MartilidgeistlicheDig，BerlinundStuttgart[1889]，S。7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