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2页）

陈独秀将列宁主义的政治主张形象地比喻为“吃饭问题”。他说，“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独有人民要饭吃，却无法将他止住。无法止住，所以成了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56]。1919年6月8日，陈独秀突然对世界文明的起源产生一个“感想”，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陈独秀号召中国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57]。这个“感想”不幸成为陈独秀被捕的一个谶语。3天之后，也就是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的新世界被北洋政府的便衣警察逮捕。[58]

陈独秀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6月11日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引起北洋政府暗探的跟踪。这个《北京市民宣言》是陈独秀在6月9日起草的，分中英文两个版本，其中英文版为胡适所翻译。然后，由北京大学专门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印刷。这个《北京市民宣言》是陈独秀为仿效俄国十月革命而准备采取革命行动的具体表现。陈独秀将宣言的矛头直接指向把持北洋政府的皖系军阀，其具体内容共五条，如下：

第1条，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第2条，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第3条，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第4条，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第5条，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在《北京市民宣言》的末段，陈独秀还对北洋政府发出警告：“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59]皖系军阀把持的北洋政府之所以此时逮捕陈独秀，其实质仍是北洋政府对于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一次政治清算。在蔡元培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京大学对于内政外交基本是保持沉默的。即使在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北京大学师生也是保持沉默、无动于衷的；但是，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北京大学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新潮》《国民》等北大新思潮刊物的鼓吹影响下，北京大学学生的政治觉悟提高，遂走上了干预政治的道路。北京大学从不干政到干政，把持北洋政府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就认为，这一切都和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提倡新文化有关。[60]故而，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过是其被捕的导火索而已。

陈独秀在被捕之后，立即成为中外新闻社和媒体报道的一个焦点人物。[61]1919年6月15日，上海《申报》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62]美国人卡尔·克劳（CarlCrow）所办的中美通讯社在案发之后立即搜集到陈独秀被捕的内幕，其消息说：“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氏，忽于前日（十一日）下午二时在新世界被便衣巡警逮捕。当时知者甚少。至晚间十二时，有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兜围北河沿箭竿胡同陈氏住宅，破门而入。陈氏眷属，均从梦中惊起。当被搜检持去信札多件，惟被捕原因尚不得知。据外间传说有谓，近日外间发布之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与陈氏不无关系。”[63]总体而言，中外媒体对陈独秀被捕的报道分析，倾向于认为这是北洋政府“有意借此摧残新思潮”[64]。

其后，各界社会团体和政治名流纷纷出面向北洋政府求情，要求释放陈独秀。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闻讯之后，立即致信北洋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并“彻查主使陷害之人”[65]。与此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决定，向警察厅提交保状，保释陈独秀。[66]陈独秀在京、沪两地的安徽同乡会也奋起行动，设法营救。[67]与新文化派有密切关系的江苏省教育会也出面营救陈独秀。该会致电北洋政府，其电文说：“报载前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被捕，众情疑骇，谓将兴文字之狱。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68]史量才主持的《申报》馆与江苏省教育会关系密切，在对待陈独秀被捕案上，与江苏省教育会立场一致。[69]6月17日，《申报》发表时评，批评北洋政府逮捕提倡新思潮的领袖陈独秀，属于“文字狱”。[70]在这众多参与营救的团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业协会的领导人吴灿煌、萧晋藩、刘瑞融等人与陈独秀并未谋面，但是他们仰慕陈独秀提倡新思想的“大名”，故而致信北洋政府，呼吁立即释放陈独秀，“以全士气，而救国危”。[71]1919年7月6日，西南军阀的政治领袖岑春煊也致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以平公愤”。[72]对陈独秀而言，拘押他的警察总监吴炳湘是他的安徽同乡，为人思想开明。吴炳湘顶住步军统领王怀庆等皖系军阀要求严惩陈独秀的压力，主张宽待陈独秀。[73]

陈独秀的被捕引起中国学生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声援，北洋政府为了缓和舆情，平息众怒，终于在9月16日下午4时，释放了陈独秀。[74]在营救陈独秀的过程中，时任中国大学校长的安徽人姚恨吾被公认为“出力最多”。[75]这段三个月的狱中生活，对于陈独秀的思想向马列主义转变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无法判断。但是，陈独秀在出狱后不久，就改变了《新青年》的编辑方针，使刊物思想更加倾向于马列主义。1919年10月5日下午2时，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在胡适的寓所，讨论《新青年》编辑事务，决定从第7卷开始，“由仲甫一人编辑”[76]。《新青年》从同人们轮流主编重新回到初办时的陈独秀一人主编，这意味着陈独秀对《新青年》此前发表的亲美言论的不满，也意味着他亲俄立场的转向。1918年12月，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本志宣言》，明确提出：“我们的主张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77]。在这期《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一文，专门为“过激派”澄清名誉。他说：“日本人硬叫Bolsheviki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78]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力量的重视，他说：“我现在所盼望劳动界的，并不是妄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遭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环境的觉悟。”[79]从他为“过激派”正名到重视“劳动界”的力量，表明陈独秀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了。

