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保甲与团练（第1页）

第一节保甲与团练

一、晚清的保甲

在州县的治安体系中，保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稽查奸宄，肃清盗源”，被统治者视为“整顿地方良法”[3]。关于晚清的保甲，人们常有“废弛”之认识，其实，无论朝廷谕旨还是官员奏报中，“废弛”“视为具文”都是常用语，但“废弛”并不等于不存在，否则就无法解释18世纪中叶以后保甲取代里甲承担税收的事实。[4]

实际上，保甲是一套包含编户、联名互保等一系列措施在内的制度体系，其治安功能就是建立在这一套由人户和共同承担责任原则编就的网络基础之上的。但制度设计本身，即每户悬挂门牌登记入册制度比较烦琐。嘉庆时湖南华容县令力行保甲，“按户亲查接牌标对，按簿考稽，种种烦重，而随时随地旁参互证之处，极用周详”，用了两年多时间始将一县牌册告成。保甲被地方官认为是费力又费钱的事，除非有十分的必要，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并不十分卖力。咸丰元年（1851年），监察御史宗稷辰就以嘉庆年间自己父亲花费两年余始成华容保甲编牌造册的事例提出，州县保甲不彰，是州县大者数十万户，小者数万户，逐户编查，必耗时数年，以致“州县其劣者多事观望，其贤者亦惧处分钱粮命盗不误己为循分”，保甲成为额外负担，所以“行保甲必先得贤牧令”，并使州县久任。[5]张之洞也曾指出，地方办理保甲不力，原因是“惟各州县应办之事，如钱粮词讼缉捕堤工等类，非止一端，其于保甲事宜，未能专心贯注。且必须经费，必须随时按户清查，又防衙胥地保借此扰民，以故据禀报则举行，考实效则殊少”[6]。

因此，随着承平日久，地方常常视保甲编户造册为具文。所以准确地说，保甲废弛，主要就是保甲编户和联名互保制度的废弛，保甲治安功能弱化。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编户制度的烦琐。但另一方面，随着保甲取代里甲的税收功能，保甲“名存而实变”，即演变成一个地域单位，导致“地方”“地保”这类负责催征的“乡官”的产生[7]。

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保甲绝不是完全无用的，尤其是发生动乱和社会不安定之时，保甲常常会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被不断提出和整顿，成为维系社会治安的有力工具。[8]晚清时期，社会动**尤甚，朝廷鉴于“近年州县等官往往履任逾年，未曾编查乡甲，或仅于城厢造册，虚应故事”[9]，多次谕令各省整顿保甲制度。所谓“整顿”也就是重新强化联牌编户和联名互保的制度，强化其“稽查奸宄，肃清盗源”的治安功能。

及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仍有上谕称：“各省办理保甲章程非不详备，迭经谕令从严稽查，率皆视为具文，并未将现在情形详悉复奏，殊属因循废弛。自此次申谕之后，各该督抚务当严饬地方官，于保甲一事实力举行，以期民情固结，奸宄无从匿迹。”[10]虽然整顿保甲的整体效果不佳，但并不排除有的地方官努力通过保甲来强化治安。光绪六年（1880年），扬州保甲总局制定保甲章程，强化保甲巡查之责，凡旅馆、寺院客寓人员必须严加盘查、登记，城内常年设立十家更灯制度，按户轮值，城外往来船只人员不得在夜晚登陆。[11]光绪九年（1883年），因“教匪遗漏”，湖广总督密札各州县一律编查保甲。宜昌东湖县令发布告示，要求实力编联十家牌，严密稽查，除刷印门牌册籍发交城乡保正按户填注外，还分饬委员绅士督同经理。填注之法是：“无论居民铺户客店巷庙一律填牌注册，不准遗漏一户，凡户内大小丁口人人开列，亦不准遗漏一人。”编联之法是：每户缴门牌一张，照牌填写姓名、年岁、事业、人数，张贴门首，每十户填给十家牌一张，亦按照填注给牌头之户张挂；仍将牌填户照由保正甲长注入册籍，缴县以凭，县令随时按户抽查。凡牌内十户之中如有一户容留匪犯，以及行窃聚赌、私铸、私宰、窝顿私盐一切作奸犯科之事，准牌户之九家禀控究办，如隐匿不报，则一并连坐。[12]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直隶拟订办法编查保甲，采取变通之法，或分乡择派绅董，或按村设立首事，清查户口，挨户悬牌，并以三五村庄，或十余村组成联庄，到十月，各州县奏报均已一律举办。[13]

