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读书与救国的两难 蔡元培努力遏制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第1页）

第三节读书与救国的两难：蔡元培努力遏制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

蔡元培的初心是将北京大学办成中国的学术机构，而北京大学最终的政治参与，并非他的初衷。但是，蔡元培在1918年秋受欧战结束之后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其参与政治的乐观理想一度被激发。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也是在蔡元培热衷于国内政治的背景下，愈演愈烈的。

在推动蔡元培卷入政治旋涡的过程中，蔡元培的老友熊希龄发挥了积极作用。1918年10月23日，研究系的熊希龄联合张謇、王宠惠、徐佛苏等人发起组织和平期成会的通电，蔡元培也列名其中。[63]1918年11月3日，蔡元培当选为和平期成会的副会长，正会长为研究系的熊希龄。[64]10天之后，蔡元培和熊希龄以和平期成会的名义，致信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呼吁成立和平机关，实现南北和平。[65]此时的蔡元培已经思出其位，将很大精力投入到国内的和平运动上。蔡元培的实际行动已经违背了他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时公开宣称的“不涉政界之决心”[66]。在参政问题上，蔡元培这种言行不一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战结束所造成的和平潮流所致。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参加了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公众集会。他在会上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其中谈道：“世界的大势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67]蔡元培这里所批评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就暗指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他们一直梦想着用武力统一中国。事实上，蔡元培对皖系军阀公开的不点名批评，已经让他触及军阀政治的雷区：此即皖系军阀所能容忍的限度。

很快蔡元培也意识到他不该过度地卷入现实政治纷争。1919年1月7日，蔡元培在《政府公报》上刊登启事，宣布与各种政治团体脱离关系，将“委身教育，绝不与闻政治”[68]。这个启事特意刊登在官方公报上，说明蔡元培此前的干政言论应给他造成了诸多的政治压力，才使他不得不重申“绝不与闻政治”的初衷。奇怪的是，其后的蔡元培仍然继续与研究系核心人物保持密切往来，并参与研究系组织的政治活动。1919年2月12日，蔡元培和研究系的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等人，发起国际联盟同志会，并在北京大学法科大讲堂开成立大会。这个国际联盟同志会选举研究系的领袖梁启超为理事长，研究系的干将林长民为总干事，显然这是研究系所控制的一个团体。[69]此外，研究系在1919年2月16日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也请蔡元培出任理事。[70]其后，研究系于2月23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公开演说活动中，蔡元培也前往发表演说，鼓吹国民外交，号召“我国民不可不乘此机会，以为少数外交当局之后援”[71]。也是在此背景下，具有皖系军阀背景的复古派林纾在1919年2月17日发表诋毁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小说《荆生》；一个月之后，林纾又在《公言报》上刊登文章，公开批评北大校长蔡元培，从而引出林、蔡之间的笔墨官司。林纾的后台是皖系军阀徐树铮。林纾出面批评蔡元培，其实代表着皖系军阀对蔡元培和他的北京大学干预政治的不满。其后，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致信蔡元培，批评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已经“逾出了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72]。

然而，“林蔡之争”终究不过还是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对现实政治影响不大。但是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确实让北京大学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对外界的诘责，蔡元培曾对人言：“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73]五四学潮期间，北京大学学生冲锋陷阵，蔡元培再也无法遏制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1919年5月9日，蔡元培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出走。他在离京前，留下一张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74]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其后，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走向了爱国干政的时代最前沿，在中国，大学的政治参与从此之后成为一个时代的洪流，无人能够抗拒。

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时，就想把北大办成中国高校中“道德救国”的典范。如果把蔡元培所说的道德理解成一种爱国的意识的话，那么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确实已经成为中国道德救国的先驱。在这方面，蔡元培的“道德救国”目标应是实现了。但是，蔡元培的“学术救国”理念在北京大学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因为，五四运动之后的北大学生受爱国主义的驱使，整日忙于各种“罢课运动”，已经无暇读书了。面对这种情况，蔡元培提出了一个看似两全实则两难的办法。此即，蔡元培的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75]

然而，在五四运动之后那个学潮此起彼伏的新时代，大学校园再也无法回到昔日的平静状态。即使大学师生有心安静下来，各方政党人士也要设法鼓励学生加入他们的政党，参与政治运动。质言之，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大学的政治参与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从1917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也就是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期间，北京大学从之前的一个风气败坏的问题学校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在此过程中，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程度日愈强化，其标志就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国家意识提高，天下为公的意识增强。从表面上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道德革新，似乎与政治无关；实际上，北大的道德革新恰恰成为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的内在因由。原因无他，这主要与蔡元培对道德的特殊理解有关。蔡元培认为，道德不仅是人类进化的根本所在，还是人类政治活动的“本体”。1917年3月3日，蔡元培在研究系发起成立的国民外交后援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所谓政治，亦即道德之作用而已。进一步言之，个人与个人、社会与社会、以至国家与国家现象之良恶，纯以道德消长维系。”[76]按照此种理解，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道德革新，显然是其改良中国政治的“曲线救国”手段。

