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劝学与筹款（第1页）

第二节劝学与筹款

一、劝学所与州县基础教育

学部章程规定，劝学所的职能主要是劝学、兴学、筹款、开风气四个方面，但这都是章程中的规定，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劝学所究竟是怎样履行这些职能的？实际上，各地劝学所成立之时，乡村社会对新学堂不仅不了解，还有一种本能的对立：“目下学堂所以不能遍立，学生所以不能加多之故，其原因在于乡愚无知。一谓学堂为从洋教，一谓学堂为破纲常，一谓学堂无科第功名，种种谣言，所以各处办学欲由公款拨一学费而不从，欲由公所借一校舍而辄阻，既成立各学堂，学生亦遂以日少一日。”[35]在这种情况下，要按学部要求，很快建立起一个基础教育体系，其困难可想而知。

清末州县的学校有三种类型：官立（全部官款办学）、公立（地方筹集资金办学）、私立（个人出资办学）。一般官立学堂集中在城镇，各学区所办者多为公立学堂。劝学所“兴学”的主要办法是划分区域。之所以要划分学区，按学部的说法，是因为“东西各国兴学成规，莫不分析学区，俾地方自筹经费，自行举办。事以分而易举，故能逐渐普及，教育盛兴”[36]。划分学区有利于筹款办学。从划分区域而言，部颁章程确定了以三四千家为一区，“因所辖地方之广狭酌定”的基本原则，但由于中国各地情况很不相同，在划分区域上有各自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河南郏县劝学所于1907年年初成立，将城乡各保划定区域，全境共分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各区之中又分六个至八个小区，全县共计36区。各大区各设一总劝学员，小区各设一劝学员。[37]直隶深州是将州内划分为中、南、东、西、北五区，每区有劝学员一人。[38]山西徐沟县则将东西两属划为八区，劝学所“为全境学务之总”，“总核各区之事务”，每区设一劝学员，由总董开单，县令札委。[39]在江苏宝山县，风气开通较早，1903年以后学堂已增至36所，于是依据原来的14厂划分为14学区，每区或八九图，或数十图不等，每区除原有厂董外，另设学董一人或二人担任兴学筹款之责。劝学所成立后，复将原14学区组成四个联区，每联区又分三至四个学区，每联区置劝学员一人。[40]

学区划定后，各区劝学员周历各乡村，婉言善导。河南郏县劝学所特制定《劝学浅说》，针对乡民的各种疑虑，用白话予以解答。比如将高等小学堂解释为旧之书院，由各保出资财捐设的学堂如同旧之私塾，就地筹款及由闲款改设的学堂如同旧之义塾。学校体操即古者六艺射御遗意，并称学堂读书仍会以六经四书为主，旁及子史；蒙学、初等学堂毕业后入高等小学堂，毕业即旧之秀才；说明停科举后舍学堂无进身之阶。[41]这些劝说将学堂与旧之书院、私塾等比附，目的是打消人们的疑虑，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直隶深州直隶州劝学员劝学情况很有典型性。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新任知州胡宾周到任，下车伊始，就要求各村遍立初等小学，限一个月报齐，但各乡多观望不前。知州又要求各村八月初一一律开学，除派劝学员下乡劝导外，还抽调了师范速成毕业生90名、传习师范生40余名一同前往。劝学员分投各区，挨次抽查。每至一村，竭力苦劝，几有哑不能言者。到八月末，已成立者方达到十之六七。[42]

学部章程强调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由劝学所总董延访师范毕业生或与师范生有同等学力者为宣讲员，或由地方小学教员担任。吉林制定劝学宣讲试办章程，省设劝学宣讲总公所，每学区设立宣讲所，宣讲员由总公所罗致热心人士申请提学使委派。[43]而在江苏宝山县，是于劝学所内设讲习部，推举宣讲员实行宣讲，并先从各区市镇入手，再推广至乡村，每学区每月宣讲一次。宣讲时由学董招人听讲。[44]在湖北黄陂县，省视学在考察中发现，该县宣讲所的运作还算正常，“听讲者下午及夜间人数颇多，可望日趋发达”[45]。但同时省视学也发现，就全省而言，各州县已设之宣讲所大半有名无实，讲员多不称职，用费多则百贯，少则亦六七十贯，“实属虚糜”[46]。

劝学所是一邑学务的总汇之处。江苏宝山县规定劝学员每月之末星期日至劝学所会集一次，商订改良各事。[47]报载浙江宁波府奉化县劝学所开会提议事件有：请中学堂董事公推明年监督；提议作新女校如何筹办；劝学所教育会分设问题；是否增加租价为婴堂设幼稚园保姆院经费；各乡名实不符之学堂如何整顿、私塾如何改良、陋劣之蒙馆如何淘汰；各乡村董如何筹款以补助学堂；学堂教科书价目太贵，应否筹款补贴；庙产办学；转请地方官督催各乡将迎神赛会演戏等款提充本地办学经费。[48]可见，办学兴学和筹款是劝学所讨论的两大主要问题。事实上，劝学所的这种定期会议也会出于各种原因流于形式。在浙江象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遵定章设立劝学所，并定每月定期会议，然由于经费无著，每次与会者甚少。[49]

