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1页）

第一节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过激党，其对应的英文名有“Radicalism”“theLeft”“”“Bolshevism”。曾几何时，“过激党”这个词及其对应的英文词汇，在“一战”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媒体上和中国媒体上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它代表着资本主义世界和中国北洋政府对“赤化”威胁的大恐慌。[2]从1945年开启的美苏冷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战争。冷战，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赤化”的一种遏制。冷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赤化”行动，这是今天的人们所熟悉的历史。但是，“一战”后期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列强对俄国输出革命的威胁所做出的反应，也就是他们因资本主义世界面临“赤化”威胁而产生的大恐慌，则是一段被埋没的历史记忆。

实际上，当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立刻感受到了“赤化”的威胁，并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赤化”大恐慌。在十月革命发生时，沙俄政府作为协约国的成员，正在与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交战。但是，沙俄政府却未曾料到在其国内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随着十月革命的发生，俄国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宣布退出“一战”。俄国的无产阶级或者说“产业工人”成为一种颠覆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这是英美等国资产阶级对俄国十月革命产生恐慌的根本理由。[3]1918年，资本主义国家的101位领导人聚集在美国芝加哥，讨论应对俄国革命的“赤化”威胁问题，这次会议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反对“赤化”行动的开始。随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出兵西伯利亚，联合欧洲列强和日本，组成联军，出兵俄国，试图镇压俄国新生的革命政权。[4]中国的北洋政府审时度势，也主张联合英美，出兵西伯利亚，配合英美诸国军队镇压俄国革命。[5]

1918年3月3日，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政府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条约》，此举直接导致协约国与列宁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当日晚上，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决定与日本驻俄公使一同离开俄国当时的首都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只留下郑延禧、倪永龄、李世中等人“在此观听，代办一切”[6]。除彼得格勒的公使馆以外，中国还在伊尔库茨克和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地设立领事馆。[7]随着驻俄公使刘镜人撤离俄国，中国驻俄公使馆形同虚设。尽管中国公使刘镜人和协约国公使们一同撤离俄国首都，但是中国与协约国驻海参崴的领事并没有随之撤离。1918年2月27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致电北京外交部，告知：“遵与英、美、日本领事馆接洽。据称，公使虽行，仍不撤领，日本领事之言尤决。惟瞬息万变，我谋宜与一致行动，难易迥殊。”[8]其后，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成为北洋政府了解俄国革命动态的无可替代的关键渠道。在此期间，北洋政府关于俄国革命政府的“过激党”印象，也主要是根据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提供的外交情报而形成的。

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早年毕业于京师同文馆，精通俄语。[9]他在1918年初就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就任伊始，正赶上海参崴的俄国革命党发动政变，导致海参崴的数万华侨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护侨有责的邵恒濬为此向北洋政府频发电报，汇报海参崴的动态。邵恒濬从维护中国侨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把俄国革命党视为扰乱社会治安和危及民生的“过激党”，对俄国革命党怀抱排斥和抵制的态度。1918年2月27日，新任总领事邵恒濬在给北洋政府外交部的信中谈及他对俄国革命党的初始印象：“恒濬来崴，正值多事，军工猖獗，俄官失势，华工或受排失业，或被胁入会，劫夺命案，时有所闻，食粮缺乏，尤足为虑。”[10]邵恒濬信中所言的“军工猖獗”就是指海参崴的俄国革命党人。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党人在海参崴的军事活动威胁到海参崴的市民安宁，故而遭到当地工商界的反对。1918年3月5日，邵恒濬致电北洋政府外交部说：“海参崴工商，反对工党干涉，现将罢市。”[11]同日，邵恒濬在给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呈文中，指责俄国革命党人“恣肆攘权，暴敛地方，情形日趋险恶”，为此他郑重请求北洋政府迅速派遣军舰来保护当地华侨的生命财产。[12]

