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方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第1页）

第二节地方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

此处拟扩大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知识的内涵，探讨他们的秩序观和作为地域社会知识重要载体的地方志之间的关系。由于秦锡田在继承传统知识和接受新思想上，深具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典型，因此将以他为中心进行考察。[28]

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0）的秦锡田，所受的教育无疑是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根据他在70岁时回顾其一生所写的《七十自述》描述，5岁（指虚岁，以下同）开始习字，6岁则开始最基本的古典训练，学习《四书》《诗经》。16岁时初次参加县考，19岁成为县学生员。[29]虽然享有文才声誉，但直到33岁才通过乡试。[30]此后，在其弟秦锡圭的劝说和川沙实业家杨斯盛的资助下，通过捐纳获得内阁中书之职。卸任内阁中书之后，又以候补同知赴湖北，担任乡试同考官及负责管理丰备仓。[31]

光绪三十年（1904），父亲秦荣光逝世，秦锡田辞官丁忧回乡，这恰巧促成了其继承当地精英角色的契机。关于地方自治和地方政治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清末民初官民关系之变化，笔者曾于第三章指出，秦氏试图将“民治”的领域，转换成有别于“官治”的对立面定位。这里则打算从教育活动考察这种秩序意识。[32]主要原因是，对负责创立当地学堂的地方精英来说，教育活动与他们设想的整合社会的方法及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教育方面的言论，如实地反映出他们的秩序理念，进而形成“知识世界”。

教育被视为挽救中国面临危机的秩序，以达成“合群”的治本对策。因此如秦锡田所言“先子遗泽深，第一在兴学。团体结之坚，舆论采之博”，[33]是超越世代、由清末民初的精英阶层共同继承的任务。清末秦荣光担任了各式各样陈行乡“地方公事”，尤其对教育活动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像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林镇设立三林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在三林、陈行、杨思三乡分别成立了20余所三林书院附属义塾，谋求普及初级教育。[34]秦锡田继承秦荣光的事业，也就任三林、陈行、杨思三乡区学董，一面出任三乡教育团体的代表，一面又尽力扶植初级教育机构。

显然，这样的地域实践主义因跨越世代而被继承下来，但同时对推动实践主义秩序意识的外来新思潮，也予以接受并展现出新的内容。秦锡田在庆贺三林、陈行、杨思乡立第四国民小学校新建校舍的文章中叙述道：“盖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工战，以商战，实则无不以学战。人与人战，家与家战，国与国战，种与种战，有学者存，无学者亡，学盛者强，学衰者弱。优胜劣败，固天演之公理，亦自然之趋势。……由小学以至中大学，由一校以至数十百校，扩而大之，进而上之，学校如林，人材蔚起，于以保主权，抗外力，崇实业，裕生计，则斯校之成，固救时之良药，亦大辂之椎轮也”。[35]这里直接使用“优胜劣败”和“天演公理”等词汇，清楚地体现新思潮中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究竟怎样为地方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一事实体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与“外力”接触的同时，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相对“落后”，为了生存，当务之急是要维护中国主权。其中的深刻意义是，正如“人与人战，家与家战，国与国战，种与种战”所陈述的那样，世界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层面展开斗争。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清末民初地方精英以儒学思想为基础解释社会进化论，而形成的独特秩序理念。[36]这一秩序理念从“乡土”出发，以同心圆状向外推演，最终恢复整体秩序，以达到“合群”的目标。[37]当然，地方精英阶层的认识过于简化，在那些致力于为引进西洋学说而苦战的清末思想家们看来，或许显得荒诞无稽，但若从地域实践主义的立场认真考虑的话，笔者认为乡土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要简述一下占据地方精英“知识世界”重要位置的地方知识。他们有关地域社会的知识，与地方志编纂活动关系密切。秦荣光虽未直接参与过编纂县志，但晚年在县志的校订补遗上倾注了热情，著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和光绪《南汇县志札记》。[38]就像其本人所说“我少承家学”那样，[39]秦锡田也继承了他父亲的知识，持续热切地关注地方志编纂及地方文献收集，民国期间共参与了四种地方志的编纂工作。[40]关于清代地方志编纂事业，井上进的研究指出，它是清朝对当地士绅的笼络；山本英史则主张地方士人参与地方志编纂事业，是为了证明地方空间的正统性，并为他们的存在赋予正当地位。另外，对方志中描述的民众史具有一定程度保留。[41]清末民初方志除了证明“地方空间的正统性”之外，还表彰参与地方自治活动的功绩，而且反映在这种政治进程中“地方”和“民治”领域的权利意识，鲜明地体现出跟以往地方志不同的特点。[42]即使以当地社会风俗、民俗为启蒙和改良的对象，对地方精英来说，地方志记载的风俗、民俗内容，仍是联结地域实践主义系谱的切实问题。[43]

因此，编纂地方志重视直接前往当地进行“采访”。秦锡田针对《南汇县续志》编纂中途停止，导致体裁不一致的问题，曾评论道：“何况采访疏，故典半失坠。不能向壁造，而责其明备”，重视采访的实证性。[44]在这一点上，胡祖德的活动格外引人注意。与自己有文集流传于世的秦荣光、秦锡田二人相比，胡氏只留下了片言只语。虽然也是生员，但胡的文笔不如秦荣光和秦锡田。胡祖德从事商业活动的经历及其实践，无论是实际生活还是感情上，似乎赋予了他更贴近“民众”的立场。胡氏担任过县志采访人员，在收集掌故之际，也收集了流传于民间的俗语、谚语、五更调、滩簧、竹枝词等题材，这一工作具体展现在《沪谚》《沪谚外编》的出版之中。要附带说明是，陈行的胡氏族人、生员胡式钰所留下的《窦存》，也是一部以浦东为中心，收集上海传闻、俗语和方言的著作。[45]虽然就此认定胡氏也有“家学”的存在，似乎证据并不充分，但同一个家族持续关心地方民俗，的确是引人深思的事实。

积极关心地方志编纂事业和收集有关当地民俗材料，这一行为方式通过浦东地方文人之间的师徒关系及交友网络，长期继承下来。顾炳权称之为“浦东学派”。他认为从《川沙县志》中可以看到浦东地方知识的再生产，即南汇县进士张文虎经秦荣光到黄炎培的继承过程。[46]关注地方知识的系谱，在面对地域整合这项重要课题时，虽是从启蒙和教化的立场出发，但也能从中获得当地士人对于地方风俗、民俗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