劝学所成立后，在兴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前面提到的直隶深州直隶州，经过劝学员的努力，三个月内共办起初等小学堂136处，学生4100多名。[50]阜城县令马丙炎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游历日本，有感于日本富强深得学校之功，热心办学。在他的支持下，劝学所将全县划分四个学区，定每区立初等小学堂20处，还设一初级师范，招收正课60名，附课10名；一传习科，三个月毕业，以为教员之准备。[51]据广东提学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教育统计，此时该省已有中学堂27所，学生3058人；高等小学堂136所，学生7973人；两等小学堂538所，学生27246人；初等小学堂705所，学生25796人。[52]以下是湖北提学司对全省1903—1908年中小学、蒙养院等学堂的统计：

表2。1湖北1903—1908年中小学堂及蒙养院统计

表中统计数字包括省城，但大多数学堂当在各府厅州县。不可否认，这些数字包含很多浮夸成分，但也可以看出州县学堂发展的大致趋势。1906年之后，是各类中学、小学的发展时期，这与劝学所的设立及其劝导兴学有很大的关系。就湖北而言，官立学校在中小学中占主导地位，但在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提学使要求从宣统三年（1911年）起，所有官办初等学生不足40名或办理无效者，即改为公立学堂，由地方筹集款项办学。[53]

实际上，由于各地风气不同，不少民众对学校并不积极；也由于各地经费并不宽裕，教员准备不足，各地学校处于屡兴屡废的状态。山西徐沟县劝学所成立时，有官立、公立、私立学堂8处，每处学额多则40人，少则20人，合计入学授业者不过300人。“以言推广则财力不继，以言整顿则模范空存，乡村市镇既乏担任经费之人，儿童父兄复昧义务教育之旨。”[54]一些学校已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1908年直隶沙河县虽报告设初等小学70余处，然劝学所总董调查后发现，合格者实属寥寥，经费皆东拉西扯，无的款可靠，故一值旱潦，纷纷解散。就教员而言，该县初等小学教员多为耆老儒类，鄙视新学，即便有劝学员加以开导，但冲突之事时有发生。[55]新城县四乡初等小学禀明立案的有五六十处，但一年以后多属有名无实，各学堂人数一二名、三五名不等，多者亦不过十余名；教员虽在教授，但管理一仍故旧，只有重新整顿、合并办学。[56]就是办学数量较多的湖北，进入宣统年，也不断归并学堂。如黄陂县原有东西南北四路官立高等小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省视学调查时发现，各学堂原设学额60人，现在均未达到人数，故合并成一所。[57]省视学对黄州府及各属州县的考察中也发现，“现办初等可观者固多，而有教员无学生者有之，有学生无教员者有之，甚至教员学生俱无者亦有之。不惟虚耗公款，实属贻误学务”[58]。

劝学所不仅要劝办学校，还有对已办学校的管理之责，包括调查学舍、调查儿童之数、分派教员、核定课程、核定考试办法、订购分发教材等。关于这些职责，蔡东洲等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第三编第二章中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59]这里补充江苏宝山劝学所的两则史料，以便具体了解劝学所教学管理的日常工作：

史料一：致广福学堂教员左华宝、左华街两君函：

径启者，初十日吴君士翅自贵学堂调查学务归，述及贵学堂课程一切尚称合法，学生二十九人亦不为少。惟据述午后一点十分钟应上习字课，而华街先生一点三刻许尚未到校，如此则非特对于学生失课程表之信用，且教员未到校则学生不免在校外喧哗，更易遭社会之评论。且云华街先生授习字课，只高坐教桌，以圈点数字了事。鄙意似当巡视各生运笔之合法与否，随手纠正之。凡此皆于学校之发达及学生之进步甚有关系，希斟酌而改良之。[60]

史料二：会同考试县属高等小学毕业办法

一、遵部定毕业考试章程，由地方官学务官教育会人员莅堂考试。

一、命题以所授主要各学科课本为限，计分经学、历史、地理、理科、算学五科。经学试经义一题，历史、地理、理科、算学，每科试条对二题。经义拟请地方官命题，各条由学务官及教育会正副会长拟定。

一、经义最优者得二十分，历史等四科最优者每条各得十分，五科共合一百分，与学期积考分平均数相加，再平均计算，以平均数之多寡分别毕业等第。

一、初十日会考罗杨公立两等小学堂；十二日会考县立高等小学堂；十五日会考吴淞公立两等小学堂。每日均自上午八点钟至下午五点钟止。

一、试卷均由会考毕业人员公同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