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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愿活动的开展(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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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江苏绅士召开大会,雷奋报告了开会缘由,孟昭常宣读了请愿书稿,逐字解释,众皆赞成。接着大家推选他们二人为请愿代表。

请愿书由前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领衔,写得口气相当温和动听。一开始写道: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之时,“欢呼庆祝之声动天地。二三年间,时事日棘,欢呼庆祝者乃窃窃然疑,疑预备二字无当于事实,而程度不及之说之非笃论也,又疑朝廷之空言预备,而无意于实行也。迨体察各国情势,如日俄德法之协约,及各国驻使之奏请,则疑者又转而为惧,惧列强日逼,我虽欲图存,而彼不我待也。又惧人民失望,日益解体,我国家将漓然涣散,而不可复凝也。绅民等昔皆为欢呼庆祝之一,今亦为疑且惧者之一,窃伏自念,忧心如捣,辗转千虑,以为非钦遵迭次谕旨,即日实行,必无以纾败亡之祸。顾立宪之妙用,在使人民同负责任,欲使人民负责任,在速开国会。盖人民负责任,必有其方法,有其场所,有其时日,国会者,人民负责任之方法、场所、时日也”。继而解释了人民负责任不足恃和人民程度不及等说法,阐明了无国会对外对内之害,有国会对皇室对大臣之利。最后恳请“俯察舆论,速定期限,以二三年之间开设国会”[79]。

江苏的发动虽然稍迟,可是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例如,孟昭常为了“叫那些女人与小孩儿都晓得”,特以白话文撰写了《开国会真正好》的宣传稿。[80]沈同芳也写了《国会浅说》。南京的组织者很会动脑筋,把江南阅报所、法政讲习所、教育会、劝学所、各学堂、衙门局所全都动员起来,派人手持签名单到处征求签名,并在各花园、茶馆、酒肆遍贴了传单。至7月初,已经汇齐的签名人数已达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三人。

7月13日,江苏绅商开会欢送雷奋、孟昭常启程。沈同芳首先致辞,说今日送行与往日亲友送别不同,我江苏全省签名者万余人,不能一一前往,雷、孟两君此行,无异于万余人随之俱往,成败利钝,万余人共之,即江苏全省共之,亦即二十二行省共之。故今日送行不算送别人,只算送自己,我们送行人与行者之责任无异。之后,马相伯、许鼎霖等人相继演说,代表全体致祝词。雷奋起致答词,略谓:“此次入都,有两种问题必须研究,一请愿有效,则以后议会应如何履行其职务;一请愿无效,则此次签名之万余人,对江苏全省人民,对于请愿,作若何之观念。”[81]

7月20日,雷奋、孟昭常抵京。安顿下来,即找人缮写呈词,遍谒同乡京官,请看呈稿。同乡京官皆以为呈稿理论极切实,词气极和平,毫无违碍字样。29日,他们到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

自雷奋、孟昭常赴京后,江苏各地士绅函寄签名表者络绎不绝,因报载都察院不为代奏,拟作第二次请愿,其中最突出者为盐城县。

盐城县有个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专科学习的马为珑,他对时局极为关心,素以早开国会为救亡的唯一手段,曾经翻译《比较国会论》。5月间,他在日本就提议由淮安独立上书请愿,已经同乡会决定,旋即遭人破坏。暑假回乡后,即运动绅商学子请愿,刘启晴、陈宗谌提倡由盐城单独上书。8月24日,该县自治会会长陶鸿庆召集全县绅商学界人士开了一次特别大会,出席者一千五百多人。马为珑登台发表了极为沉痛的演说,宣布江苏第二次请愿的宗旨。到会者均表同情,当场签名。又推张延寿、陈宗谌为起草员,各区的代表领去签名册。会后各区又分别开会演说,一时民情鼓舞,签名者达两万人。[82]

雷奋、孟昭常回到上海后,向绅商汇报了京中请愿的情形,讨论了今后的办法。会上沈同芳提出,今天报纸登载了朝廷九年颁布宪法和召集议员之诏,此后对于国会问题如何筹备,应否再征集各属意见,以便入手。雷奋说:“入手方法,目前只得注重咨议局,俟咨议局确凿成立,则国会之应开自易解决。”[83]其主张得到大家同意。

