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执政创造力（第3页）

第一，创造力是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执政创造力来自多个因素，正确认识历史显然是执政创造力的重要保障。不了解现实的来龙去脉，脱离历史去研究现实问题，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因为许多问题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环，不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研究，就无法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

领导领导，你自己都不清晰，怎么去指导别人？为什么领导的话叫做指示，指示就是告诉大家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指示的基础就是要对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应该说，我们党在这一方面有很成功的例子。例如，198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叫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六十年发展的历史中来确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一部用历史真实来解决我党重大问题的典范之作。

江泽民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原来是学工程技术的，这几年到中央工作，花了不少精力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书。你不看些历史书籍，古往今来许多中外历史上的事情都不知道或不甚了了，就难以做好工作。”[9]我自己认为江泽民的这个话是心里话，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江泽民举了一个例子，在我国政府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以前，他已经把香港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所有的历史语文课本都看了，目的是从中了解香港社会、香港文化历史背景和香港居民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香港的平稳过渡以及持续发展显然与中央在深入研究香港历史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决策有关。

政治家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们一旦与历史学结合，其处理问题的方法就会更合理，工作会更主动，成效也会更加明显。优秀的政治家都会在历史宝库中汲取智慧，从而提升自身的决策能力。

第二，执政创造力与政治领袖有密切的关系，与政治领袖自身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时代对政治家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历史学恰好能给执政者提供重要的资料、案例与智慧。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现在的民众或新闻界对政治家的一言一行都非常关注。而历史学恰恰能给政治家们提供无数的智慧，因为这是由历史学的特点所决定的。那么历史学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历史学的特点是可以和国内外一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打交道。这个学科和别的学科是不一样的，它每天都可以和国内外一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打交道。我们从中可以看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学毛泽东的思想，听温家宝的演讲。

首先我们来看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7年后），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借用诗经中的这样一句话来阐发自己对孔子的崇敬之情。他这样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大意是：高山啊，使我仰望，大路啊，让我行走；虽然我永远不能攀及顶峰，走至尽头，但我的心还是非常向往。司马迁接着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其意思是说，天下从君王直至贤人很多，生前荣耀一时，死后也就结束了。孔子一介布衣，传世十几代，学者都尊崇他。上至天子王侯，中国凡是讲习《诗》、《书》、《礼》、《易》、《乐》和《春秋》的都要以孔子的思想观点来作为衡量正确的标准，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这对孔子的评价已经达到极点了。这是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很典雅，很高。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只是一个“圣”字，而司马迁则评价其为“至圣”。

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财富就更多了，这个伟人太伟大了。1944年，作为重庆《新民报》特派记者的赵超构到延安采访毛泽东，之后曾发表过《初见毛泽东》一文。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他精通共产党理论，而同时更熟悉中国历史。……中国的史书包括许多统治民众经验，同时也指示许多中国社会的特性，精通了这些，然后可以知道在某种程度以内尊重传统的力量，或利用旧社会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毛泽东……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工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作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工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10]从历史上看，毛泽东确实是融学习历史、使用历史与创造历史为一体的典范。毛泽东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很多，如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这是我们做管理工作的人、搞学术的人、搞教学的人都要认真学习的。它有普遍的意义。如果你连自己的根据地都没有，怎么去发展根据地，怎么去建立更大的发展空间？又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也是一成功经验。对弱势的一方来讲，只有在运动中才有可能把敌人的弱点充分地“调”出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消灭。这些都非常符合辩证法。如果大家留意的话，毛泽东有一句话叫作“党指挥枪”，这十分重要。“党指挥枪”是有前提的。如果党的水平不行的话，怎么能指挥得动枪，所以党一定要优秀。只有优秀的党，才有可能指挥得动枪，两者才能结合。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你即使想要改变军阀的部队，你也做不到。而党的代表者恰恰是优秀的干部，所以必须加强我们党的干部建设，加强我们党的干部的先进性建设。从历史层面上看，“党指挥枪”这一理论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党的杰出领导人。再如，“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号召人民解放军把所有的勇敢、勇气都用出来，去追击走投无路的敌人，不要为了“和平”的虚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让其卷土重来。这话中既有历史又有经验，既有智慧又有思想，其创造力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述。我自己认为大家应该多关注、多研究那些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中奋斗出来的领导人，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有解决一切困难问题的方法和武器。

温家宝的演讲既在宣传和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同时也在不断地传播中华文化，铸造中国形象。他演讲的价值不止在一个方面，而是在多个方面。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就是说如果目标是百里的话，即使走了九十里，还只是完成了一半。用毛泽东的话讲，万里长征还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是说，即使困难很多，也不用怕，因为你能够了解它的发展规律，居高临下，高瞻远瞩，因此浮云很快就会飘去，不会长久。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说，应该把“心”立于天地之间，把“命”置于百姓之中，然后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把“心”立于自身之间，把“命”置于个人之中，这就显得太小了，根本承受不了“继绝学”、“开太平”的重任。所以我认为温家宝的文化素养显然是与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大国形象相匹配的。

