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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学生，我对“县”开始有所了解，是1968年作为知青到江西省新干县插队落户以后。

我们下放的生产队，是一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位于两个小山之间。然后再由7个差不多大小的村庄组成大队，其中地势较为平坦、人户稍多一点的村庄（40多户）就成为大队部的所在地。离我们大队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镇，当时是公社所在地，除公社机关外，有一个供销社，一所卫生院，一个中心小学。镇上平时比较冷清，只有逢五、逢十赶集的日子才热闹一点儿，农民会把自家平日省下的鸡蛋、蔬菜之类拿到集市上出卖，换点现钱或买回急需的日用品。

离镇再有十多里的地方就是县城。当时的新干县，只是江西井冈山地区（今吉安市）所属的一个小县。整个县城内只有一个丁字街，街口面临省道的两端分别立着百货大楼和新干饭店，主街的两边分布着各个机关，只有不多的几家小饭店、小商店。县城虽不大，却是当时全县20多万人的政治中心。每年春节过后农忙开始前，生产队长都要到县里开四级干部会，回来后再向社员传达当年的生产与征购任务；每到农忙和收割季节，都有县、社干部下乡，检查督促各项任务的完成，同时也给予一定的指导。那时的县，除了农机修配厂，没有其他工业。县的运作，更多是围绕农业而展开，种粮、收粮、征购，构成年复一年的繁忙图景。

正是下放的这几年，才使我知道我们国家除了城市之外，更多的还是散布在每一个省的县，以及组成县的无数乡镇和村庄。县，才是构成我们这个国家的细胞，是支撑城市运转的基础。

后来考入大学，离开了新干，开始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生涯，但曾经生活过的“县”始终是我心中的难以忘怀的情愫。县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它是怎样演变的？县的组织和运作机制究竟是怎样的？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组织在过去和现在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在激发着我，想去寻找答案，想去进行研究，但都因其他研究课题的关系，迟迟没有动手。十多年前研究晚清政治，阅读资料时，发现其中竟有不少州县的材料，我一一抄录下来，不知不觉积累了好几本。在完成晚清督抚政治的课题后，我决心将研究重心转到州县，但由于手头资料很零散，一时竟不知从何处入手。此时，先后看到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和魏光奇所著的《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等书，我豁然开朗，开始对清代州县制度有了清晰、完整的了解。鉴于自己以往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晚清，于是我把对州县的研究重点放到了清末州县制度改革方面。先是申请了一个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完成并发表了相关系列论文；结项后又以此为基础，申请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本书。

需要补充的是，2015年，我回了一次新干县。使我惊讶的是，新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宽阔的马路取代了昔日的丁字街，购物中心和大超市取代了传统的百货大楼。更重要的是，县里已经开建了多个市场，分别集中了许多农产品和农机、建材、五金商品的生产与经营户；平整的水泥大道已经把县城与各个乡镇村联系在一起。现在的县，已经不再仅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成为工业和农业产品的集散地和物流中心。

从文献资料中的晚清州县，到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生活其中的县，再到21世纪所见到的县，不正是时代变迁的写照吗？今天的县与大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始终期待着，期待每一个县城都能成为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交通方便的美丽城市，每一个乡镇与村都能成为同样的美丽乡村。

本书出版之际，正是我72岁之时，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我的父母双亲，是他们养育了我，并言传身教，赋予我做人的基本品质。感谢当知青时期村里的父老乡亲，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是我度过艰苦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感谢我的所有老师，是他们给我知识和能力，给我插上思想的翅膀，指导我走上教学与科研的道路。还要感谢我的丈夫，他虽然研究的是古汉语，但文史不分家，有他的激励，我才能一步一步向前走。

最后，在研究此课题的过程中，受到许多老师与同人的启发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王艳平编辑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谢谢你们了！

刘伟

2019年4月于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