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庄余霞1（第3页）
半小时过去后，特遣队没有回应。于是一营营长张宝坤命令各连以猛烈火力向被包围的敌人射击。敌人在遭到火力打击后，答应投降。
用杨石毅的话说，这就叫作“政治形势需要有军事压力来配合”。
最后，一位腰部负伤的美军少校军官下令投降。后经查明，这名少校名叫约翰·麦克劳林（JohnN。M），是美国第十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助理兼陆战一师联络官，是特遣队的指挥者之一。教导员叫营部军医滕文彦给他包扎好了伤口。
志愿军派营部通讯班长杨锡林作为受降代表，接受被围军队的投降。约半小时后，240名联合国军士兵放下武器，举着双手，像长蛇似的排成一字纵队向志愿军一营投降。
有一位志愿军战士见到排成一字纵队投降的联合国军，调侃道：“美国兵在杜鲁门的操心培养下，麦克阿瑟的大力教育下，的确是正规化的部队，投降动作都受过相当时间的训练。”有人更具体地说“起码三个月”，引来其他志愿军官兵一片笑声。
在这240人中，有美国、英国、土耳其官兵182名、韩国军人53名、日本军人3名，还有台湾国民党军士兵2名。
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杨石毅部还缴获了坦克4辆，包括击毁的汽车78辆，火箭炮1门，无后坐力炮10门，90火箭筒10余个，轻重机枪26挺，步枪200余支及各式无线电台、步话机等物资。这是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军营一级成建制的投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军史上还从未有过。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特遣队的240人集体投降的消息，传到了第一大厦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和美国华盛顿五角大楼，麦克阿瑟总司令和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都大为震惊。
非常有趣的是，当年下令投降的美军少校军官约翰·麦克劳林度过近3年的战俘生活后，于1953年获释回国，16年后成为美国少将，1974年晋升为中将，任美海军陆战队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参谋长。
乾磁开阻击战是二十军六十师入朝作战以来，在军事、政治攻势合力下，迫使联合国军向我军投降的一个典型战例。杨石毅作为这次战斗的主要领导和组织者，用政治手段迫使240名联合国军投降，不但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而且从心理和气势上压倒了敌人，为长津湖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久，杨石毅晋升为一七九团二营教导员。
值得一提的是，杨石毅在战斗之余，还真实地记录了他在抗美援朝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书写了《在正义战火中的一段回忆》，总结了志愿军一七九团取得战斗胜利的具体原因，为专家学者研究抗美援朝历史提供了一手的资料。杨石毅的《在正义战火中的一段回忆》已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当时随二十军六十师参战的除了杨石毅以外，还有庄余霞战士杨国彦、杨逸波、杨江平和杨纪法等。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五、在生死与去留之间
生命宝贵，人皆知之；职位珍贵，人皆明之。在生死、去留之间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灵魂，它比世界上的任何鉴定都真实，比世界上的任何定论都正确。
杨石毅，庄余霞人，是一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的英雄，共和国的高级将领。他在生死面前，总是选择后者。
1949年4月17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所有指战员准备渡江、努力成为“渡江第一船”的时候，杨石毅部突然接到命令，让其带领所在连（六十师一七九团一营一连）迅速赶到永安洲，抢占永安渡口，为部队渡江扫清道路，为即将开始的渡江战役架好桥头堡。
接受任务以后，杨石毅指导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反复争夺江坝时，一块弹片穿透他的右肺，一枚子弹打中他的左腿。在生死关头，他还是命令赶来救助的班长不要管他，赶快抢夺渡口，保证大军顺利渡江。4天后，渡江战役正式打响。杨石毅虽然无法亲临战场，但其为全局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已经使渡江作战的序曲更为雄壮，更具气势。
1985年，当祖国再次需要军人保卫家园的时候，杨石毅又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反击越南侵略的战场。
杨少华，杨石毅军长的长子。1983年，杨少华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司令部当参谋，后主动要求下连队，由副指导员改任副连长，带领一个加强排，坚守在老山战区最前沿的阵地，打击越南侵略者。
对于身经百战的杨石毅来说，送儿子上战场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但他想到的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带个好头。”他告诉儿子，只有“经受住艰苦，才能克敌制胜”。他鼓励儿子：“打仗靠勇敢，勇敢靠理想，有了勇敢和理想，才能出智慧，出战斗力。祖国是叫你去战斗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我牺牲精神，越是怕死，就越是要死。在忘我地消灭敌人中求生存，这才是战争的辩证法。”
杨少华，这位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军人，显然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在极其残酷的战场上，在血与火的危境中，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超优的答卷。
据报道，1985年1月15日，杨少华率领的一个排，与敌人连续激战17个小时，打退了敌方两个营加一个特工连的十多次疯狂进攻，毙伤敌军三百余人。杨少华确实在正义的战火中打出了新一代中国军人的尊严。
世界上能把个人的生死交给战场的人不多，能把个人的生死和儿子的生死都交给战场的人更少。这需要有勇气，更需要有超强的信念。这一点，杨石毅军长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自然。或许，真正的伟大就隐含在自然之中。
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在个人的进退与去留面前，58岁的杨石毅军长主动地选择了“退”。在军队党委会上，杨石毅说：“部队建设需要新陈代谢，仅就我年龄而言，也该早点退下来。”
1985年1月23日，在武汉军区第二十军党委和机关举行的“正确认识精简整编、自觉服从大局”的演讲会上，杨石毅军长念了一封从云南前线寄来的信。信中写道：“爸爸，当你接到此信时，我已战斗在‘李海欣’高地上了，战争是残酷的，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平时，我们一些同龄人总觉得社会这样、那样地满足不了自己——这些80年代人的胃口……大炮震醒了我，我真想通过舆论界向人们呼吁：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环境，它是多么来之不易啊！”“现在，高地已被炸成焦土。我已经做好了献身的准备。既然选择了军人这个职业，就不怕流血牺牲，我如果真有不幸，九泉之下也感到光荣……”
杨石毅军长念完信，十分诚恳地说：“信是我儿子写来的。我无意吹捧此时生死未卜的他，我只不过想，在目前进行的精简整编中，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走、调、退、改、留的问题，该怎样对待？请想一想前线的同志们！”
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局面前，杨石毅军长再次向组织表明了他那坚强的党性，为全军树立了榜样。1985年3月28日，总政治部余秋里主任代表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全军第二期整党工作会议上表扬了杨石毅军长，认为杨石毅的行为“充满着共产党人的党性和正气”，“我们就是要提倡和发扬这种精神”。
杨石毅在生死和去留之间所创写的“文字”，无论是对于当今还是对于未来的人们都极具教育意义。它是一部用真实书写出来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杨石毅所彰显的是共产党人的豪气，所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牺牲自我、报国兴邦的铮铮铁骨。
我们为从庄余霞走出来的军长喝彩，更为庄余霞能养育出像杨石毅、杨少华这样的英雄而感到骄傲。
应该说，庄余霞的昨天是光荣的，庄余霞的明天更是光明无限。
我们衷心祝愿庄余霞这块革命老区能够抓住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草塔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下，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更多的奇迹，使红色庄余霞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机。
[1]原文发表于2015年8月13日、8月19日的《诸暨日报》，原题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红色庄余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