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赴京请愿（第1页）
（五）赴京请愿
1910年1月4日晚上，安徽请愿代表陶熔和潘祖光将由省城安庆乘轮赴汉口，然后北上进京。午后一点，绅商农学军警路矿各界召开特别联合大会欢送。首由主席吴季白宣布开会宗旨，略谓：“今日欢送，系破涕为欢，国势至今，殆无事不可哭，而吾人民所希冀者，惟开国会耳。”继由陶熔报告了在上海开会的情形，并说：“此次之请，因九年期内国势日迫，不能久待，而资政院又不完全，不足代表舆论，致国家之事，人民皆不得而知。惟此次发起，系专就各省咨议局范围内行之，如此次仍不得请，下次再就各团体行之。现在沪上已设有国会期成会，将来各省均须举干事到沪，以期万众一心。国会一日不开，此会一日不解，十六省之代表誓必达其目的而后已。”吴惟元和秦伯厚发表了淋漓尽致的演说。商界周兆熊说：“请诸君当认定，无国会之立宪国，假立宪国也，我辈愿为真立宪国之国民。”众人听了，热烈鼓掌。孙纯斋接着说：此次人民请愿国会，足见程度之高。“大凡得之易者必不贵，而得之百倍艰难者始足重。吾甚愿代表达其目的，则全国幸甚。但天下事决非易易，试观各国之立宪，以几许头颅代价，购此美满完全之立宪国，享有今日之幸福。代表当认定有第二目的发生否乎？是鄙人赠勉斯言，为代表之方针，惟代表图之。”咨议局议长方履之亦发言说：要联合各省咨议局同时请愿国会与组织新内阁，“有新内阁，则议院始有着落，无新内阁，则议院无所归宿。新内阁组成，国会必开矣”。代表此行，“当以全国责任付之一身”，“吾皖民气当为后盾，必使二十二行省民气一律，响应鼓助进行。”最后，陶熔又致答词，表示牢记诸位赠言，尽力做去，以慰全省之望。[39]
1月10日以后，除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未派代表外，联络的各省代表陆续抵达北京，选定琉璃厂小沙土园的昆新会馆为代表事务所。安徽、山西的代表在上海时未定，现在安徽为陶熔、潘祖光，山西为渠本翘、刘笃敬、李素、刘懋赏。另有几省代表略有变动，福建去掉了王邦怀，河南原定宫玉柱、彭运斌，此时改为宫玉柱、杨治清、陈熙朝；江西的聂传曾为汪龙光所替代；直隶则增加了谷芝瑞。
14日，代表召开谈话会，议决了进行的次序。人民上书必须到都察院呈递，由于探知都察院新规定呈上签名之人必须有半数以上到院亲递，不可通融，代表们又决定修改请愿书，不用各省原来的签名单，改为有代表进京的省在请愿书上列代表姓名，定于18日呈递。次日，代表探知18日为农历的腊八节，都察院放假，遂决议赶快缮写请愿书，于16日呈递，一直忙到深夜三点钟方才完毕。请愿书全文如下：
呈为时局阽危，非速开国会不足救急，合词恳请代奏事。
窃查上年（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此次上书时间为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夏秋之际，各直省人民始有伏阙请开国会之举，虽未获明奉谕旨，训示施行，然天高听卑，六月二十四日、八月初一日，孝钦显皇后（即慈禧）之懿旨，德宗景皇帝（即光绪）之上谕，固已明定国是，颁布宪法大纲，开设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以造议院基础。标准既定，天下知朝廷早以国会为图治之本，所兢兢致慎者，不过迟早数年之别耳。夫使冰霜未兆，时尚宽闲，宪政按照期限与年俱进，讵非循序图功之道？无如内觇国本，外察邦交，无一不足增皇上之殷忧，即无一非加监国摄政王之担负。大臣咨嗟于上，人民叹息于下，一年现象即已如此，推之九年，能无懔栗？夫宪政之当行，国会之当立，朝野上下，本无异词，洪伊等之所欲言者，在于速开国会而已。盖拯溺救焚，刻不容缓，其激切有非上年请愿所能比者，谨为我皇上披沥陈之。
一在内政。
