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血路 黄远生的自我超越（第1页）

第三节血路：黄远生的自我超越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新闻记者为了忠于职守，因不谅于当道而招来杀身之祸者，当以黄远生为第一人。在黄远生身后，为新闻而殉职者，还有邵飘萍、林白水、朱惺公、金华亭等等。黄远生是民初报界最有名的记者。他在上海《申报》的“远生通信”，闻名遐迩。他除了服务于《申报》之外，还兼任北京《亚细亚报》、上海《东方日报》《时报》等刊物的通讯记者。[101]1912年，黄远生还与研究系的蓝公武、张君劢，合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专门评论时政，人称“新中国三少年”。[102]

作为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对记者的身份资格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的人格，叙述任何事情，贵乎能够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103]这句话表明了黄远生的记者操守观念，即一名合格的记者要有自尊的人格，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这也是黄远生对其记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在新闻报道上，不媚俗，敢于直言不讳。正是这种独立的新闻记者人格导致了他亡命于海外，结果还是被仇家暗杀。

1912年之后，黄远生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新闻事业。虽然他仍继续参与梁启超进步党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对记者身份已经心有所属了。如其同乡好友李盛铎所言：“壬子（1912年）以后，（交通）部长留君任事，而君绝意进取，谢不往。时燕沪诸友，多以新闻论著相属，君亦专以自任。每一草出，都人传观，有纸贵之誉。”[104]1913年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海外，重组中华革命党，继续在海外高举反袁大旗。留在国内的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因国民党的失势，随之也被袁世凯抛弃。袁世凯一心独裁，解散国会，民主政治名存实亡。此情此景，让黄远生对政治心灰意冷，更加坚定了他的新闻记者身份意识。

1915年，袁世凯意欲复辟。一面用暴力封闭持反对意见的报馆，检查邮电，拘捕记者，公布报律，限制新闻自由；一面阴谋制造民意，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到处网罗“枪手”，为帝制运动做鼓吹。黄远生是名震京师的记者，因此袁世凯集团极力收买黄远生，从而为其所用。帝制派人士想聘用黄远生担任他们的御用记者，他们准备在上海办《亚细亚报》，聘请黄远生担任总撰述。当时帝制派气焰嚣张，黄氏不敢公然拒绝，只能虚与委蛇。[105]当时，袁世凯总统府的一位内史直接找到黄远生，要求他写一篇鼓吹帝制的文章，黄远生大窘，手足无措。一连拖了七八天，实在撑不住了，他才写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有关帝制的文章，表示其对于帝制之意。[106]这种违心之论，让黄远生的心灵备受煎熬。

林志钧是黄远生的生死之交，亦曾亲闻此事，他说：“听说袁看了不满意，又叫人示意远庸，要他再作。远庸到了此地，再无可转身了。……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那几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1915年9月3日清早，黄远生跑到好友林志钧的家中。匆匆话别之后，黄远生从北京前门火车站登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自此，这两位生死至交，天各一方，竟成永别。[107]1915年9月6日，黄远生发表启事，宣布辞去《申报》通信及上海《亚细亚报》之预约总撰述的工作。[108]与此同时，《申报》馆也为黄远生解围，说黄远生对帝制问题“真心反对，已为人所洞见”[109]。

黄远生抵上海不久，即筹划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黄远生的诤友梁漱溟，对于逃亡期间的黄远生的心境，有一番动人的分析描述。梁漱溟说，“黄远生所与交游者虽颇混杂，然我彼时即有一种感觉：他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来，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黄远生的自责十分痛切而真实”[110]。流亡美洲的黄远生正准备有一新的开始，不意抵旧金山数日后便死于非命。当时盛传系因旅美华侨误认黄为袁党，属误杀，后经证实远生之死与袁世凯无涉，却是丧生于国民党枪口之下。

黄远生被刺杀后。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立即致电北京外交部，通告此事。1915年12月27日，黄远生的好友林志钧获悉此事，痛不欲生。为了纪念亡友，他整理了《远生遗著》。林志钧在《远生遗著》序言中，谈到了黄远生被暗杀一事。他分析黄远生是被做记者时得罪的“某党”暗杀。这里的某党，就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其后，钱基博也谈及远生暗杀案，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世凯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则必欲杀之”[111]。钱基博此言，可谓是对黄远生一案最后的注脚。后来的事实证明，黄远生为中华革命党所暗杀，暗杀起因与他们担心黄远生被袁世凯的帝制派利用有关。一句话，黄远生一个逃亡海外的有良知的名记者，他的被暗杀，是当时残酷的国内政治斗争的罪恶生态所造成的。[112]诚如《申报》时评所言：“嗟乎！时事不常；人心太简，冤故常事也！”[113]所以，对于黄远生之死，今人不能简单归因于狭隘的党争，而应从那个时代的总体政治生态去着眼。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的海外流亡者，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旧金山的洪门会员也是海外的流亡者。孙中山在流亡海外进行革命动员的过程中，也加入了洪门，成为海外洪门中的“红棍”——这个庞大的华侨组织中专司武力的头领。作为流亡者，他们都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异端。但是，作为记者的逃亡者黄远生则是洪门和中华革命党所不能容忍的异端中的异端（与袁世凯有关系者）。旧金山是洪门的大本营，当黄远生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死亡之期已经不远了。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陈文：《美国斯德胜先生主讲清心书院已届十载》，载《中西教会报》，第1卷，第6期，1891。

[5]《跋华英初阶、进阶及英华初学后》，载《申报》，1899-02-18。

[6]根据相关研究，张元济被公认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从加入商务印书馆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为商务印书馆操心。他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印刷厂发展成1949年之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详见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7]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8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8]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3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9]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214～2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10]JoshuaA。Fogel，“ToReformaitōKonan'sFormativeYearsintheMejiPress，”ModernAsianStudies，1982（3），p。386。

[11]平海澜：《南洋公学的1902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蔡元培对《外交报》是有股份投资的。详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23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13]《蔡元培全集》第1卷，1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张荣华：《张元济评传》，44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15]有研究者认为，《外交报》是独立的机构，商务印书馆仅是其投资者之一。经手收集股款的都是南洋公学的成员，即张元济、蔡元培和赵从蕃。由于蔡元培热心中国教育会，光复会，其后又去德国，他没法顾及杂志工作。而赵从蕃后来也不参与工作，真正负责者为张元济。参见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6]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3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7]张元济：《外交报叙例》，载《外交报》，创刊号，1902。

[18]《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载《外交报》，第130期，1905。

[19]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3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0]关于商务印书馆与晚清公共领域的论述，参见张荣华：《张元济评传》，138～145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21]商务印书馆对清末民初的国民教育和公共道德的培育，是当时众多进步媒体如《时报》等共同奋斗的目标。参见[加拿大]季家珍：《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132页，王樊一婧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