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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耕陈旧中进入历史的深处

——读《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

振常先生辑录论史之作三十九篇，集为《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旧学新知熔于一炉，而笔意纵横，生面别开，常能以学术见思想，以思想见学术。

自孔夫子以来，史学总是在笔削褒贬中为后人说前人的。笔削褒贬的目的，是以前人的是非之迹培育万世的是非之心。因此，从孔夫子以来，中国人对史学就有一种敬意。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我辈虽已年过三十，却还刚刚在历史学的门口徘徊。读到《论章太炎》、《苏报案中一公案》、《可怜无补费精神》等等，往往心神俱动，有久郁之后一为发舒之感。振常先生在这些题目下所作的长篇文字，大半都是与已经过去的那个十年争是非。其间的故事，今日已经很难惊耸一时，动人心目，然而执是非之迹以求是非之心，它们所内含的中国史学心传却是不会褪色的。因此，二十年之后重新面对这些昔日读过的文章，仍然能够使人感动的正是那种史学家的良知。几年前，一个做过半辈子中国人的西籍教授曾提撕我们这些犹在新潮流之外的后知后觉者说：法国最新潮的历史学者们正在从地窖中收集上个世纪留下的瓶子，抽取其中的空气化验分析。这些都是为了研究“十九世纪的气味”。然后**说：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对象还这样陈旧？作为被提撕的一方，我所能感到的则是一种不可沟通的悲哀。我不知道“十九世纪的气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十九世纪的法国，但对中国人来说，十九世纪留下来的是一段异常沉重的历史。在许多方面，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出这段历史。因此，史学不得不一遍一遍地翻耕陈旧。翻耕陈旧正是在翻耕沉重，其间的滋味其实既苦又涩。前人留下了富有感召力的事功和心路，也留下了出入与得失之间不容易算明白的旧账。于是，后人不得不为前人结账。否则，人世间就会有太多不可说明和不可理解的混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把技术引入史学或能造为使人目眩的声光，以成其开天辟地和自我作古，但事涉以个人良知说天下的是非，则技术并不是一种靠得住的东西。

历史以人事演代谢，因此，读史之际眼前和心头总是人影幢幢。已经逝去的许多人物都是不会磨灭的，然而传了几代之后，他们常常又易为岁月的雾气所罩，面目其实不甚清晰。因为不会磨灭，所以他们为人熟知；又因为不甚清晰，所以他们难于被人真知。读史和论史的困难既在这些地方，史才和史识也见之于这些地方。振常先生作历史人物论，常常触及这一类世人熟知而又并不真知者，腕下每多通达入微之处。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作“启示”曰“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1]而后辞职而去。这件事在彼时曾惊动人心，而后来的历史叙述却往往不得要领，大半都搔不着痒处。收入集中的多篇蔡元培论则恰恰用心留意这些地方，由考辨时事诠释“杀君马者道旁儿”和“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为当事人说心底的多重波澜。于是，读史的后人便能够具体地识得一个有着儒学君子人格的新文化护法，并体会他在时潮起伏中个人特有的期望与失望，奋昂与苦恼，以及随之而来的心头疲乏。五四那个时代也因之而显出了一些本来就有的多面多样。与蔡元培相比，章太炎、吴稚晖、吴虞都是更锋利的人物。在二十世纪初期，他们各以自己的个性与风格叱咤一时，呼风唤雨，成为潮头上的健儿。但仔细看去这一类人物也更多斑驳和复杂。振常先生为他们作行状，非常传神地直写这种斑驳复杂，引出许多思索。由此显示的，是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诚意与评判历史的识度。在苏报案那一场风波里，我们看到了为中国造共和人们一面革命一面内哄；他们的志度在于匡济天下，而同类相扑，却往往各逞怨毒，周纳撕咬。在吴虞一生的盛衰之际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倡新学的人物与新学之间深深的隔膜。他以攻击家族专制成名，而修身齐家之际，熟用的多半都是家族专制。时处过渡时代，矛盾常常是一种本相，因此，以口耳相传的“只手打孔家店”来概括这样一个人，其实是很空泛的。这些人曾经推着中国历史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他们身上的亮色和暗色都反照了真实的历史。

历史是人造出来的，但在历史面前，个人又常常是被播弄者。《寿则多辱》一文串叙章太炎向俞樾“谢本师”；周作人向章太炎“谢本师”；后来周作人的学生又向周作人“谢本师”。以人际代谢的剧烈侧写近代史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剧烈。一读再读，既耐省思亦多苍凉。“谢本师”是学生一方向老师绝义。这种事在中国人眼中和心中本是出格的。但近代中国尚新旧之争，新旧之争引入师生之间，则出格翻成开新。然而时多新潮沤浪相逐，于是谢本师的人很快也成了别人谢本师的对象。这些事已成陈迹，而后来人多少可以明白，人世间的许多东西都是不能化为新旧之争的。

振常先生治史多年，风格自成。时至今日，西方的史学理论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催生出种种以外国词汇释中国物事的论说。我辈钝人悟性不够，常常会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错觉。钱钟书曾赞王国维取“西学之谛”能作“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2]。金屑只须稗贩，而盐味却要消化。金屑见得多了，便觉得振常先生的史学风格正是中国人说中国历史的本色。

二〇〇〇年

[1]《北京大学日刊》，第374号，1919年5月10日。

[2]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