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边缘士人 赵烈文与王韬的传播经历02（第5页）

[144]（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4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5]（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5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6]（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7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7]（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7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8]（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8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9]（清）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下册，186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150]刘厚生：《张謇传记》，5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51]刘厚生：《张謇传记》，56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52]王韬是在1867年12月15日，旧历十一月二十日从香港乘船去欧洲。王韬与赵烈文结拜为兄弟，是在1861年之前。详见[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50～65页，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以及（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15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53][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65页，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54]（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17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55]（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17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56]（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2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57][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22页，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58]王尔敏：《王韬生活的另一面——风流至性》，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册，231页，1995。

[159]（清）王韬：《王韬日记》，135～136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0]（清）王韬：《王韬日记》，126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1]（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1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3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62][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44～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63]《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第1卷，573页，台北，1964；[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4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64]（清）王韬：《王韬日记》，191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5]（清）王韬：《王韬日记》，195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6]（清）王韬：《王韬日记》，195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7][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18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本局日报通启》，载《循环日报》，1874-02-05。

[168][美]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61～62页，苏世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169]王韬还影响了孙中山对李鸿章的上书。1894年早些时候，孙中山来到上海，认识了王韬。王韬给李鸿章的幕僚写推荐信，引荐孙中山见李鸿章。详见[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5、14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70]（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16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71]（清）王韬：《王韬日记》，181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2][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18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73][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7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7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10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75][美]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61页，苏世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176]（清）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139～14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王韬关于报刊作用的文章，可参见《代上丁中丞书》（1870年），《代上苏抚李宫保书》（1864年），见（清）王韬：《弢园尺牍》，卷七，3页；卷八，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7]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史事考辨》，29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178]1844年5月25日，塞缪尔·F。B。莫尔斯（SamuelF。B。Morse）坐在华盛顿最高法院的老议事厅的一张桌子旁边，按动电键，用电码发出一份电讯。他在巴尔的摩的助手将滴滴答答的声音翻译成电文，其内容是：“上帝创造了什么？”当日下午的晚些时候，莫尔斯发出了第一份刊登在报纸上的电讯稿，这家报纸是《巴尔的摩爱国者报》。其电文内容是：“一时，众议院刚刚就俄勒冈问题召集全体委员会。这项提议被否决，79票赞成，86票反对。”这是19世纪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条新闻报道，其意义之所以重大，并非由于新闻本身的价值，而在于这一事实预示了“通讯联络网络的诞生”。[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193页，展江、殷文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79][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199～200页，展江、殷文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80][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5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