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袁世凯及其洹上渔翁形象的塑造(第2页)
简言之,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廷对于应付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已经表现得力不从心。这期间,由外患所体现出来的“洋权”,从内乱所彰显的“绅权”,与隐居在野的袁世凯所遥控的北洋派“军权”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权势格局。而对这一权势格局起到稳定作用的,就是袁世凯。这一政治权力结构现实已经成为清廷朝野上下一个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在清廷围绕袁世凯的“起用”问题上,具有洋权、绅权和军权背景的驻外使节、朝野官绅和地方督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其中,从而使得隐居河南彰德的袁世凯成为朝野各方所关注的公共人物。洞悉时局内情的袁世凯深知他出山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又不便于发表公开的言论,表明其明确的政治主张。故而,袁世凯巧妙地运用现代摄影技术,将他与三哥袁世廉的“洹上渔翁”合影刊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通过这一无声的图像暗示,袁世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超然于政争之外的公共形象,并向外界传递了他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的信息。真可谓,一举两得,深得其妙。
[1]梁启超:《良心麻木之国民》,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4册,55~5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杨念群:《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见李喜所:《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38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3]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2册,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4]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册,27、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5][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245页,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从晚清到民国,在身份的变化上,就是身份的职业化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民国对身份职业化的尊重,特别体现在民国对官员职务的法律认定上,比如民国的顾问与秘书等官员职务,与清代的幕僚是不同的。尽管两者的角色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他们在与其尊敬的上司的关系上确实有很大的区别。民国的顾问和秘书是正式的官职;清代的幕僚则只是官员的朋友,在法律上不属于任何政府部门,也不从国库中领取工资。
[6]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1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8]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9]汤志钧:《戊戌变法史》,131~13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0]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1]《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八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新开时务报馆》,载《申报》,1896-06-22。
[13]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载《时务报》第1册,1896-08-09。
[14]梁启超:《说群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册,3~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关于梁启超逃亡的细节,戊戌变法的亲历者张元济有生动的记载,详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3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6]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劳祖德整理,6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7]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劳祖德整理,6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8]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劳祖德整理,6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26~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47~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0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1]孙中山:《驳保皇报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2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8册,63、65、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8册,6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24]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3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5]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3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7]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30~3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8]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29页,欧阳哲生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29]当时檀香山有一个华侨少女何蕙珍,非常仰慕梁启超,欲嫁给梁启超,被任公拒绝。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24~125页,欧阳哲生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30]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25页,欧阳哲生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31]《孙中山全集》第1卷,2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2]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51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梁启超:《杂答某报》,载《新民丛报》,第86号,1906。
[33]章太炎:《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载《民报》,第17号,1907。
[34]李喜所:《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1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