起初，邵恒濬总领事在给北洋政府的文电中，将俄国革命党人称为“工党”，其后改称“过激党”。这种称谓的演变，反映出邵恒濬对俄国革命党人的痛恨之情。1918年3月21日，邵恒濬致电北洋外交部，汇报他与日本舰队提督代表的谈话内容时，将俄国革命党称为“过激党”。在谈到中国派遣军舰来海参崴的事件时，邵恒濬说：“总之，华侨在此地情形特别，所请系为弭患自卫计，非欲以对待过激党”[13]。此时，段祺瑞再次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就任伊始，就批准了邵恒濬提出的派遣军舰保护海参崴华侨的请求。1918年3月30日，段祺瑞主持的国务会议决定，派遣海军代将林建章率领“海容”号军舰向海参崴出发，保护华侨。[14]尽管邵恒濬主张派遣军舰来海参崴护侨，但是不赞同中国出兵西伯利亚，其理由是：“我对新旧（党）自应以不偏不倚为主，表面上各国亦然。但有优劣天演，久必判然。……我累较重，自以调停粗安为使”[15]。

段祺瑞政府之所以不顾邵恒濬的劝阻，而毅然决定出兵西伯利亚，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的意见发挥了主导作用。1918年7月23日，驻美公使顾维钧致电北洋政府，提议中国应响应美国总统的建议，配合英、美、日等国联军，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他在电报中指出：“查我国宣战一年，无机进行，现在协商各国，拟派联军赴俄，在我亟宜设法加入，稍图将来和会地步。”[16]此时，北洋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其目的不是反赤，而是向美国及协约国邀功请赏，以便更好地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获得美国及协约国的外交支援。在此期间，北洋政府外交次长陈箓在与美国驻华使馆代办马克谟晤谈时，隐约地流露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乃是结好友邦。同年7月20日，外交次长陈箓曾对马克谟说，中国政府“已决定派兵一二千兵，前往海参崴，协助协商各国所派之军队”[17]。同年8月22日，段祺瑞政府发布“出兵海参崴宣言”，派遣一千七百余人到海参崴保护华侨。[18]宣言中写道：

中俄接壤，睦谊素敦。自俄国内乱发生以来，中欧诸国势力，日东渐于西伯利亚方面。在该方面之德奥俘虏且阻止捷克军之前进，中国因对于俄国政府及俄国人民不忍坐视捷克军被迫于德奥俘虏，故本于美国之提议，派遣相当之军队，前往海参崴。此次出兵系赞同联合各友邦之义举，而以尊重俄国领土与主权为目的，决不干涉俄国内政，一俟贯彻此目的，即当撤退全部军队。[19]

值得注意的是，段祺瑞政府的这份宣言特别强调说，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是“响应美国提议”，是“联合各友邦的义举”，而表示“决不干涉俄国内政”，其言外之意是没有把俄国作为中国的“敌国”。然而，这不过是北洋政府的“外交辞令”。实际上，北洋政府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政权怀抱敌意，唯恐避之而不及。北洋政府对俄国革命政权敌意的产生，当然与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所提供的情报有关。此外，来自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和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军事情报，进一步固化了北洋政府对列宁革命党的“过激党”印象。1918年2月21日，吉林督军孟恩远致电北洋政府，通报：“俄国过激党携带军械，自海参崴过五站。多数党宣布，哈埠俄人为化外之人。赤塔城人纷纷逃哈。”[20]与此同时，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也致电北洋政府，说：“俄过激派在海河对岸集众，乘机待发，请示方略。”[21]吉林与黑龙江两省都与俄国接壤，故而这两省的督军孟恩远和鲍贵卿最先感受到俄国革命潮流的影响。他们从维护本省统治安全的立场出发，本能地将俄国革命党视为“过激党”，而他们关于俄国“过激党”的军事情报自然会直接影响北洋政府对俄国革命政权的观感。所以，北洋政府致电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和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希望“严防过激党”。[22]

中国报界对俄国革命的报道，也是北洋政府对俄国革命党印象生成的重要信息来源。此时，以上海《申报》为代表的中国报界对俄国革命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与邵恒濬总领事的说法一样，上海《申报》也将俄国革命党视为“过激党”，对于北洋政府追随美国出兵西伯利亚围剿俄国革命，持赞赏的态度。1918年9月19日，《申报》报道说：“现联合军以精锐之兵力由乌苏里江铁路北上沿途作战，过激派望风而靡，已于本月五日占领百力（即哈巴洛夫克）。于是，西伯利亚东部沿海州一带过激派踪迹扫**一清，不可谓非联合军之绝大战绩也。”[23]十月革命发生不久，《新中国》杂志就刊文批评列宁政党的过激主义行为，如其所言：“盖布尔札维克主义，目无庶民政治，所取手段与前日专制政府无异；其势力之行驶不以庶民会议为依归。”[24]此时，即使以“言论稳健”著称的《东方杂志》也直接把列宁称呼为“过激派领袖”[25]。到了1919年底，中国报纸有报道说：“闻列宁政府党，谋在全球传播过激主义，英美均破获该党机关。”[26]此类关于“过激主义”的报道，杯弓蛇影，客观上加剧了北洋政府对“过激党”的恐慌心理。在此情境下，北洋政府要求各省区“严密检查过激主义”。[27]