内政之改革，视乎机关之善不善。机关一日未善，则政令一日不得实行，九年筹备之政，一切将等诸具文。国会者，宪政机关之要部。有国会，然后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不然者，无提挈纲领之所，畛域各分，十一部不相统一也，上下相诿，地方官无可执行也。仍向来所有之旧制，责以向来未有之设施，此必无可行之事。计自筹备以来，按照清单所列，京内外衙门业已奉行矣，类有文书之移，几无可睹之效。盖机关之不完善，方针之不确定，虽有忠荩之臣，勤敏之士，无以尽其职而期其功也。以程度论，则长此筹备，九年后之国步，未必进于今日。以时机言，则从容坐失，九年后之危局，不知又当如何，岂徒虚掷此九年之岁月而已。资政院之设，其制亦略似国会。然国会之为用，在于政府对之负责任。今资政院章程绝不见有责任之政府，政府无责任，则资政院何能为！欲借此以督促政治之统一，振起国民之精神，必无国会之效。如其有效，则此制长行可也，又何必期以九年更立国会乎？此内政中关于机关之改革，不可不速开国会者也。
内政之举，又视乎财政。古今中外，断无府藏空虚，庶政棘手，而其国能久存者。我国自甲午、庚子以后，至辇天下之财，以应赔款，而岁入只此，抵质已穷，过此三十一年，不知何以为计。筹备之事，合十一部之新政，责各省以施行，举凡国家行政之经费，其用又将何出？自各省咨议局成立，参稽互证，竭蹶皆同，相顾忧惶，无从措手。剜肉医疮，既有必穷之势；量出为入，复无可恃之源。循此以往，将内之无以为兴革之资，而宪政之前途可危；外之无以偿积年之负，而列强之干涉尤可惧。欲亟纾内外之交困，必先求上下之大通。通亿兆人之好恶于各省咨议局，而范围只限于一方；何如通各省咨议局之计虑于国会，而精神贯及于全国？国会者，人民与闻政治之所也。必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与其待之于九年之后，涣散而难与图功，何如行之于九年之前，鼓舞而期其自效？此内政中关于财政之筹划，不可不速开国会者也。
机关能立，财政能裕，然后乃有筹备之可言。否则不利之器，无米之炊，岂能举其事而收其功者？此国会之关于内政一日不可缓者也。
一在外交。
外交之难处，即在强盛之国，有时迫于事势，稍稍退让，国人尚起反抗之声，政府且为丛怨之地。况我国自有交涉以来，始以暗于外情，操纵失策，继以势成积弱，因应弥艰，政府受困于上，国民不满于下。每缔一约，事前则秘密万端，事后则亏损百出，忽而蹙地，忽而负债。政府之作用，人民不知也，政府之苦衷，人民不喻也。条约出自一二人之手，负担加之亿兆人之身，设使易地而观，安得不为怨府？既致怨矣，何从求谅？凡人对不谅之人，其助力必寡。政府处寡助之地，则因应愈难。苟有国会，则国际交涉无论如何困难，政府即有不得已之衷，不能尽喻于国民者，国会犹可以代申。国民即有不可忍之痛，不能直达于政府者，国会亦可与代陈。且各国之于我立宪，其注视甚勤，和平者期我有同等之政治，雄猜者忌我无可攘之利权。是以著论赞誉者有之，宣言轻量者有之，乘我国会之尚未成立，而公然自由行动于我域内者有之，虑我国会之终不成，而必至财政紊乱不可收拾者亦有之。有国会，则对于全国为政府交通之邮，对于列邦为政府文明之帜，上下相通，猜疑自泯。邦交既正，民气自和，非独证世界公理之同，且可保东亚和平之局。若更徘徊，待之九年，九年之中，患机叵测，设使雄猜者时遂其进步，窃恐和平者亦易其方针，外交必更颠危，民怨必更剧烈，万一有强邻之群蠢，得无惧覆辙之蹈前？此国会之关于外交一日而不可缓者也。
抑洪伊等今日更有迫切不能已于言者：东西各国，凡君主立宪国，其皇位之继承以及亲王之摄政，皆有国家根本之法定之于前，人民爱戴之诚卫之于后，而其君主又处最高不负责任之地，临以神圣不可侵犯之尊，故宫府安而国家盛也。