5。吉林的请愿活动

吉林省运动的发动者为吉林自治会会长松毓。1908年5月,自治会与商务总会联名致电预备立宪公会,表示愿与各团体共同请愿。

6月21日,自治会召开特别大会,专门研究请愿办法,指派人员撰写请愿书,并告知各界签名。24日,自治会与商会联合召开全省大会,与会者八百余人,自治会宣讲员文耆和孙树棠、李芳等均曾留学日本,先后登台演说了国会的意义,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听者莫不鼓掌欢呼,并刊布了演说稿,通过了由松毓领衔的请愿书。会后自治会刊发了《要求国会启》,号召各界同胞“大发热诚,联袂奋起,始终赞成,共襄盛举。”[84]

8月8日,请愿代表、自治会副会长庆山和文耆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四千六百六十八人。由于各省请愿书已将国会必须开设的理由讲得深透,此请愿书没有再讲,而是着重从日俄战争期间和以后吉林人民所受日本、俄国的痛苦,以及未来各方面的危险,论述了速开国会的必要性,要求“颁布开设国会日期”。[85]

6。直隶的请愿活动

直隶省请愿运动之能发动起来,与杨度的鼓动极有关系。杨度在立宪派人士中颇有名气,军机大臣袁世凯和张之洞闻其回国,电令湖南巡抚送其入都。杨度到京后,于1908年3月设立了宪政公会本部,后经选举,任常务员长,并兼评议员。该会在报上刊登启事说:“恢复国民正当之权利,破除古来专制之积弊,避流血暴动之惨祸,谋平和改革之要全,此吾党同志毕生之责任也。合国内种种历史不同之民族,同舟共济,内则使国民忠爱之忱悃上达于朝廷,外则使数千年文明之古邦争雄于世界,此吾党同志莫大之事功也。”[86]4月20日,在袁世凯、张之洞推荐下,清廷著杨度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此时的杨度仍然保持着民党领袖时期的本色,“竭力以国会利益陈说于诸公之间”[87],“运动甚力”[88],耸动袁世凯尤急。谒见张之洞、袁世凯时,他说:“公等以开国会相召,仆以开国会应召而来,此次能否留京,以开国会与否为断。若仍枝枝节节办起,公等幕下人才济济,似无须用仆参与其间。”[89]为了召开国会,他曾单独上政府一个说帖。

5月,杨度前往天津进行发动,在法政学堂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了立宪国政府与专制国政府的区别,批驳了人民程度不足之说。指出:“预备立宪由何处入手,何者为先务之欤?曰:预备立宪首要在预备人民预闻政事。不预备人民预闻政事,则绝不为预备立宪”。政府为何不乐于先预备此事?“曰:立宪制度利于君,利于国,利于人民,唯不利于官吏之各个人”。“人民抵抗之唯一手段,舍上书要求开设国会而外,别无他法。而人民为如是之要求,原来亦预备立宪中之一端,出于平和,非属暴动,并无毫末危险之可虞。吾是以上书要求开设国会,希望我全国之热心志士连度举行,一次无效,继以二次,二次无效,继以三次、四次,乃至数千百次,不达开设国会之目的不止。国会开矣,则政府为国家发布命令之机关,有议会为代表人民舆论之机关,而立宪制度成矣。”[90]

政界学界等人士听了,大为感动,天津自治局参议阎凤阁、齐树楷,普育女学堂监督温世霖立即邀集人开会,决定推举代表进京请愿。看到别省请愿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而近在畿辅的直隶则寂然无闻,直隶一些人士深感惭愧。他们也在报刊上呼吁:“愿我直隶之通都大邑热心志士其一图之,勿使爱国义举独让南省同胞专擅可也。”[91]

7月,通过了请愿书,签名者一千余人。请愿书以刘春霖领衔,他是1904年考中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故又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而别人则称他为“古代状元的谢幕人”。他状元及第后授为翰林院修撰,但他没有在国内做官,毅然选择了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1907年回国,担任保定高等学堂监督。本来选了八位代表进京,后因别事,势难兼顾,刘春霖、王劭廉、胡家祺、王法勤返津。8月2日,由温世霖、孙洪伊、乌泽声、康士铎递交了请愿书。