实际上，一直到1920年3月，俄国共产国际才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获悉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由此重视中国的革命运动。同年3月，共产国际决定派维经斯基率代表团到中国，其使命就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28]，传播马列主义，组建共产党。简言之，“一战”后期北洋政府对待俄国十月革命的敌意态度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北洋政府出兵俄国，乃是一种向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的“示好”表现，其目的是赢得英美诸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外交的支持。然而，随着俄国内战的平息，列宁政党开始考虑“输出革命”，而中国自然是其首选之区。这时，皖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真正感受到“赤化”的威胁。

一、成为“过激党”：陈独秀从亲美到亲俄的转变

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已经被北洋政府视为中国的“过激党”领袖；而中国报界公开称呼陈独秀为“过激党”领袖，最迟在1920年10月，已经见诸《申报》的报道。[29]自1917年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来，他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搬到北京大学。其后，《新青年》成为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媒介。随着《新青年》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引起北洋政府的忧虑。在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因包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派，而引起皖系军阀和北洋政府的排斥。

1919年3月初，中国报纸上已经流传关于北洋政府要驱逐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谣言。[30]对于这则谣言出现的原因，陈独秀有一番自己的解释，他说，造谣者就是那些“迷顽可怜的国故党”。他们看见《新青年》杂志上有几篇大学教习做的文章，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便对北京大学“造了种种谣言，其实连影儿也没有”[31]。这种谣言传播得很远，使很多人信以为真，并且还登上了北京与上海的各大报纸。[32]虽然陈独秀在1919年3月16日出面“辟谣”，说北京大学驱逐他和胡适，纯属子虚乌有。然而，谣言并非空穴来风。此时的北洋政府确实已经对北京大学不满意，对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胡适等人更是不满意。4月1日，安福系议员张元奇携带《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前往教育部，对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北大教员、学生鼓吹新思潮的‘出版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并威胁说“如教育总长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培氏”。[33]在此情况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在此期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给蔡元培写信，对他告诫说：“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34]北京大学确实考虑辞退陈独秀事宜。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召集胡适、沈尹默、马叙伦等相关人士，在他的心腹智囊、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的汤尔和的家中开会，讨论辞退陈独秀事宜。汤尔和足智多谋，在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经常为其出谋划策，人称“老谋客”。[35]在会上，汤尔和极力支持蔡元培“辞去陈独秀”，而汤尔和是从蔡元培最看重的道德问题考虑的，他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当时，蔡元培是北京大学“进德会”的提倡者，故而汤尔和抓住陈独秀的“私德问题”，令蔡元培为其议“所动”。[36]汤尔和的意见向来为蔡元培所重视，最终在3月26日夜的讨论会上，蔡元培决定辞退陈独秀。[37]

其实，汤尔和所批评的陈独秀“私德太坏”，也不过是他的道听途说，并非其亲眼所见。当时，北京学术界曾广泛流传陈独秀“嫖妓”的谣言。实际上，这则谣言不过是反对者攻击陈独秀的一个舆论武器。但是，汤尔和偏对这则谣言信以为真，并利用这则谣言去说服蔡元培，辞退陈独秀。汤尔和此举，令胡适很生气。多年之后，胡适在给汤尔和的信中，还批评汤尔和在五四运动期间作为学界领袖，对于陈独秀的“私德”谣言，“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胡适还提醒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新思想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38]实际上，陈独秀真正不容于北洋政府的，当然不是谣言所说的私德问题，而是他以《新青年》为阵地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触及了北洋政府当权派执政的思想基础。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陈独秀“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39]

