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庚子国难与盛宣怀的媒介政治（第2页）

[4]（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2册，陈义杰整理，7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2册，陈义杰整理，7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6]端木美、[法]戴和特：《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23～2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7]《上海电信史》编委会：《上海电信史》第1卷，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8]夏东元：《盛宣怀传》，3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9]（清）陈夔龙：《盛公神道碑》，见（清）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第1卷，1～2页，思补楼刻本，1939。

[10]（清）陈三立：《盛公墓志铭》，见（清）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第1卷，1～2页，思补楼刻本，1939。

[11]（清）李鸿章：《致潘鼎新函》，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8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12]夏东元：《盛宣怀传》，12、13、27、31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13][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121页，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此书中所说电话机，应为电报机之误。因为当时电话机尚未发明，而电报机刚出现。

[14]黄嘉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第36卷，第6、7期合刊，1968。

[15]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对象》，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中外新闻》，载《上海新报》，1868-10-06。

[17]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册，1664～16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8]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册，2256、2260～22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端木美、[法]戴和特：《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2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0]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册，375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21]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对象》，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2]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对象》，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3][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74～75页，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4][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72～73页，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5][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75页，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6][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53页，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6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0。

[28]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对象》，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9]盛宣怀：《电线设立情形》（1902年，盛宣怀档案）。

[30][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82～83页，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