因此，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当然离不开蔡元培的积极推动。在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蔡元培鼓励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好《新青年》杂志，北京大学学生还办了《新潮》和《国民》等学生刊物，这些刊物成为宣扬北京大学新文化理念的重要媒介。这些刊物媒介在传播北京大学新思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学新闻杂志的发达得力于蔡元培对传播媒介的重视。正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强调通过发展新闻学研究，来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他说：“民国元年以后，新闻骤增……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77]北京大学新闻学会的成立，客观上自然有助于北京大学的各种新刊物的发展。以《新青年》、《新潮》和《国民》为代表的北大刊物，成为塑造公众舆论的有力媒介，在五四运动期间，对于动员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北京大学的新媒体也加速了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的进程。但是，当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之后陷入国内政治运动的旋涡中后，蔡元培意识到北京大学的政治化，反而不利于北京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他的学术救国的主张。这时，蔡元培已经无法扭转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的趋势。他只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一个折中的政治口号，就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个新的政治口号的提出，充分彰显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与时俱进的爱国精神。

[1][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44页，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费希特（Johae，1762—1814年），是康德之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809年任柏林大学教授，也是柏林大学第一任选举产生的校长。

[2]一位18世纪末的德国大学生曾这样记录他在基尔大学（KielUy）学习的情况。他说，相当多的学生为懒学生。他们时不时地也带着书包去听听课，以便不被开除；但在学习上也就仅此而已，更多的一概不为。露天酒肆……是他们夏天的去处，冬天他们则在咖啡馆中度日，只有上床睡觉能让他们离开那里。他们在那里都干些什么？各种各样，玩九柱戏，打扑克，打台球，喝啤酒，喝白酒，或者并排坐着抽烟斗。此外，持剑决斗，斗殴，侵扰市民，也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方面。一直到19世纪初，有关德国的大学生惹是生非、制造事端的记载，仍不绝于史。因为，在18世纪，德国大学还享有古老的独立司法权，大学生不受所在地法律的约束，这是他们屡屡制造事端的原因。详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4～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19世纪初德国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又被称为古典大学观念。这种古典观念认为，大学是“修养的机构，修养意味着通识性、全面性修养，心智的训练，这是与职业性和实用教育对立的。这一观念从19世纪初起，成为德国大学的基本信念之一”。详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88、1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关于蔡元培、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和高等教育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的研究多强调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学风、校风的改造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不是将蔡元培对北大学风与校风的改革放在一个“大学政治参与”的视角下进行考察。作为教育家，蔡元培对于北京大学的“政治化”，态度是非常矛盾的，这一方面同样为既有研究所忽略。有关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关系的代表性论著，可参见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朱成甲：《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兼论北大与教育救国、文化救国思潮的内在联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王晓秋：《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娄岙菲：《蔡元培与北大校风的重塑（1917—1918）》，载《教育学报》，2011（4）；以及TimothyB。Weston，ThePowerofPosition：BeijielledesePoliticalCulture，1898-1929，Berkeley，UyofiaPress，2004。

[5]许寿裳：《蔡孑民先生的生活》，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3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6]王世杰：《追忆蔡先生》，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8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7]王世杰：《追忆蔡先生》，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80～8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8]许德珩：《吊吾师蔡孑民先生》，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17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9]陶希圣：《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21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0]《美儒李佳白先生讲义》，载《申报》，1903-04-22。也是出于对中国官办教育的不满意，李佳白1903年在上海开办了尚贤堂。《教育得人》，载《申报》，1903-09-10。

[11]《大学堂之风潮》，载《申报》，1907-11-29。

[12]详见《政府公报》第5号，1912年5月5日。在这日公报中，宣布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5月2日，袁世凯准许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名为校长。详见孙应祥：《严复年谱》，392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在清朝，京师大学堂为三品实缺京堂官。严复接任后，说进入民国改制，不知北京大学校为何物。当时，北洋政府开给严复的月薪是302两。1912年5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出席并发表演说，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上述内容详见孙应祥：《严复年谱》，387、392、39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3]孙应祥：《严复年谱》，397、40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4]在严复辞去北大校长之后，袁世凯又任命章士钊担任北大校长，被章士钊拒绝，只好委任马相伯代理北大校长。《命令》，载《申报》，1912-05-05；《命令》，载《申报》，1912-10-20；孙应祥：《严复年谱》，40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5]《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载《申报》，1912-10-29。

[16]孙应祥：《严复年谱》，40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另见《严复集》第3册，8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专电》，载《申报》，1912-12-26。

[18]《北京大学风潮声中之教育部》，载《申报》，1913-06-06。

[19]《训令》，载《申报》，1913-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