晚清时期的保甲有个明显的特点，即开始参用绅士。一般来说，在此前的保甲中，绅士是被排除在组织领导之外的。《福惠全书》有云：“凡十家长保正长，俱选之庶民，不及青衿衙役。以青衿有妨肄业，衙役善作奸也。其乡绅、举、贡、监文武生员在本甲居住者，不必编入十家之内，以不便悬门牌，令十甲长稽查。凡乡绅只需开具姓名籍贯官职，附编本甲之后。”[14]时人在论及保甲时说：“今之乡保，贱役也，例不使绅士为之，充其任者皆愚弱无能之徒。官长鞭挞、胥吏鱼肉之，不复比于人。数其所执掌，不过迎送官吏、催夫顾夫，及杀盗重事报明本官而已。”[15]保甲为贱役，绅士不屑一顾，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清廷有意在保甲体系中给予绅士以某种豁免权，同时又规定他们必须受保甲组织控制，有利于实现乡村中绅士与民众之间的平衡。[16]

但在晚清时期，一些官绅逐渐认识到需要利用绅士推行保甲。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胡林翼在制定剿匪条例时就明确指出：

保甲团练须用士用民也。近年保甲团练人人言之，亦人人行之，然文告徒烦，实政无补，牌籍空设，良莠不分。其交给上司差役分发各乡者，徒资讹索，尤为浮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为我师，一邑之中岂无二三明白正派之绅士？虚心访之，实心求之，委令下乡带同册籍，每到一村，先于此村访彼村之正人才人，有衣食、有顶戴；人到后村又访前村之人，廉得其实，加以委任，官为给札，注名于册，责以保固乡里之义，谕以分别良莠之机，付以防捕救援之法，隆之以礼，尤必须董之以威，虽欲不肩其任不可得矣。[17]

胡林翼为何提出选拔绅士参与保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甲长素质低下，致使保甲乱象丛生，“充之不择人，遇之不以礼，徭役征索，悉在其身，胥吏又从而陵轹之，猾者乃与胥吏比以困齐民”[18]。参用士人有利于扭转保甲长素质低下的弊端。但由于保甲长被视为“官役”，为绅士所不齿，所以胡林翼要求地方官亲自下乡访求绅士，优之以礼，由官加以委任，由此开创了联络并委任绅士编查保甲之风。

至20世纪初，虽然清廷大力推行警察制度，但保甲制度仍然在一些州县重建。之所以继续推行保甲，按这些州县官的说法，是各项新政皆“惟财与才”，而地方贫瘠，风气未开，乡愚往往少见多怪，只有就保甲成法略加变通。[19]或者认为“乡愚无知，以为保甲则无非保护村庄守望相助，巡警则深恐遇有军务调遣从征，故仍循保甲之名以安民心”[20]。

这些地方办理保甲基本都延续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做法，注重使用绅士。光绪三十年（1904年），直隶宣化县县令办理保甲，“责令公举公正绅董二三人，或有功名或无功名但取家道殷实人品端正为众人所钦服者，使之总理其事”[21]，直接使用绅董总理保甲。与宣化不同的是，密云县是在县城建立保甲总局，由两学官总其成，由其选荐绅士中“纯正识时务者五六人为襄理”；将全县城郭以外地区分成十二乡，每乡设绅董，由总局绅士择访；每乡分若干保，由绅董选择保正；再由保正选择甲总，形成保甲总局（学官、绅董）—乡（绅董）—保（保正）—甲（甲总）的架构。该县县令还制定优礼保甲绅董的条规：“凡公正绅衿举充保正甲总，遇有保甲事宜，本县接见必优礼相待，如保甲有应商各绅及饬办饬查之事，自必用谕相约，以示优重。”[22]随着新政的开展，绅士活动范围扩大，借助绅力推行保甲，既可以提升保甲长的素质，又便于筹集所需款项。