向一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学文化对于提升执政创造力很有帮助。从一流的思想家、政治家那里，我们除了可以学文化以外，还可以学管理、执政语言或执政风格。这更是历史学的强项。而真正把这些学好了，对于提高自身的执行力、判断力和决策力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执行力、判断力和决策力都会直接影响执政创造力。我们现在到处讲决策力和执行力，但它们的关键还是创造力，也就是你要有引领、指导别人的能力。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讲，执政创造力体现于各个细节之中。

我们先看看毛泽东的表扬艺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面有一支骑兵跟了上来，这就是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军队。这支队伍如果跟着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麻烦，因为红军刚刚到陕北，脚跟还没有立稳。所以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带领军队把这一支跟过来的军队打回去。胜利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表扬信，内容是：“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很谦虚地把后面的“唯我彭大将军”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我的问题是：这封信表扬的到底是谁？（停顿、思考）这封信的第一个层面肯定是表扬彭德怀，但第二个层面毛泽东表扬的肯定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相互合作。毛泽东的名字没有出现，但信是毛泽东写的，毛泽东表扬的是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亲密合作。第三个层面表扬的又不纯粹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合作，实际上毛泽东表扬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彭德怀的战术落实之间的密切合作。这应该是这封表扬信的核心。这些创造性的表扬方法和形式对于提高我们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应该说意义深远，价值巨大。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笑声）

这是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讲的一段话。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而不是我们大家都在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毛泽东讲这句话的时候，中国的版图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放，用“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么一句话就把国统区、解放区和世界各个地区的华人都团结起来了，说出了所有华人都想说的话。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有一种彻底翻身的感觉。这就是毛泽东语言的创造力，其威力是不是胜过百万雄师呢！执政创造力有可能来源于单位、团体的合力与实力，也有可能来源于制度与规章的合理规定，但有的时候，常常来源于领袖们或管理者自身的语言！！！

思想的创造力常常在领袖人物身上表现得非常清晰、非常充分。举一个例子。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定规则。正是由于这个新规则，即三个世界的理论，解决了无数外交以及一系列国际关系等问题，结交了许多朋友。政治家的思想和语言的创造力太大了。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客人时讲亚、非、拉三洲是第三世界，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说第三世界的兄弟们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72年美国总统就来了，尼克松访华，之后美中关系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三个世界理论作为一个完美的、完善的体系是1974年出现的[11]，但1970年的时候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周恩来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经过长时间段的思考以后形成的结论，这个三个世界理论把中国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这个理论拉近了亚、非、拉大量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其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任务，我们之间都是朋友，都是命运一致的朋友，我们都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国家独立的。就是这样一些有共同命运、共同遭遇的朋友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之思想创造力可见一斑。没有动用任何武力，也没有其他方面的任何重大动作，却取得了武力等都很难达到的效果。所以，许多行为是伟大的，但正确的思想可能更伟大。一旦正确的思想与行为相结合，那么它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更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邓小平的执政风格。从邓小平的执政风格中能看到什么？在座的各位一定都读过《邓小平文选》，那么各位读过《邓小平文选》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停顿、思考）我认为这个文选非常好，从《邓小平文选》中我们能够判断出邓小平是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聪明睿智的实干家、成就盖世的总指挥家。他改革的所有目标几乎都实现了。无论是农村土地承包，还是建立经济特区，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废除干部终身制，还是一国两制，等等，可以说是项项成功，场场凯旋。邓小平的执政风格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集决策、动员、宣传、落实、总结于一体。我认为这种风格与邓小平长时间担任政治委员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政治委员的性格。

“毛委员救国，邓政委富国”，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说明决策力和执行力都来自历史的永恒真理——会“做人的工作”。

古人说，“君子以多识（记住）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刘知幾说，读史可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内省”。西方近代哲学家培根也有一句话，他说：“读史使人明智。”这些都告诉我们，历史学对人的人格的完善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楷模，更应该主动地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因为在你们的身上肩负着“为万世开太平”、“兼济天下”的重任。

最后我想用下面的话，结束我的讲课：“人固然可以忽略过去，但永远不能与过去分离。因为先人们创造的历史和文化始终伴随着你我，与我们同行，给我们便利。它们渗透于我们的血液里，传递于我们的语言间，闪光于我们的思想中。我们应该对历史怀有敬意，怀有崇高的敬意！”（热烈鼓掌）

[1]阿古拉泰主编：《名人眼里的毛泽东》，108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2]转引自郭圣铭：《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载《史学史研究》，1985（2），2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编著：《话说邓小平》，3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Livy，HistoryofRome，Preface，10。

[5]李守常（李大钊）：《史学要论》，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李守常（李大钊）：《史学要论》，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8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0]阿古拉泰主编：《名人眼里的毛泽东》，150～151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11]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最为完整地提出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就中国的对外政策做了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