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洪秀全 落魄文人的天国之梦（第2页）

起初，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龙一虎和一雄鸡进入室内。不久，又见一群人奏着乐，抬着一顶美丽轿子走来，请他上轿，然后把他抬走……他们不久就到了一处美丽光明之地，两边聚集很多高雅的男女，向他欢迎致敬。他下轿后，有一位老妇人领他到一河边，说：“你这个污秽的人，为什么跟那些人在一起，使自己满身肮脏呢？现在我一定得把你洗干净。”洗毕，洪秀全陪着一大群年高德劭的人，其中有许多是古代圣贤，走进一所大宫殿。在这里，他们用刀剖开了他的身体，取出他的心肝五脏，另外把一副簇新鲜红的放进去。伤口立刻复合，全无痂痕……后来，他进入另一大厅，富丽堂皇，不可言喻。上有一高龄老人，须髯金黄，穿着黑色长袍，态度威严，高坐在宝座之上。一见到洪秀全，老人就流泪着说：“世人都是由我所造，由我所养。他们食我之食，衣我之衣，但是没有一个有心肝纪念我，尊敬我；更可恨的是，他们用我所赐的礼物去拜事魔鬼。他们故意忤逆我，惹我震怒，你不要效法他们的榜样。”于是，老人交给洪秀全一把剑，吩咐他去斩除那些恶魔……老人谴责孔子在经书上不曾清楚详述真理。孔子似极羞愧，自认有罪。[77]

以上就是洪仁坤卧病期间所做的怪梦。卧病一个多月之后，洪仁坤终于起床了。家人劝他出去在村里走动走动，活动活动筋骨。可是，洪仁坤在村里走路时，口中念念有词，大呼“斩！斩！”。吓得乡里人见着他，都是躲着走。人们说，洪仁坤考试失败，气疯了。洪仁坤还逢人就说他梦中的故事。他曾对父亲说：“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洪仁坤改名为“秀全”，表示自己将成为“天王”。[78]

真如其乡民所言，洪秀全气疯了？当然，洪秀全没有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岂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不过，这次怪梦却让他告别了“昔日的洪仁坤”，成为后来的“洪秀全”。升天怪梦让洪仁坤的灵魂获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从此以后，原先那个只知道读圣贤书，一心向往金榜题名的洪仁坤在内心深处滋生了反清的思想。是的，他要成为一名大清朝的造反者。诗言志，他在病中所写的一首诗，已经隐约地传达了他要造反的念头。其诗写道：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79]

一般而言，人的名字代表着自我的身份认同。洪仁坤为何要给自己起一个“秀全”的名字呢？这“秀全”二字有何来历？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秀”源自他的小名“火秀”，而“全”字来自洪仁坤在病中所写的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即“天王大道君王全”[80]。14年后，洪秀全的名字开始响彻中外，声震云霄。

洪秀全的梦中奇遇，到此还没有结束。随着时间的流逝，洪秀全越发地认识到他的“怪梦”大有用处。于是，洪秀全开始有意识地重新建构他的怪梦的意义。虽然他滋生了对清朝的不满，但是1000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至高理想——金榜题名，仍然在紧紧地纠缠着他。每当夜幕降临，洪秀全躺在**没事瞎想的时候，总有一个念头萦绕在他心头：不能就此罢休，我还要去广州应试一次！1843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洪秀全怀着最后一丝侥幸的心理，来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又是失败而归。在归途中，洪秀全已经下定决心要造反了。他在归舟中，吟诗一首，其中两句是：“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81]回到花县的官禄布村后，洪秀全发誓说：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一句话，他与清朝势不两立。

在花县莲花塘，洪秀全有一个表兄，名叫李敬芳。洪秀全就在李敬芳的村子里设馆教书。1843年5月的一天，李敬芳来洪秀全的住处聊天，偶然间发现了梁发撰写的《劝世良言》小册子。这本书，已经被洪秀全放在书柜里好久了，上面浮着一层薄尘。好奇的李敬芳问道：书中写的什么？洪秀全应声说：不清楚。于是，李敬芳将书借去一阅。哪知，李敬芳读过《劝世良言》之后，连声赞叹说，“奇书！奇书！真是与中国传统的经书不同”。既然李敬芳如此称赞说好，洪秀全也来了好奇心。他随后认真阅读《劝世良言》，读后大彻大悟。[82]

