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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执政创造力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非常欢迎大家选择“历史思维和创造”这一专题课程。今天我讲课的题目是：历史学与执政创造力。

在讲课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中央电视台记者对俄罗斯总理普京的采访（播放中央台视频）。主持人说：“昨天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俄罗斯驻华使馆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普京畅谈，这位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俄罗斯领导人说业余时间他最喜欢研究历史。”普京说：“首先要透露的是，我的业余时间非常少。当然，一旦有业余时间，我会把这些时间用于提高解决工作难题的能力（上）。因为这是我的最终爱好，当然也是我工作的成果。我也争取能够不断了解新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研究历史。”

应该说，在政治家中有很多人都喜欢研究历史。我们先看看史沫特莱对毛泽东的一个评述。她说：“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做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而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1]这个评述应该说是非常到位的。

我们再看看周恩来对历史的精辟论述。他说：“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象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2]

邓小平的女儿邓琳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她说：“我爸爸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两套书：一套是《史记》，还有一套就是《资治通鉴》。”[3]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政治家都喜欢或重视历史？（停顿、思考）这是因为：政治家需要了解国情，而国情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现实，另一个就是历史。离开历史的爱国主义是肤浅的，是没有根底的。政治家，包括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不了解历史就很难明白现实，很难开展工作。

当然，政治家们也非常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他们的行为要接受历史的监督，要接受历史的审查，他们的成就也要等待历史的鉴定。所以，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敬畏历史。

那么，历史、历史学对政治家们治国安邦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今天我们就讲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第二，历史学的价值；第三，正确认识历史与执政创造力。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

一、历史和历史学

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事物与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历史是客观的，它已经存在了。它不能被复制。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呢？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最主要路径。客观的事物已经存在，那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及时发现客观的真相方面，历史学就起重要的作用了。从事历史必须要进行历史学的探究。历史学的研究是一项综合的工程。这项工程包括取材、分析、形成思想、得出结论，等等。因为它的整个制作过程是和科学研究相一致，所以，历史学是科学，是能够产生巨大作用的科学，凡是认为“历史学无用”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从事历史学工作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这个训练包括文字的解读、思想的形成、文字的表达。历史上的问题和事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解释的，历史绝对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学需要真实，需要真实基础上的思考。它是求真基础上的思维活动。所谓历史“能够随意解释”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这就是说我们现阶段电视上的某些戏说历史，或者随意解释历史的现象都是与历史学背道而驰的。舆论和观众的爱好，不一定与科学的说法相一致。这一点，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学者，都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

从历史学的训练层面看，因为它要取材，也就是说历史的客观真相已经不存在了，许多信息都保存在文献等材料之中，保存在文献的记录之中，所以对文献的记录要特别关注。我们生长在中文世界里，中文应该不错，但实际上，对于中文文献表达出来的厚度或者表达出来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准确地把握的。举一个与大家关系密切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如“聖”（简写为圣）字。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的许多概念如“圣”字是不存在的，或者有概念，但没有表意的符号，后来我们的祖先把它简化成图或文。其实我们的古人在提炼过程中早已经告诉了我们“圣”的核心内涵。“耳朵”就是说要成为圣人，第一必须了解情况，第二形成思想，第三用“口”即嘴巴把思想表达出去。如果这几个程序都做不好，你不可能成为圣人，而且还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壬”，很踏实之意，即像大地那样，实实在在地了解情况，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去。我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讲，了解情况就是“认识世界”，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去，变成行为，就是“改造世界”。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要在文献中，取材分析，形成思想然后把它表述出来，这都要下很大的功夫，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而这个训练模式和政治家的决策过程具有一致性，即大家都要搜集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形成（思想）作战计划。唯一不同的是，政治家还要下命令，组织执行或落实相关的计划。而在下命令之前的过程和历史学的训练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说历史学的训练和政治家的决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许多政治家都重视历史，重视历史学的研究，这显然与历史学能帮助政治家解决问题有关。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

二、历史学的价值

历史学是一个大学科，包括的内容很多，有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等，但它的核心还是政治史。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明天的历史。虽然这句话不够全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白寿彝先生说，“政治是历史的脊梁”。刘家和先生说，“历史是政治现实运动发展的轨迹”，现实的政治运动发展的轨迹来自何处？来自历史。所有的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历史学研究的是大问题，是与国家、民族和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大问题。历史学是治国安邦的大学问。

那么历史学在治国安邦中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下面我讲一段历史，以说明历史学作用的重要。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的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文本写得非常精彩。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师范毕业生，师范生有自己的长项，其中最重要的长项是能把自己的思想简洁明了地告诉大众，从而影响别人的行为。这一点，在毛泽东这位受过师范教育训练的政治家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非常简短，总共只有四段。

第一段讲了20年来（1921—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某些方面的进步，很简练。毛泽东这样说道：“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毛泽东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分析了中国共产党20年来在理论认识与革命实践两方面的进步。

第二段讲了中国共产党这20年来，尽管有进步但有很多缺点，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有什么缺点呢？也就是说，这个缺点是什么呢？这个缺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研究现状不细致。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第二，研究历史不够，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有“言必称希腊”的现象。“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当然，“言必称希腊”从政治的含义上讲是非常巧妙的一句话，这里的“希腊”显然是指“苏联”，指从苏联那里学来的所谓教条式的理论。话讲得非常有策略。第三就是学习国际的经验、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方面还没有做好，还做得不够。“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这是三个很大的缺陷。大家如果留意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三大问题都与历史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报告的第三段讲的是，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为讲述方便，我分别将相关的内容列表如下：

表3主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比较

毛泽东给主观主义者的画像是：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句话既形象，又生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主观主义者的要害。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毛泽东开出了解决问题的处方，就是要加强对现实的研究，同时，对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史要有组织地进行研究，当然还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