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结构（第2页）

[29]地方自治引进之前所形成的地方公共事务传统，可以举出善堂为例。但是运作方式并非纯粹民办，像杭州也存在着通过税收获取支持的官民协办性质的例子。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84～600页，京都，同朋舍出版，1997。另外关于善堂，梁其姿：《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也是必须参考的文献。

[30]根岸佶：《支那ギルドの研究》，第277页，东京，斯文书院，1932。BrynaGoodman，NativePlaatiioworksaiesin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yofiaPress，1995，pp。13-14。

[31]Goodman，op。cit，pp。26-29。

[32]高桥孝助、古厩忠夫：《上海史：巨大都市の形成と人々の营み》，第86～89页，东京，东方书店，1995。

[33]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第八章《“抵制美约”运动と“中国”の团结》。

[34]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第14～19页，东京，岩波书店，2003。关注这样的性质，并非以爱国主义存在与否作为判断文明程度标准，而是将其与清末基层社会共有的“末劫”观念、街谈巷议中产生的民众感情放在一个共通框架下来分析。山田贤：《移住民の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第181～183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山田贤：《生きられた“地域”》；藤谷浩悦：《1906年の萍浏醴蜂起と民众文化：中秋节における谣言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编第10号，2004；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关于诉诸人们感情的国家象征，参见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

[35]例如关于联省自治中地域意识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参见PrasenjitDuara，ResgHistoryfromtheNation，Chicago：TheUyofChicagoPress，1995，chap。6。

[36]例如从无锡、嘉定等地来看，也可以发现出版文化向地方社会扩展的情况。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1984，第544～5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37]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第三章《中国の一体性を追求する：地图と历史叙述》；黄东兰：《清末·民国期地理教科书の空间表象：领土·疆域·国耻》，《中国研究月报》第59卷第3号，2005。

[38]关于清末近代地理学、地理教育的引入过程，参照邹振环：《晩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他举出乡土志作为反映地域意识的媒体。巴兆祥：《方志学新论》，第135～16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39]山室信一：《思想课题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轴·连锁·投企》，第13～21页，东京，岩波书店，2001。

[40]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识人と文明》，第95～133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思想》第792号，1990。

[41]石川祯浩：《梁启超と文明の视座》，收入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石川祯浩：《近代“东アジア文明圈”の成立とその共同言语：梁启超における“人种”を中心に》，收入狭间直树编：《西洋近代文明と中华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1。他认为中国接受的“文明”，是自社会进化论发展出来的肯定竞争的强权论，其特征在于强调公乃至团体的价值优先于私之上。石川的观点富有启发。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进化论，讨论进化论的多样性，以吉泽诚一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进化论受容の多样性》（《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7号，2011）最为全面。

[42]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人种·身体·ジェンダー》，第35～68、119～126页，东京，岩波书店，2004。

[43]程美宝分析了广东乡土志，反映汉族内部多样的族群集团（“族”）之间利害冲突、正统性争夺等社会状况。而广东乡土志中，这些集团如何定位与优胜劣败思想的关联正是她关注的问题。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晩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第96～1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4]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页，上海，观察社，1948。

[45]程啸：《晩清乡土意识》，第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6]根岸佶：《中国社会に于ける指导层：中国耆老绅士の研究》，第175～182页，冈山，平和书房，1947。

[47]关于松本的讨论，参见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180～195页。

[48]重田德：《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55～158页，东京，岩波书店，1975。关于乡绅论，参见岸本美绪：《明清时代の乡绅》，收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と秩序问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49]关于江南地主制，参见村松祐次：《近代江南の租栈：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租栈关系簿册の分析》，东京，汲古书院，2001；小岛淑男：《近代中国の农村经济と地主制》，东京，汲古书院，2005。中国的相关研究相当丰富，具代表性的参见樊树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0]关于欧美的精英研究及其脉络，ポール·A·コーエン，佐藤慎一译：《知の帝国主义：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第243～245页，东京，平凡社，1988。KeithR。Schoppa，eseElitesandPolitige：ZhejiangProviweu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yPress，1982）；MaryBakiivismandPolitisformationina：Zhejiang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UyPress，1986）；JosephW。EsheridMaryBakineds。，eseLocalElitesandPatternsofDominance（Berkeley：UyofiaPress，1990），pp。3-9。

