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在京请愿（第3页）

载沣答应后回到三所，即召见军机大臣，将隆裕太后之意告诉他们。[67]

13日，代表十七人前往那桐府第求见。门房告以今早出门，有话请述大概，待其回府代为转达。

代表说：“相国乃国之重臣，去冬今夏，某等因国事两谒相国，皆极表赞成之意。而两次上谕发表，均不允所请，不闻相国有诤语，而署名于军机大臣之列。代表等窃疑相国非真赞成国会，而转导吾民以欺也。兹之求见，将以求相国赞成或反对之决心，如真赞成，则此次交议，务恳力争，争而不听，则勿署名，或以去就争，吾民方尸祝之不暇。若别有救亡之策而不主张国会，亦恳开诚布公宣示吾民，免廑杞人之忧，此代表等所以求见相国之意也。”遂嘱门房打电话询问那桐现在何处。

门房向外务部打电话，答以不在。

代表多数主张在府守候。陈登山说：“今日之来，并未与中堂预约，应定期再求中堂赏见。届时中堂如再不见，则当忍耐饥寒，在府静候，必蒙赏见而后已。”众人遂决定14日上午到府求见。并嘱门房转达那桐，届时如再不见，决不空回。[68]

接着代表往谒载涛，因其公出，也未见到。

代表们对奕劻两次不见非常不满，《国民公报》的总理徐佛苏和编辑们非常恼火，赶写出一篇社论，题为《诘问庆王》，发表在14日的报纸头版上。该文略谓：

“前二次请愿，王固延见之，且极表明赞成之意。及诏旨明发，乃大不然。天下固有以知王之无意国会，以其阳与而阴夺者欺骗天下人也。”此次代表谒见，“不意王拒而不纳，求一望见阳示赞成之颜色而不可得。虽然，天下唯患伪立宪耳，若真专制则固我人所欢迎者。何则？其激之者愈甚，斯其应之者愈力。比年以来，我国惟困于此种无刺无非、不痛不痒之伪立宪，廉耻堕地，生计日隳，愈迁延而愈无可恢复。今王果反对国会者，不妨表明意旨之所在，将各代表逐之辱之诛之戮之，则我国民受王之赐者，实远过于今日无刺无非、不痛不痒之政体也”。“今天下万事皆绝望，枵然待毙，其有一二人心未尽死者，恃国会问题耳。一旦并此而死之，则王虽欲安立于庙堂之上，岂可得乎！”

当天上午，十余位代表谒见了那桐，讲的甚多，有的说现今时局已危，若不速开国会，则外交无后援，必定事事失败。有的说如政府别有救亡之策，不妨表示政见，即不开国会亦可。

那桐回答的也很多，谈到国势危险，财政窘绌，生计艰难各事，竟至各相对哭泣。

谈到东三省情形，文耆与李芳痛哭失声，众代表均哭，那桐也跟着流泪。

陈登山说：“今日惟请中堂决心，赞成反对，一言而判，不必稍涉游移。”

那桐说：“时局如此，谁不知国会之必要者。且吾宗祖坟墓尽在东省，尤为关怀，故某对于国会无不赞成”。但“我国政体，军机虽副署，实无完全责任”。“中国政事，一人不能擅专，此中困难情形，不能为外人道也。”最后，他答应此次极力维持。[69]

代表退出，又去谒见徐世昌。徐世昌殷勤招待，所言速开国会之是非利害，更为恳切，并问到天津新政，以示关怀桑梓之意，但言语之间，不敢十分主张。

奕劻看完《国民公报》，虽然气得七窍生烟，到底老奸巨猾，知道舆论可畏，传话接见代表，但人数切勿过多。

15日上午，孙洪伊、陈登山和李芳如约到达庆王府。

奕劻立即接见。

李芳首先进入正题，痛言东三省危急情状。

奕劻说：“东三省为国朝发祥之地，祖宗陵墓所在，今已岌岌可危，余岂不痛心！何况东三省有变，即京师亦不能保。”词气之间，意甚怆然。

旋又说：“诸君自去岁到京，一年于兹，奔走国事，备极艰辛，诸君之血忱，朝廷早已洞鉴。余与朝廷休戚同体，国家果有不幸，余之受祸较诸君尤为切。至于立宪国之作用，余亦几经考求，一面有国会，一面应有责任内阁，国会与内阁极端冲突时，总理大臣不过辞职而已。余年已七十，岂复恋恋于此？况关国家兴亡大计，余更何忍阻难。”

孙洪伊接道：“庚子之乱，使无我王支持其间，安得今日尚可与我王从容讨论国会。即今日朝局言之，殷忧方大，幸安无事者，亦赖有我王坐镇之功也。我王不云乎今年年已七十矣，何不及身为国家定百年长久之大计？”

奕劻说：“余与诸君利害同体，诸君勿自以为国民代表，余亦勿自以为军机大臣，余与诸君譬如一家人，可破除忌讳，讨论速开国会如何始能办到。中国地大民众，调查甚难，选举不易，果赶办得及，国会即可提前办理。”

陈登山说：“若云详密调查，无论今日不能办到，即再俟六年，恐不能完全无缺。然选举之调查固不必过于详密，去年咨议局举行选举亦无大误，其明验也。代表等窃计，与国会直接关系者，不过议院法、选举法二者而已。议院法各国皆有成例，仿而行之，本易集事。至选举法之编订虽较繁难，然有咨议局之先例在，变而通之，不过一二月间事耳。再假以半年期限举行选举，明年九月间即可召集开会。”

孙洪伊又说：“王爷言及选举，实属如天之幸。如九年筹备清单所列各项，皆与国会无直接关系，且卤莽灭裂，不成片段，大失轻重缓急之宜。去年代表等言之，未蒙省察。迩来各大臣中如李经羲、王乃征等亦据其所经验，言筹备清单之不可恃。当时草具清单，原出于宪政编查馆数人之手，此辈本无远大之学识，又无确实之经验，加以富贵利达之见营扰于中，不惜枉其所学，欺罔朝廷，以保全其个人之地位。抑知国会一日不开，责任内阁不立，即国家一日无主脑；无主脑，则四肢百体皆运调不灵，政府虽有绝大之政策，亦不能贯彻其始终。大政之方针既误，岂独不足以致治，且适足以招亡，观于近年以来之现象，已可概见。”

奕劻道：“国家至此地步，余复何言。余深愿我国人上下同心，合力以求治理。庶政公诸舆论，为先皇大诏所许，今舆论既以速开国会为救国之第一要著，我必无反对，诸君其勿疑。”

陈登山又说：“监国谦抑为怀，一切大政必咨询元老，得我王一言，国会必无不准之理。”

奕劻说：“余所能言者，余必尽力言之，诸君视余岂忍心负国家者？”

孙洪伊、李芳、陈登山告辞，奕劻送到阶下。[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