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上谕1913年召开国会（第1页）

（三十一）上谕1913年召开国会

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呈进的说帖意见非常分歧。民政部尚书善耆曾对人说：“各王大臣对于国会之态度，不独无真实赞成，且大有反对之意，即或敷衍缩短，亦迫于时势使然，将来必仍有阻力之发现。乃外间不知，犹殷殷企望，此则诚可悲悯者耳。”[123]因而其呈进的说帖也最为激烈，其中有：“若不速开国会，民心忿极，大祸必发。屡次遏抑民气，倘有不虞，民政部实难担此重任等语。”[124]其他人有主张在宣统五年的，有主张在宣统六七年的，大都借口九年筹备清单不易更改，选举章程尤宜慎重核订。有的仍然模棱两可。理藩部尚书寿耆最为反对，说帖内竟有如此话语：“如果朝廷遽从人民之请，即开国会，愿即挂冠回旗，不复与闻时事。”[125]

11月3日上午，载沣亲自主持政务处会议，讨论确定召开国会年限。军机大臣奕劻、毓朗、那桐、徐世昌，大学士世续、陆润庠，各部尚书李殿林（吏部）、邹嘉来（外务部）、善耆（民政部）、载泽（度支部）、荣庆（礼部）、唐景崇（学部）、荫昌（陆军部）、廷杰（法部）、溥頲（农工商部）、唐绍仪（邮传部）、寿耆（理藩部），均到会。只有海军部尚书载洵在国外考察海军尚在回国途中，但他在2日曾致电会议政务处说：“速开国会、速设内阁两问题，极表赞成，请即据情代奏，请旨决裁，速赐颁布，以慰人民之望，不必专待本大臣与议，致延时日。”[126]同时表示：“愿于谕旨后敬谨署名，以示担负责任之意。”[127]

会议开始，奕劻因与军机大臣商议一致，首先说：“现在国势如此，民情如此，只有早开，庶可挽救。”[128]

毓朗说：“时势危迫，国会诚不可不速开。然不先明定国是，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及确定海陆军进行政策，再开国会，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

载泽接道：“现在国税、地方税未分，遽开国会恐人民争执。且朝廷注重国防，人民注重实业，目下采访舆论，已多主张裁减海陆军费，甚有主张停办海军者。故必先立新内阁，明定国是，然后再开国会，方免一切纷扰。为今之计，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既不阻绝人民之请愿，而乘此二年工夫可以确定各项要政办法。并须立降明谕，成立新内阁，故本日主要问题当先规定新内阁办法。”

毓朗又说：“既明定国会召集年限，须赶急修订宪法，此事关系重大，当奏请特派专修宪法大臣，必于宣统四年颁发，俾内外臣民有所遵循。而召集国会亦本此宪法，为不易之准则。”[129]

那桐、徐世昌均表示同意。其他大臣以为宣统五年召开国会，不疾不徐，资政院议员任期已满，恰好以国会代之，在人民一方面可以交代过去，在政府一方面也有准备选举法和议院法的余地，均表示同意。会议之后，载沣又与载涛、御前大臣和各部侍郎商议，遂决定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命徐世昌起草上谕，然后与其他军机大臣商议。

徐世昌即与那桐一起研究起草上谕，令军机章京政治官报局总理华世奎起草，而后又请奕劻修改。奕劻仔细阅后，提笔在最后加上几句话：“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徐世昌呈请载沣裁定。载沣又将“召集议院”改为“开设议院”，上谕就定下来了。

下午，溥伦嘱咐汪荣宝，告诉晓事的议员务必镇定，不要再反对，密探民选议员的意见。

11月4日一早，载沣在办事之前，与奕劻同到长春宫，向隆裕太后奏明会议政务处王大臣讨论的情形。

隆裕说：“时事所迫，力主急进，此亦正当办法，惟总期审慎周详，诸事悉臻完善，是为至要。”[130]

载沣退出后，先见军机大臣，后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逐一询问有何意见。奏对之后，会议政务处王大臣正要散朝，那桐忽说：“诸公尚须署名。”

政务处王大臣相顾错愕，问道：“何以须我辈署？”

那桐答道：“是旨意。”

政务处王大臣听后，只得一一署上自己的名字。

正在这时，杨度上折请速开国会，不必待至宣统五年。显见是故作姿态，借以减少各方面的恶感。载沣以谕旨马上发布，未再讨论。

当日十一点多，载洵抵达北京，先到长春宫隆裕太后面前跪安，然后谒见载沣。

载沣简单地向他讲了讲御前会议，把上谕交给他看。

载洵看过，说：“此次在外洋时，华侨等无不力请速开，兼以内地民气奋发，欲图挽救危局之策，惟请照王大臣决议，速降缩期开会之旨，以慰薄海臣民之望。”[131]

下午一点多钟，载沣发布了上谕：

前据各省督抚等先后电奏，以钦颁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为请。又据资政院奏称：据顺、直各省咨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陈请速开国会等语。当将原折电交内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公同阅看。旋据该王大臣等各抒所见，具说呈进。又于本月初二日（11月3日）召见王大臣等，详细垂询，切实讨论，意见大致相同。

溯自分年筹备立宪期限，定自先朝。朕仰承付托之重，夙夜兢惕，无时不以继志述事为心，既不敢少事迟回，亦不敢过形急切。前经都察院两次代奏呈请速开国会，均即明白剀切宣谕。彼时为郑重要政起见，诚有不得不一再审慎者。乃揆度时势，瞬息不同，危迫情形，日甚一日。朝廷宵旰焦思，亟图挽救，惟有促行宪政，俾日进而有功，不待臣庶请求，亦已计及于此。第恐民智尚未尽开通，财力又不敷分布，操之过蹙，或有欲速不达之虞，故不能不验向背于舆情，决是非于廷议。

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用协好恶之公。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钦定宪法大纲》，编订宪法条款，并将议院法、上下议员选举法，及有关于宪法范围以内必须提前赶办事项，均著同时并举，于召集议院之前一律完备，奏请钦定颁行，不得少有延误。

总之，决疑定计，惟断乃成。此次缩短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洵属斟酌妥协，折衷至当，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尔内外各大臣，务当协力进行，时艰共济。各省督抚领治疆圻，责任尤重，凡地方应行筹备各事宜，更当淬厉精神，督饬所属，妥速筹办，勿再有名无实，空言搪塞，必使一事有一事之成绩，一时有一时之进步，无论如何为难，总当力副委任，如或因循误事，粉饰邀功，定即严惩，不少宽假。

顾官吏有应顾之考成，国民亦有应循之秩序。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以期计时收效，克日观成，上慰先帝在天之灵，下慰海内喁喁之望。[132]

与上谕同时颁发的，还有一道命令：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朝廷宣布于1913年召开国会，比原计划提前三年，此即人民三次请愿所取得的成果，也表示了政府对人民做出的让步。

[1]《沈缦云先生年谱》，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98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申报》，1910-07-02。

[3]《大公报》，1910-06-29。

[4]《申报》，191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