我国宪法大纲，本已取法于是，而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不及亲见宪政之实施，国会之成立，此薄海臣民之所共痛，欲攀龙驭而无从者。皇上冲龄入承大统，监国摄政王以周公之谦光，受阿衡之重畀，而适当此内外交困、上下未通之时，以言宪政，则甫有大纲，而责任内阁未立也，皇室典范未定也，内无可以表彰尊亲之宜，外无可以代负人民之责，设使内政外交之际，百密偶有一疏，则怨归于朝廷，望轻于监国摄政王。监国摄政王受先帝之付托，而孤立于庙堂之上，坐抚四百兆涣散之人民而莫得其助，而四百兆之人民虽共有忠君爱国之忱，欲为皇上、为监国摄政王之舆卫，亦以涣散而莫能效助于分毫，甚非所以巩固皇祚而措国家于磐石之安也。有国会，则与之对待之责任内阁始能成立。国会有议政之权，然后内阁得尽其职务。内阁负全国之责，然后皇上益处于尊崇，显可以末虑助圣主之聪明，隐可以公论消奸人之反侧。人情一日不安食则必易其食，一夕不安寝则必易其寝，宁有图国本之安于息息可危之日，而必迟迟至于九年之后？此为根本中之根本计，宜速开国会者也。
论者或谓九年筹备之旨降自先朝，不宜轻有更易。洪伊等诚愚，又以为不然。夫先朝既以国会为必当开，则我监国摄政王正宜体皇上继志述事之心，速开国会，以慰先朝在天之灵。如曰缩短其期即为背旨，是谓先朝有意濡滞，不欲国运之早进步，皇室之早奠安也；是厚诬先圣，非我皇上及我监国摄政王之所忍出也。抑朝廷周详慎审，惟恐人民程度不及，不可谓非圣主之至仁。然及与不及，必试之而后见，不试之而强抑之，毋乃冤吾民乎？且所谓不及者，必有一标准。今日不及之标准安在？谓恐其葸苶耶，则有法律为之根据，而馁者壮矣。谓恐其叫嚣耶，则有法律为之范围，而激者随矣。谓恐其智识不足耶，则磨励之而聪明出矣。今年各省咨议局既小试之矣，曷尝累圣明重宵旰之忧乎？
洪伊等伏愿皇上速降谕旨，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含创忍痛，共图补救，俾尽协赞之忠，而收舆论之效。此诚国家之至计，安危之所系。惟我皇上以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之心为心，俯鉴人民忧国之愚悃，宸衷独断，毅然行之，天下幸甚。
谨冒死以闻，伏乞代奏。
直隶：孙洪伊、谷芝瑞、张铭勋、王法勤。
奉天：永贞、刘兴甲。
吉林：李芳。
江苏：方还、于定一、吴荣萃。
安徽：陶熔、潘祖光。
江西：闵荷生、汪龙光。
浙江：郑际平、应贻诰、吴赓廷。
福建：刘崇佑、连贤基。
湖北：陈登山。
湖南：罗杰、刘善渥。
山东：周树标、朱承恩。
河南：陈熙朝、杨治清、宫玉柱。
山西：渠本翘、刘笃敬、李素、刘懋赏。
广东：沈秉仁。
广西：吴赐龄。[40]
1月16日上午十点整，代表穿戴整齐来到西长安街南侧的都察院。等待多时，方有一位姓段的经历（官名）出来接待，客气地说：“署中房屋狭小，诸公济济多士，无地可容，此书本院无不代奏。”
代表说：“此事与国家关系重大，吾辈何患不代奏，惟吾辈不远千里而来，有要言面陈，请贵院堂官接见。”
段经历解释说：“向无相见例。”
代表反问道：“国会请愿亦有成例乎？”
段经历瞠目结舌，好久回答不出，遂转身进去，复又出来说：“待堂官会议后，再行酌夺。”
代表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副都御史陈名侃才出来接见，代表肃穆作揖将请愿书呈上。不多一会儿，都御史张英麟也出来了，代表请见，答以向例不见，出门而去。段经历告诉代表：此呈代奏与否，18日即有确信。代表无奈，怏怏而退。[41]
下午四点钟，全体代表前赴京师学界一千余人召开的筹还国债会，受到热烈欢迎。会议临时会长翰林马振宪致欢迎词，大意谓：“国会期限能缩短与否，必视人民程度增进与否为断；而人民程度增进与否，又视此次国债会发达与否为断。故国债会与国会请愿有密切不可稍离之关系。”代表孙洪伊致答辞，并表示，待国债会章程印齐后，即通告各省咨议局办理。在座诸人均极满意，鼓掌称谢。还有不少人上台演说，其中以湖北铁路代表张伯烈最为激昂慷慨，京城商界楼于光也很恳切，耸动四座。[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