7。山东的请愿活动

山东省的运动始于6月,政闻社社员侯延爽和王葵若等在省城济南召开了国会请愿大会,王著夫等则在烟台发起。他们将签名公启寄往各属,签名者约一千余人。[92]代表于洪起、宋绍唐、陈命官、钱金榜于8月8日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以两年开设民选议院”[93]。稍后,登州、莱州、青州各处又有数千人签名,拟作第二次上书。烟台教育会亦准备联合商界热心公益之人签名,寄往在京的山东省京官代递。

8。北京的请愿活动

北京士民原打算与直隶一起行动,后见直隶动作迟缓,怕落人后,始作单独上书之举。7月,工商各界联合一千余人,公推电灯公司总理冯公度领衔,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国会”[94]。8月2日,代表孙毓文等将请愿书呈上。

北京的八旗人士恒钧、常文、恒通、乌泽声、黄容惠、志恺、经勒武等,以旗人“世受国恩,身经国难,对于国事有应尽之天职”,7月发出传单,集合同志,准备以八旗名义上书。[95]八旗人士热烈响应,很快有一千六百余人签名。请愿书由恒钧领衔,提出三年召开国会。8月8日,由常文、黄容惠递交都察院。

9。山西的请愿活动

当请愿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山西还冷冷清清,旅居河南的山西籍人士麻席珍等感到很不光彩,特致函山西教育总会,催促迅速发动。教育总会立即邀请各界人士研究,运动于7月间开展起来。为使运动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教育总会会长解荣辂与崔廷献特组织了一个宪政期成会,入会者三百余人。接着分遣会员赴各府州县动员,签名者达二万之多,为各省之冠。代表常松寿(同知衔知县)、李凤翔(附生)、刘怀英(附生)启程时,农商学界诸人送至车站,三呼“大清帝国万岁”而别。8月12日,代表到京时,同乡京官均到车站欢迎。18日,代表至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三年召集国会。

10。浙江的请愿活动

浙江的运动是在汤寿潜的促进下开展起来的。1908年1月,汤寿潜即与张謇、蒯光典讨论国会问题,后与郑孝胥、张謇代表预备立宪公会致电宪政编查馆,请求两年内召开国会。不仅如此,他在上海还电促本省各团体迅速行动,并代拟了请愿书。请愿书写道:“海通以来,十数强国鹰瞵虎视,其所以驯致富强者,所有政体无一不归墟于立宪,收效于国会;且有视立宪更进者,大率立两院制度之国会,予人民以参政之权,有参政权而后有责任。时势所趋,日本迎其机而利用之,蕞尔三岛,已见明效。中国为之,事半功倍,何独不为”?“日本人民敢与欧美并驾,国中工厂林立,商贩四出,我国何以不如?是有国会与无国会之别也。无国会,则予夺之权操诸政府,人民率观望不前;有国会,则由人民参订保护工商法律,资本家地位巩固,自能并全力而为对外之竞争。”强国亦在国会。“凡我中国臣民,咸盼国会迅速成立,以保皇室之万世一系,而人民亦得一日为立宪之国民。”[96]浙江旅沪学会亦派叶景莱回省发动。

吴雷川、胡焕诸人屡次邀集各界人士研究,以为现值暑假,各团体大半散归乡里,召集不便,决定将传单和签名册分发各府,签名后即派代表来省,8月10日召开大会,公举代表入京。旋接北京同乡电催,便将大会提前于7月28日召开。会上通过了由汤寿潜主稿的请愿书,选出了代表。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签名者八千余人,其中八百多名为老年人,包括驻防旗人吉尔哈新、贵林、闻训、瑞恒等,还有五百多名天主教徒,浙江留学日本的学生。8月20日,代表叶景莱、邵羲、蔡汝霖前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国会迅速成立”[97]。

11。留日学生的请愿活动

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学生致电军机大臣说:“国会非三年内开设,不足以拯国危而系民望。顷闻政府拟定八年,期远势危,众情惶惑。祸机所伏,国命攸关,伏恳短期,以维大局。需者事贼,幸速裁之。”[98]留日湖北公友会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宣布开设国会年限”[99]。侨寓神户、大阪的华商致电军机处,“请速开国会,以安人心而固国本。”[100]东京的华商亦公电军机处,“请早定国会期限,宣示中外,以慰四万万人云霓之望。”[101]南洋的华侨也积极参加了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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