但借助绅力办保甲并不等于放任绅士权力的扩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山东巡抚周馥鉴于该省教堂林立，矿路繁兴，欲图保护防卫，必须先行保甲之法，制定办法五条，通饬各属一律举办。其第一条就是“各州县择要设立保甲局，遴选素孚乡望之绅士充为局董，随时见官，面商境内应办事宜”，此外还有“本境如有窝匪拳盗之家，准绅随时访察报官拿办”；“平民教民细故争执由局董邀集两造亲族妥为调处”，“凡有教堂教士处所加意保护以期安辑无事”；“开办学堂及劝农通商惠工采矿诸端，或应延师教导，或应集资设立公司，地方官会同局董妥筹举行，其余应缴税课等项应行报官者，恐官民隔绝滋弊，亦准由局董代报”；“民间户婚田债纠葛事件，并准先由局董评理，免致成讼，其所需保甲局费即在抽税项下酌提百分之十，留作局中办公之资”[23]。显然，保甲局绅董拥有治安、民事调处、参与举办新政、参与诉讼等广泛的权力。御史王祖同立即上奏，认为山东变通保甲，“举地方公事尽以委之绅士，其弊必至”，“绅士之狡黠者或借官势以鱼肉乡民，或挟众势以抗拒官长”，要求立即停止。政务处议复后认为“地方应办各事，责成州县认真经理，即有借资绅士之处，亦应慎重遴选，严定功过，随时稽察，毋得事事授权绅士，致成尾大不掉之势”，并乘势提出，治内以举办警察为先，俟警察办成，保甲即可包举于其之中。[24]借用绅力，同时又害怕绅力滋长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反映了清廷对于绅权的复杂心理。

晚清时期整顿保甲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州县保甲局开始设立。保甲局出现在光绪中叶，如前面提到的江苏扬州府。再如湖北汉阳府，光绪十二年（1886年）制定编查保甲章程通饬各州县一体举办，亦在城中设立一保甲总局，二分局。总局由道札委同知通判分辖，由府督办；分局一正一副，由绅士充任，负责清查簿册、补换门牌等事，还要随时查访，十日将情况汇报总局一次。[25]保甲局的设置，加强了官府对于保甲的领导与管理。

到20世纪初，一些地方的保甲局更注重吸取团练经验，扩充武装力量。如直隶密云县在县治设保甲总局，由县令主裁，由两学官董其成，附有练勇局，每届冬天出丁巡夜。此外，还在十二乡建立了一个严密的保甲编制和守望制度。确定十家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但可按照村庄远近进行调整，村庄相距远者五家亦可编为一牌。册籍中要把出身、籍贯、家主、丁口、田亩、雇工经商等各项填写清楚。各户要准备一件武器，如火枪、刀剑、木杖等，如遇执仗抢夺者，同甲同牌人户各持器械同往缉拿。如有窝留贼匪、私招赌博等情，同牌之人必须禀报牌头、甲总拿送迅究，如有隐瞒不报者，则九家一并治罪。此外，每逢冬季盗匪多发之际，各牌要建立哨房，各户轮流瞭望。[26]

宣化县除在城中设保甲总局外，还令各村村正副大户乡约人等分牌立长，就地筹款设立保甲局，酌雇乡勇，自相稽查，自相保护。[27]涞水县分为山前山后两片区域，由于山后地区距离较远，盗贼频发，于是在山后113村办理保甲，建立保甲局7处，就地筹款，按村挑选民兵，置备抬枪火枪，各局共有民兵555名。无事之时民兵各安生业，夜则分班巡查。每逢朔望则各局合操一次，以分优劣。[28]

从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的保甲局在功能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它加强了官府对于保甲的管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掌管武装力量，实施巡查、保卫的机构。这个机构的设立不仅使保甲的治安功能大大强化，而且使保甲拥有了防守地方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的县还赋予保甲一些新的职能。光绪三十年（1904年），宣化县令有感于“州县虽为亲民之官，而情睽势格，其中相去不啻如隔九重”，于是创立“新法”，将城中保甲总局作为通民情之地。县令召集保甲各员到保甲总局相对晤谈，“讲论民间之疾苦，时势之艰危，暨向来官民隔阂、痛痒不相关诸事废弛之积习”。还谕令以后地方有应兴应革之利害之事，绅民讨论后，可赴城中保甲总局告知，绅董可径达官听。[29]密云县确定保甲绅董、保正、甲总的权限也十分广泛：“凡民间雀角鼠牙，原可排难解纷，化大事为小事，息小事为无事”；“稽查户口，防拿盗匪，凡属地方之公利公害，非关一家一人之私愤私便，均准办理”；此外还有挨传各户在村外隙地路旁栽种树木、修理桥梁等职责。[30]保甲承担了地方一部分公共事务。

总之，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即便晚清时期朝廷不断下旨要求整顿保甲，但整齐划一的保甲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但另一方面，由于持续的内忧外患，一些地方匪患、盗贼猖獗，为强化治安，保甲制在一些地方官的努力之下，得以恢复和发展。但晚清时期的保甲已不是传统保甲制的重复，也不是简单地恢复保甲编户制度，而是任用绅士、设立保甲局，强化了保甲的治安和防卫功能。由于资料有限，我们无法进一步了解这时保甲在治安、防卫方面的实际效应，但保甲制度的上述变化却是实际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