《劝世良言》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真的那么神吗？如前所言，《劝世良言》的作者是梁发。梁发在少年时读过四书五经，后来跟随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从事与《圣经》有关的刻字印刷工作。梁发只是粗通文墨，也能唱几句赞美诗。梁发的宗教信仰很是虔诚，但他天生具有“不合群”的怪僻性格。[83]所以，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他所做的工作不在于口头宣讲，而在于文字著述。其代表性成果就是被李敬芳和洪秀全表兄弟视为至宝的《劝世良言》。梁发是中国人，故而他明白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深入传播开来，必须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文字不可。所以，他在《劝世良言》中使用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在《圣经》翻译上，梁发曾不止一次地抱怨他的顶头上司马礼逊翻译的《圣经》真是“晦涩难懂”。[84]

比如，关于“God”的翻译，马礼逊始终将其翻译成“神”，而梁发则将其翻译成“神天上帝”。事实证明，梁发翻译的“神天上帝”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权很少把“God”直译成“神”，而是始终不变地翻译成“上帝”或“皇上帝”，这一译法与梁发的“神天上帝”更为接近。[85]但在宗教文字的传播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德国来华传教士郭士立翻译的《圣经》译本，这个本子最终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所采纳。[86]梁发的《劝世良言》的中心思想是宣扬“上天自有一位真神”，那就是“上帝爷火华”（GodJehovah）。熟读中国儒家经典的洪秀全，立即从中国的经典中验证了《劝世良言》所宣扬的“独一真神”的思想。如《周易·豫》有言，“现代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再如《孟子·梁惠王下》有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崇之”；等等，不一而足。于是，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救世真理。为增加读者对《劝世良言》的真切印象，我们不妨引用其中一段，如下：

（富人）其心骄盈殆甚，日夜方寸之中，惟慕于财利世俗宴乐之事……旦昼之间，不论衣食，就谈财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贪财色，爱纳少妾。[87]

自从在《劝世良言》中获得了宣扬崇拜上帝的灵感之后，洪秀全开始重新叙述他在1837年所做的怪梦。他说，原来梦中的那个老人，就是上帝。在行动上，洪秀全积极宣传拜上帝，首先被他洗礼的就是他的堂弟洪仁玕和表弟冯云山。[88]这里，人们可以发现，洪秀全最初的传教方式，首先是利用亲族网络进行的。事实上，这种亲族网络一直成为他创立太平天国的核心组织网络。其后，一个人称“拜上帝会”的组织在两广地区的基层社会中间逐渐流传开来。要说明的是，洪秀全从来没有命名“拜上帝会”，这不过是别人对他创立的传教组织和传教活动的一个概称而已。

四、拜上帝会：洪秀全的宗教动员

1844年4月2日，洪秀全与冯云山离开广东花县老家，一路向西，向人传教。同年5月21日，洪秀全抵达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的赐谷村（今西谷村），那里住着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9月5日，冯云山离开赐谷村前往紫荆山区传教。经过几年的努力，广西紫荆山区成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的大本营。即使到这个时候，洪秀全依然有可能融入正统的基督教会。但是，命运之神另有安排。

当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在两广乡下四处传教的时候，中国的大门已经被英国的“炮舰外交”打开。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允许外国传教士来此传教。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进一步准许美国人在五个通商口岸自由建立教堂。1844年5月15日，美国南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从香港来到广州，在广州十三行附近的一个地方租房子，公开传教。不久，罗孝全迁居到广州的东石角，在那里设立教会。[89]罗孝全来广州公开传教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洪秀全的耳朵里。此时，洪秀全在两广地区的自行传教经历，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就连初来乍到的罗孝全也听说了洪秀全的传教故事。

