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福音与尘世里的中国（第1页）

上帝的福音与尘世里的中国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序

在近代来华的西方人当中，传教士是一个强毅力行的群类。与谋逐一己之利的商人相比，他们的执意进取来自于内心的信仰。因此，当中国的海禁初开之后，西洋的商人还在口岸和沿海忙忙碌碌地营生，传教士中的许多人却已经离开了海岸线，向着深不可测的腹地走去。随后，穷乡僻壤之间也竖起了一个一个十字架。他们把基督教送到了中国人中间，也把自己送到了中国人中间。由此显出来的宗教热忱里当然包含着为上帝传播福音的真诚。然而宗教的信仰和宗教的热忱又是一种非常容易转化为强聒的东西。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走入民间的传教士们却大半喜欢已之所欲必施于人。他们自信能够普渡中国人的灵魂，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其实又并不了解中国人的灵魂。这种隔膜，使强聒的西教常常会搅动文化、搅动历史、搅动民族战争失败留下的创痛，并把传教士牵入忿争、词讼和教案里去。这个过程绵延起伏，写照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面。

与这些孜孜矻矻把教义、教堂带到民间和底层去的人物和群类相比，传教士中的另一些人则更多点宗教以外的关怀，他们在中国的事业和生涯大半都越出了教堂的门墙。时人记叙十九世纪后期的情状说：“时广学会督办李君提摩太，方自沪走京师，日以新学之益，遍告达官贵人。诸君皆乐与之游，聆其议论，靡不倾倒，而京师名下士，及外僚之入觐者，如王爵棠方伯之春，程从周军门文炳，龙觐臣军门殿杨诸公，簪裾盛会，无虑百数。”[1]这种场面显出来的风采显然并不是教义本色。然而中国人的观念却因之而节节变迁。在李提摩太之前和李提摩太之后，还有许多本以布道为天职的教会中人热心于办报、译书、经营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欲用新知沟通中西。他们因之而常被士大夫称作“西儒”，以区别于寻常的“传道士”。这些人四播西学，而文字之间亦常常溢出明显的个人情感。林乐知说：“余美国人也，而寓华之日多于在美之年，爱之深，不觉言之切。”[2]李佳白说：“余居中国十余年，言语、饮食、衣服、居处，无非华也，亦既自视华人矣。履华之土，即受华之惠，每思披肝沥胆，有以报称。”[3]他们流露出来的善意未必都是有心的做作。但他们又常常要急迫地为中国人筹划未来，其善意之中遂不能不搀入用西方人的面貌改造中国的意愿。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等都是被西方教会送到中国来的，因此，由此形成两面交错，又都以他们的历史行迹反映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面。

在十九世纪的后五十年里，基督教曾影响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旧式农民战争，使成千上万的小农成了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也曾触发过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使众多的教士与教民成了被人追杀的大毛子和二毛子。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信教的中国人和反教的中国人都不再怀有那么多的情绪和意气。上一代善以新学游说中国时政的传教士已渐次凋谢，后起的一代则面临着另一种时势，多半更愿意把精力用于奉侍上帝。于是，教会中的人们便能够在理性的自省中反思教会在中国的历史。尔后出现的中国教会本土化，说明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又导致了基督教本身的变化。

卫民治传教史和中外关系史多年，是一个肯坐冷板凳的人。冷板凳上消磨的光阴累积了学识和学力，使他能够驾驭一个并不轻松的题目，写成《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宗教史是个多迷雾的领域，与百年新陈代谢舛结在一起的基督教入华史尤多雾气。隔着雾气论史，非常容易只见一面，不见另一面。卫民的优长则在于对历史的真实抱有一种执着，并力求在叙史的过程中努力再现这种真实。所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常用心于写出鸟瞰下的多面和细节中的多面，由此呈现出来的是矛盾和曲折，但历史过程的本来面目却因之而显得清晰了。

卫民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须与百年来的中西人物作神交。由此产生的对于人情物态的悟解是史学给人的造就之一。然而史学又是一种耕耘多于收获的学问，历史著述中的每一点深沉寥廓都是在长久的寂寞中体验出来的。卫民常与孤独相伴，因此而有一片心头的宁静。当他在笔下一段一段地叙述出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时候，用来充饥的则常常是买来的盒饭。离他住处二百米之外，希尔顿饭店天天在用灯光营造的辉煌夜色诱发人间的浮躁，但在他的世界里，有一盏长明的台灯就已经够了。咫尺之间，冷者自冷，热者自热。

古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正像是本色的历史学家的命运。他们很少应和浅薄的浪漫主义和追趋流行，然而他们的著述却往往能够留存得更久一些。

一九九五年

[1]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2]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北京：图书集成局，1896年，卷一第3页。

[3]李佳白：《东三省边防论》，见《万国公报》第92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