[51]岸本美绪：《书评：JosephW。EsheridMaryB。Rankineds。，eseLocalElitesandPatternsofDominance》，《东洋史研究》第50卷第4号，1992。

[52]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R。Bines：‘ThePublicSphere’andtheSearesiory”（《中国史学》3号，1993）为最全面。JohnFincher指出民族主义基础是省籍意识的成长；王国斌关注到孙文从亲族、乡土出发，向国家扩大的展望。JohnH。FiidtheNatioihWright，ed。，RevolutioPhase，1900-1913（NewHeaven：YaleUyPress，1968）；R。BinWong，sfrmed：HistorigeasofEuropeaha。Y。：iversityPress，1997），p。175。另一方面，杜赞奇认为军阀、国民党、共产党的统治铲除了自律性社会组织能力，JohnFitzgerald主张国民党治下的党国体制管理社会组织，将其纳入革命议程。JohnFitzgerald，Awakinga：Politics，dtheNatioion（Stanford：StanfordUy，1996），pp。273-274；PrasenjitDuara，ResgHistoryfromtheNation（Chicago：TheUyofChicagoPress，1995），chap。6。

[53]桑兵：《晩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397～41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4]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教育行政机构の形成：苏、浙、皖三省各厅州县の状况》，《东洋学报》第75卷第1、2号，1993；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会：无锡教育会の役员构成分析を中心に》，《骏台史学》第91号，1994。

[55]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补论《风俗の变迁》。

[56]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74～21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57]关于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的中国民俗学如何引进，以及在其中发现的民俗形态，参见g-taiHung，GoingtothePeople：telledfolkLiterature，1918-1937（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yPress，1985）；SusanDaruvala，ZhouZuorenaiveeseRespooModern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yPress，2000）；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子安加余子：《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民俗学の系谱：国民·民众·知识人》，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08。

[58]为了从数量庞大的档案中有效地选取可用的史料，检讨其周边史料的关联及考察处理方法是必要的，因此“乡土史料”就成了有力的线索。与此相关，江夏由树：《中国东北地域史研究と档案史料》（《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3号，1999）阐释了从周边史料接近档案史料的具体方法。

[59]对这样“近代性”的关心，主要是从方志学立场的视角出发。而且，关于地方志的性质，参照井上进：《方志の位置》，收入明代史研究会、明代史论丛编纂委员会编：《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记念明代史论丛》，下册，东京，汲古书院，1990；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第303～328页，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

[60]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第九章《清末地方自治制度の导入と地域社会：川沙事件を中心に》使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的《川沙县公牍汇钞》（抄本）。这是编纂县志时极有可能被利用的史料。

[61]清末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者参与公共政治场域，并不意味他们的政治意识原封不动地在地方志记述中得到反映。例如1930年刊行的《嘉定县续志》，叙述清末民初地域社会激烈的二元对立情况，包括不同派系中选出领袖人物（关于嘉定县的政治对立参见本书第二章），以及造成对立的原因，如征税习惯，都有意简略处理。反过来看，发掘乡土史料可以使这样没有被记载的事件被重新发现。佐藤仁史：《近现代中国の地方志と地域の叙述》，《アジア遊学》第56号，2003。

[62]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地方志热”，并出版了关于地方志的多种著作，例如黄苇主编：《中国方志辞典》，合肥，黄山书社，1986。

[63]高田幸男讨论档案史料的利用方法与问题时，谈到地方文献的实用性。见饭岛涉、田中比吕志编：《21世纪の中国近现代史研究を求めて》，东京，研文出版，2006，第三章《档案の公开とその利用：档案第一主义をこえて》。

[64]例如，本书使用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的地方报纸《疁报》，分别藏于嘉定档案馆和嘉定博物馆。后者由于机构的性质，被作为文物处理而不提供阅览。关于收藏机构不统一的问题，滨岛敦俊、片山刚、高桥正：《华中·华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的第169页也曾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