洪秀全是通过周道行而认识罗孝全的，而周道行是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传教组织汉会的成员。在周道行的介绍下，罗孝全让助手写信给洪秀全，请他到广州一叙。洪秀全也想通过训练有素的外国传教士来印证他通过自学《劝世良言》所领悟的宗教知识。于是，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与洪仁玕兴冲冲地赶到广州。

在广州，洪秀全认真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也仔细地阅读了《圣经》。1847年3月27日，罗孝全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洪秀全。他说：“三四天前，有两名问道者从二三十英里外的乡下来到我这里，唯一的目的是接受福音指导！他们都写了一份材料，陈述他们的心灵体验，这导致他们来此受教。……其中一位的陈述简直同罗马百夫长科尔乃略（eliusthe）的异象差不多。”[90]在罗孝全的殷切教导下，洪秀全很快提出要受洗入教。按规矩，罗孝全指派专人去洪秀全所在的官禄布村，实地考察洪秀全的信仰情况和家世背景。调查的人回来后，对洪秀全的信仰给予肯定。接下来，罗孝全安排神职人员为洪秀全的受洗做预备工作。就在此关键时刻，罗孝全的两个助手黄乾和黄爱因为担心洪秀全的入教会抢走他们的饭碗，设计陷害洪秀全。他们怂恿洪秀全，在受洗时要提出“入教后的生活保障问题”。不明就里的洪秀全果真在受洗的当日提出了“入教后的生活保障问题”。

在那天主持洗礼仪式的关键时刻，罗孝全对洪秀全说：“（你）成为教堂的一员，并不是某种雇佣，也与金钱的报酬无关。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洪秀全懵懂地反问说：“我穷，没有生活来源，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我不知以后会怎样过活。”[91]当然，洪秀全的回答让罗孝全非常生气。他认为，洪秀全的入教动机是“邪恶”的，于是洪秀全的受洗就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不能入教，在广州就没有生活来源。无奈之下，洪秀全在1847年7月21日动身前往广西。如果当时没有受到黄氏兄弟的陷害，洪秀全就顺利地入教了。按照他的执着，他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梁发”，忠心耿耿地听从罗孝全的领导，为美国浸礼会在华传教事业鞠躬尽瘁。如果那样，中国近代史上就少了一个“造反者”！

2000年前，孔子就教导世人，“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的教义，是重人情味的，讲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幼苦读诗书的洪秀全在孔子入世思想的影响下，非常重视现实的生活。他无法理解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所说的“提出生活保障问题，就是一种邪恶的观念”。如果饭都吃不上，还能去传教吗？这也太不合乎人世间的基本情理了。洪秀全决心用他所理解的“拜上帝观念”去动员更多的中国人加入拜上帝会。团结就是力量，当无数的穷苦人民聚集在一起，那就会产生排山倒海式的反抗力量。到那时，一举推翻清王朝，实现他的“太平天国之梦”。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即公元1851年1月11日。当日，大约2万人聚集在广西金田村，一方面是庆贺教主洪秀全的生日；另一方面是宣布正式起义，定1851年为“太平天国元年”。[92]随后，洪秀全率领他的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杀到南京。1853年，洪秀全定都南京，改名天京，这个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政权一直维持到1864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让晚清王朝的统治一度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在洪秀全金田起义半年之后，对他的拜上帝会有组织上影响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去世了。在1851年初，洪秀全的太平军消息已经传到了广州与香港。许多传教士认为，洪秀全的教会与郭士立的汉会有某种联系。[93]确实，郭士立对洪秀全的传教运动有深刻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印刷和使用的《圣经》就是郭士立的中文译本，这个译本就是郭士立的汉会广泛散发的译本。[94]从1844年到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的传教运动绝非他一人所为，而是许多具有同样基督教知识的人联合在一起，特别是郭士立的汉会成员的传教活动发挥了积极影响。[95]