既然蔡元培等人已经在3月26日夜的讨论中决定辞退陈独秀，接下来就是如何执行辞退陈独秀的决定了。为了顾全陈独秀的名誉，在对外界宣传时，不是说北京大学辞退了陈独秀，而是说陈独秀因事“请假南归”。1919年4月8日，陈独秀正式提出“请假南归”，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40]这里所谓的“请假”，其实就是“辞退”，但是在媒体的报道中，被解释为陈独秀“在4月9日具书辞呈，自明日起即不到校”。[41]陈独秀辞职，引发媒体的议论。当时的人就认为，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与北洋政府防止俄国的“过激主义”传入中国的政策有关。如《申报》所言，陈独秀的新文化派对“旧思想专制主义宣战”，而北洋政府为抵制“过激派思想之侵入而竭力防御”，由此导致陈独秀的失势。[42]旁观者清，外界的评论着眼于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的政局因素，这当然有其客观的道理。北京大学内部人士，对于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有一番耐人寻味的解读。

亲历此事的胡适曾评价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辞退陈独秀的决定，对于陈独秀政治信仰的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胡适说：“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亲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43]诚如斯言，北大校长蔡元培选择辞退陈独秀，激起了陈独秀的“思想革命”：使他从亲美派转变成一位坚决的亲俄派。[44]换言之，也就是让陈独秀彻底抛弃了对威尔逊主义的幻想而成为列宁主义的信徒。

从现实的层面看，北京大学辞退陈独秀，顿时让他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亦如古人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然后增益其所不能。其后，失去北大教职的陈独秀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列宁主义学说的社会革命的意义，也就是他所说的“吃饭问题”。1919年4月6日，陈独秀撰文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他说：“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他还预言：“这种风气，恐怕马上要来到东方。”[45]虽然陈独秀此时还没有正式接受马列主义，但是他已经预感到马列主义学说很快要传到中国，而这恰恰是北洋政府所害怕的。在那时的中国报界，马列主义还被称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毒蛇猛兽。[46]

当1919年4月初陈独秀正式“辞职”并与北京大学脱离关系之后，他的内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当然，陈独秀也知道这是汤尔和在背后“捣鬼”，让他丢掉北京大学的“饭碗”。也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4月11日下午5时之后，汤尔和在回家途中，偏偏撞见了陈独秀。这次街头偶遇，其情其景让汤尔和记忆犹新，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途中遇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47]当人们的生活面临困窘时，其思想很容易趋于激进，陈独秀亦然。4月27日，陈独秀在谈论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他说：“世界上温和的人都要渐渐的激烈起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48]陈独秀在这里所说的“温和的人”，当然包括他本人在内，其意是说，像他这样温和的人也开始接受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采取激烈的行动了。这里所谓“采取激烈的行动”，就是指陈独秀开始赞同俄国的“社会革命”，而这正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转变。

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还表现在他对威尔逊主义的背离上。当1918年威尔逊发表“十四点演说”后，陈独秀对威尔逊主义大加赞赏，他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49]然而，到了1919年春，陈独秀即认识到威尔逊主义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他为此送给威尔逊一个诨名，就是“威大炮”。[50]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写下他的随感录，他进一步批评威尔逊主义，说“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51]。显然，陈独秀通过将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对比，而认识到列宁主义所提倡的社会革命学说的真理。此时，陈独秀对列宁主义的积极肯定，体现了他卓越的历史智慧。他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52]威尔逊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理想”，在五四学潮爆发之后，陈独秀已经明确宣称，“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53]。

陈独秀新的政治觉悟，体现为他确立了一个新的政治身份认同。这个新的政治身份认同，就是他意识到个体的政治价值。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始人和主编，在知识界享有盛名。因此，有许多人向陈独秀表达他们对《新青年》所发表文章的看法。这些看法，有赞成《新青年》的，也有反对的。对此，陈独秀感慨说：“我看这两种人，只晓得有别人，有古人，却没有了自己！”[54]这句话虽是批评别人没有了“自己”，其实也反映出陈独秀对“自我觉悟”的高度重视。而自我的政治觉悟，恰恰说明了陈独秀对个体政治身份确立的重视。陈独秀正是通过对他自我身份的觉悟，而最终选择了列宁主义学说。威尔逊主义所提倡的立宪政治理想，在陈独秀看来，不过是“敷衍不彻底的政治”，其在中国的结局将是沦落为“一般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55]然而，列宁主义所强调的社会革命，所宣扬的工农政治，在陈独秀看来确是最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