二、出京：陈独秀的秘密组党与北洋政府的反赤行动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刚从武汉返京。为防止北洋政府的拘捕，陈独秀暂时躲避在王星拱家中。[80]其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满口北方话，一副生意人打扮模样。他们雇了一辆骡车，从北京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油光发亮的衣服，坐在骡车里面。他们躲过审查，顺利地出了北京，到了天津。陈独秀从天津登上火车，于2月中旬抵达上海。[81]安徽同乡柏文蔚将他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住宅让给陈独秀居住，此地也成为《新青年》编辑部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82]

在1920年的上海，陈独秀是公认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陈独秀到上海不久，俄国共产党海参崴分局派遣年仅27岁的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他成为苏俄共产党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83]维经斯基在中国的公开身份是俄国远东共和国的新闻记者。他先是在北京会见了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84]在上海，维经斯基见到了陈独秀，两人商谈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事宜。维经斯基的中国之行，就是为了执行莫斯科的“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中国、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的秘密使命，而海参崴成为俄国向东亚各国输出革命的国际枢纽。[85]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具备了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创建领袖的思想条件和社会声望，故而维经斯基的到来，是水到渠成。1920年6月，维经斯基从上海写信给海参崴的上级领导，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是中心人物，我们正共同进行工作。[86]

苏俄共产党非常重视党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恰恰是一位理想的马列主义宣传家，陈独秀本人就掌管着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杂志《新青年》。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指派俞秀松担任青年团书记；同年9月1日，陈独秀将《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开始，改造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同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办，李达为主编。[87]俄国的列宁主义对知识青年和劳工大众带有强烈的吸引力。如李大钊所言，列宁主义“可以慰安灵魂……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88]。因此，当列宁主义经陈独秀创建的中共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宣传之后，立即吸引了许多知识青年。

尽管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组织活动经费有限，但是这不影响参加者的革命热情。1921年，陈公博在《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指出，“广州的情况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暂且不谈工人和士兵群众，可以说，大学生们是同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或是受国民党操纵。因为有这些困难，我们要特别坚定”[89]。陈独秀对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的信仰要求很高，他说：“凡是加入S。Y。的分子，若是执行委员会议决杀自己父亲，恰又是命我去杀，我都当然去做。”[90]上海是团中央的中心所在地，团中央与全国各地分团组织的联系，主要依靠秘密通信，而凝聚团中央与地方团组织的精神纽带，就是上海出版的《新青年》、《先驱》、《共产党》月刊等刊物。1922年10月11日，四川的团组织负责人王右木在给团中央负责人的信中写道：“中央此后如有新刊各书报，请于出版时即暂寄二十份来后列处所，当分给社员之愿购者”[91]。当时，北洋政府和各地政府已经将马列主义视为恐怖的“过激主义”，加以禁止。即使是王右木所在的中国内陆城市成都，其印刷物品也经常遭到政府的检查。[92]

为了应对北洋政府的检查，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党团组织发明了各种代号和暗语。比如，山东的党团组织，就发明了一些代号和暗语。他们把“中央”称为“中英、钟阳、中兄”等等，把团中央称为“爱中、郑容、洪顺”等等；把中央书记称为“总教务长”；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称为“大考生”；把“开会”称呼为“上课”；把“被捕入狱”称呼为“得病，住院，入院”等等；把“党刊团刊”称为“校刊”等等。[93]中共党团组织的这种隐语传播方式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北洋政府的反赤政策造成的。

北洋政府的反赤行动，与英、美、日等国主导的国际反赤行动遥相呼应。[94]此时，北洋政府的实权掌握在皖系军阀手中，而北洋政府的反赤政策也秉承皖系军阀的意志。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将列宁主义视为“过激主义”，并严禁“过激主义”在中国传播。1920年2月4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发表训令：“探闻美国过激派来沪，联络中国工党首领及全国工界协进会主任陈家鼎、于亚龙并孙文等，在法租界贝勒路原总会地址，组织农工联合会。其宗旨以社会共产主义为目的，一俟组织完全后，即扩充为全国农工联合会，以厚其势力。……查过激主义实为召乱之媒，亟应严密查禁，以消隐患”[95]。由于皖系军阀将列宁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即使合法的工人集会活动也难以获得北洋政府的支持。1919年10月底，美国政府在华盛顿举行“国际劳动大会”，北洋政府阻挠中国劳工团体选派代表出席大会，其理由是：“中国现为家庭工业，并无劳动团体”。为敷衍国际视听，北洋政府安排外交官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大会。北洋政府此举，遭到国会议员和公众舆论的指责。[96]

