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一个地方精英人士看清末民初的官民对立以上海县乡绅秦锡田的活动为中心（第1页）

第三章从一个地方精英人士看清末民初的官民对立——以上海县乡绅秦锡田的活动为中心

导言

清末地方自治及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过程，是将暧昧的官民之间的界线划定，以及各自领域权利、权益意识产生的过程。正如前两章所探讨的那样，这一过程中萌发的城区与乡区各自的地域意识，最终发展为严重的城乡对立。而此类地方案例也表明，在共和政体下的地方行政制度尚未确立之前，专制王朝体制下的行政系统，要顺利地推行新的地方自治制度，依旧甚为困难。

关于地方自治的引进及其对地方政治所造成的影响，有的研究指出了划定自治区带来的地域社会的领域化。[1]清末引进的地方自治，参照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地方自治（府县制、市町村制），与清朝自治制（州县厅自治、城镇乡自治）之间所产生的差异，对于自治制度的实际运用与地域的权益意识的诞生应当发挥了不少作用。[2]并且，地方精英人士在掌握自治主导权时，与知县等行政官员之间的对立情势变得尖锐化，这也体现在辛亥革命之后的苏南“县人治县”上。如此一来，地方自治的开展，使过去所谓的“中央―省―县”政治结构产生变化，强化了“省―县”部分关联性这一分权作用。[3]

本章立足于上述研究成果的内容，着眼以往未曾充分检讨之处，包括乡层级精英人士的动向，与他们承担对于“民治”领域的权利意识，阐明清末民初官民对立的实际情况。在此过程中，将以下列两条途径进行探讨。第一，之前的研究中，将清末乃至辛亥革命前后作为两个时期，本章则以清末民初这一较长时段作为完整的研究对象。第二，以上海县乡绅秦锡田（1861―1940）[4]的活动和言论为素材，由某个具体人物来探讨地方政治。通过运用此类手法，从微观角度厘清新式政治体制构建的课题中，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对地域社会造成的影响。

在进入讨论前，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秦锡田本人。秦锡田是上海县陈行乡人，拥有举人功名。从清末到20世纪10年代，他先后担任江苏谘议局、陈行乡议事会、上海县议事会及参事会、江苏省议会议员；20世纪20年代则担任上海县地方公款公产管理处总董；20世纪30年代还担任以上海慈善团为首的慈善团体董事等，一直以上海县为主要活动舞台，从事地域社会的各项事业。

有关像秦锡田这一类人物的情报，包括他在官方职位与自治职位所进行的活动乃至部分公文，散见于《申报》及杂志报纸等记载中。而秦氏在地方的社会活动及出身等情况，几乎鲜为人知，更遑论运用可靠的现存史料进行深入探究。然而，通过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新编地方志，可知有关地域社会原始史料仍被保存下来，现阶段还有相当多数量可供使用。《上海市上海县志》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与秦锡田者包括有《享帚录》《享帚续录》《陈行乡土志》等活字本乃至石印本，此外还有《上海陈行秦氏支谱》《梓乡杂录》等油印本，甚至个人收藏的《秦砚畦先生年谱间录》摘抄本等多种形式。[5]笔者认为：明确了解秦锡田的公私活动，思考他选择、收录在《享帚录》及《享帚续录》中公文的意图，并且同时解读《申报》《时报》所刊登的公文与呈文，无疑是利用史料最有效的办法。

图3-1秦锡田

以下第一节中，探究秦锡田从事地方政治的上海县浦东农村地区，关于秦氏与地方人士的关系。第二节以清末秦锡田在江苏谘议局提出的两个议案为线索，对清末民初地方精英人士力图解决的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在第三节中，以身为地方利益代言人而四处奔走的秦锡田的活动，分析20世纪20年代上海县地方行政、财政的官民对立实态，以及从中展现出的地方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