洪秀全用以传教的材料，除了郭士立的《圣经》译本外，还有他本人创作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这几篇文字其后被合编成《太平诏书》，作为太平天国的官书公开发行。[96]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非常重视太平军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此而刻印了许多宣传品。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天条书》。[97]所谓《天条书》共计“十款”，第1款就是“拜上帝”，这是太平天国的“最高信条”。第1条规定，“人人皆当早晚敬拜皇上帝，酬谢其恩”[98]。太平军成员大多是文盲，因此洪秀全的宗教宣传都是通过“集会活动”进行口头宣讲，俗称“讲道理”。[99]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太平天国的宗教宣传和礼拜仪式更加正规。他们坚持“七日礼拜仪式”。礼拜前一天，南京城内各街道遍插“礼拜旗”，上写“明日礼拜，各宜虔敬”，还有士兵沿街吆喝，提醒人们“明日礼拜，不得怠慢”。

当星期天礼拜仪式开始时，众人齐生念诵《赞美经》，歌词大意是：“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等等。礼拜仪式结束时，众人还不忘大呼“杀尽妖魔”。[100]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吸引了很多好奇的中外人士去参观。其中就有容闳，他在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也是近代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名校的中国人。1860年秋，容闳为了弄清太平天国的真相，和几名传教士一起从上海出发，去访问南京。容闳一行在途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时，还专门拜访了当地的太平军将领。他惊奇地发现，许多太平军将领根据天王洪秀全的教导，不仅能谈论“上帝”观念，而且能唱“赞美诗”。[101]

1860年11月18日，容闳等抵达南京，见到了在那里工作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罗孝全身穿黄缎官服，神态悠闲，其时正充当天王洪秀全的宗教顾问。[102]但好景不长，罗孝全与洪秀全的宗教理念终究是不同的，两人发生冲突是必然的。1862年1月20日，罗孝全不辞而别，悄悄地离开洪仁玕的干王府寓所，溜到停泊在南京江面上的英国军舰，离开南京。其后，他与太平天国反目成仇。[103]

洪秀全的宗教动员是成功的。尽管他的宗教知识很肤浅，但是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灵魂附体的“巫术”仪式，都是中国民间信仰中很熟悉的内容。他把基督教的内容中国化，为老百姓所接受。清廷地方官员就注意到洪秀全的宗教动员是很奏效的，其奏折写道：“今百姓之从贼者……入教既久，心性俱迷，信其矫诬之词，妄作非分之想，不惧不悔，视死如归”[104]。

洪秀全宣传的朴素的宗教真理，一旦为太平军的男女接受后，这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就立即转变成为“视死如归的英雄”。虽然他们最初作战的武器都是一些简单的农具如耙子、铁锨、锄头等等，面对拥有火器的清军，却能够视死如归，勇往直前。正是在洪秀全的宗教动员下，拜上帝会从“宗教性的反抗”转变成为“政治性的叛逆”。在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的帝王富贵思想泛滥成灾，而太平天国诸王为争权夺利也发生了内讧。一旦“进城”，立即进行“报复式消费”，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传统，不足为怪。尽管如此，人们应该承认，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是在他醉心基督教的情况下命名的。为了达到目的，洪秀全爆发出令人震撼的宗教热情和摧毁旧习俗的狂热。

在近代历史上，广州作为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汇的最前哨，使其周边的居民最早受到欧美思想的影响。因此，那里的人们自然地担当起了引领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历史使命。从1851年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到1911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整整一甲子的轮回。在这60年间，给清王朝致命一击的都是广东人。影响这两次历史巨变的洪秀全的基督教观念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无一例外，都来自西方。“近代留学之父”容闳，对洪秀全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先觉者地位”，曾有一番中肯的评价。他说：洪秀全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政治思想”，所以，“不论是在宗教方面或政治方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没有从这次运动中受到什么益处”；但是，洪秀全的“叛乱”，确造成了唯一的良好后果，那就是“打破一个伟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他们觉醒，意识到需要一个新国家”。[105]确如其言，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