1919年3月，北京公使团的一位公使告诉北洋政府，俄国革命政府招募大量华工，给予巨款，让他们回到中国传播“过激主义”。因此，北洋政府致电各省，严密防范。奉系军阀张作霖还对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境内的海拉尔车站进行设防检查，验明华工的真实身份。[97]北洋政府还意识到中、俄两国在蒙古的边境一带，是俄国“过激主义”传入中国的危险地带，并设法阻止“过激主义在蒙古得势”。[98]1919年3月底，媒体报道说，英国与日本驻华公使告诉北洋政府，俄国共产党准备用“二百万卢布，遣送十万华工回国，使其在中国传播过激主义”[99]。1919年4月，北洋政府驻沪稽查员在上海严格侦查共产主义团体，杯弓蛇影，谈者色变。[100]5月中旬，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报告说，“有某某十人在沪发起共产主义”[101]。

在遏制“过激党”问题上，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与皖系军阀沆瀣一气。自1920年春，陈独秀来到上海，从事组党的秘密活动开始，就引起了何丰林的注意。同年10月14日，何丰林致电北洋政府称：“社会党陈独秀，勾结俄党及刘鹤林等，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102]。此时，陈独秀已经将上海党发起组改名为“共产党”，但是还不为外界所知，故而何丰林称其为“社会党”。这里所说的工会和杂志，就是指陈独秀在1920年8—9月发起的上海机器工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和创办的《劳动界》。[103]10月28日，北洋政府陆军部密电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针对“过激党陈独秀等扩张过激主义”的行动，请其“设法严禁，如认为违反刑法，即行缉拿严办，以遏乱源”。[104]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党的秘密活动，触及北洋政府的统治利益，因此引起了统治阶层的极度恐慌。1920年11月7日，陈独秀在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底制度，拥护劳动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105]。

俄国共产党被诬蔑为“过激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美、日等国新闻媒体的有意诬蔑。日本媒体将布尔什维克称呼为“过激派”；美国《华盛顿邮报》则说“过激派”都是“疯子”，是“暗杀者”。[106]中国与俄国的接壤地区，是北洋政府防止俄国革命学说传入中国的防线。[107]1920年2月，北洋政府又通告各省，特别是在山东和江苏等沿海要冲之地，对于印刷物要严格检查，防止“过激主义的传播”，以“维持地方，防遏乱源”。[108]但是，北洋政府的检查印刷物品的号令，遭到了江苏省教育会的变相抵制。1920年初，江苏如皋高等师范学校校办刊物《新心报》被诬告为传播“过激主义”，面临被政府查禁的危险。为此，江苏省如皋师范学院恳请江苏省教育会致电江苏省教育厅，为其主持公道。于是，江苏省教育会在1920年2月初致函江苏省教育厅，为《新心报》辩解说，过激主义是英文“radicalism”，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同，因此地方当局在执行的时候，搞不清何种为真正的过激主义，反而影响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09]

1920年10月10日国庆节傍晚，上海虹口北四川路新华学校教员胡嘉亭等人，向闸北华界兴隆汽车行租赁汽车两辆，乘坐往来于华租各界，以红色油印品沿途散布；上海地方官厅见其所散之油印品上语句含有过激主义，故一体缉拿。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华探潘连璧和西探尧克，将胡嘉亭拘解于上海会审公廨；其后胡嘉亭被取保释放。[115]与此同时，上海和浙江两地的政府也密布侦探，察觉陈独秀与俄国共产党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组党活动。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接到浙江督军送来的密探报告，上面写道：“过激党首领陈独秀，与俄国该党首领名保宝福者，携带巨款，潜来沪上，以金钱运动上海各大工厂之工人，而劳动工界之被诱入党者已有万余人之众。”随后，何丰林饬令沪上军警严密监视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并致函上海商会转告上海各工厂，防止工人加入共产党。[116]

在遏制“过激主义”的传播上，北洋政府与各地军阀找到了利益的共同点，他们意识到陈独秀为首的“过激党”所宣扬的“共产主义”是威胁其统治地位的敌人。但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和新闻界已经发生了思想变革，倾向于接受马列主义学说的人日益增多。这种新的思想潮流也是北洋政府所无法阻挡的。事实上，过往政治上比较保守的江苏省教育会和上海《申报》此时也利用他们的媒介资源正面宣传俄国革命的真相，并介绍列宁主义学说。著名记者邵飘萍出版了《新俄国研究》专著，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俄国的“劳农政府、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军队编制、教育设施、妇女待遇、外交方针、宪法大纲”等内容。1920年9月，上海《申报》刊登了邵飘萍俄国研究的新书出版广告，呼吁关心时事的读者，先睹为快。[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