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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庭坚文学思想研究

英美汉学界对黄庭坚的研究虽然为数不多，质量却堪称上乘，研究面也相当开阔。1976年，华盛顿大学的丁善雄（Seng-yongTiang）完成其博士论文《黄庭坚及其对传统的利用》（HuangT’iheUseofTradition）；1982年，印第安纳大学的迈克·沃克曼（Mien）完成博士论文《黄庭坚：其著作和其他宋代著作中记录的黄氏先辈与家庭背景》（HuangT’ing-：HisAryandFamilyBaentedinhisWritingandWorks），可惜这两部论文都没有正式出版。刘大卫的（DavidPalumboLiu）《征用的诗学：黄庭坚的文学理论与实践》（ThePoeticsofAppropriatioheoryandPractigTingjian）[33]是目前所见的20世纪唯一一部已出版的关于黄庭坚文学思想的专著，李又安的《方法和直觉：黄庭坚的诗论》（MethodandIntuitioheoriesofHuangT’ing-）[34]被收录到《中国文学方法：从孔子到梁启超》（eseApproachestoLiterature：FromfuciustoLiangCh’i-ch’ao），及前文提到的艾朗诺的《题画诗：苏轼与黄庭坚》也和文学思想的探讨有很大关联。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比如对黄庭坚书法和生平的研究等，由于和本课题关系不大，就不再列举了。

关于黄庭坚的文学思想，“神”“夺胎”和“换骨”这三个概念是刘大卫研究的核心概念，后两者也是李又安的论述重点。

刘大卫把宋代的诗歌放在唐代的背景之中，认为贬宋诗者无视其诗歌精神。他认为，北宋诗歌的两大决定因素是与唐的特殊关系和对“道”的重新评估。[35]宋诗不仅要表达情感，还要表达智识，因此宋诗与唐诗差异颇多。哲学观念对宋代诗人来说有时更能决定一首诗的结构，北宋对哲思的崇好并非卖弄学问，而是诗歌创作中的文化自觉。由于唐诗是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峰，因此向古人学习“言志”至关重要。只有把古人的范文吸收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来，诗人才能有良好的写作自觉。

但应该如何看待诗歌创作的自发性问题，如何理解个人创作与传统之关系呢？刘大卫拈出“神”字作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刘大卫使用“通过吸收而达到自发”（spohroughassimilation）来理解黄庭坚的“入神”中的“神”字，认为它具有强烈的直觉含义，是在理性与精神之外的一种理解模式。“神”是客体的本质，通过“入神”，诗人可以打破内部和外部的障碍。“入神”指向了技巧之外的东西。[36]“入神”不仅把自己与深思的对象结合起来，同时也能与前人文章技巧结合起来。“神”既包括客体的内在原则和他人用“文”对这些原则进行的个性化表达，又包括古人之志。黄庭坚认为，诗人应尽力在创作中使传统再次活起来。诗人也应该通过重视“自我的艺术”构建自己的身份。黄诗的创作既能熟练运用前人诗句，又没有失去创造的“自发性”。陆机、杨炯曾主张“道前人之未道”，王昌龄曾强调对前人诗歌的使用，而黄庭坚则要求化古为今，化腐朽为神奇。黄庭坚认为“理”对文学创造尤其重要，得“理”则文自有不同。刘大卫比较了苏轼与黄庭坚的诗作，以为苏诗更具自我反思的性质，而黄诗则更体现出一种深思的维度。[37]

“夺胎”与“换骨”是黄庭坚所使用的两个重要术语。一般认为，换骨是指用其意而改其形，夺胎则相反，是袭其形而变其意。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境，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许多学者把这两个术语当成一个概念，但刘大卫认为这两个术语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换骨取其义而换其形，但是，“‘夺胎’是对文本的传统僵化解读的原始意义的激进袭用，目的是既能再现原来的‘意’，又能产生新的意义”[38]。在列举了一些诗说明“换骨”“夺胎”之法后，刘大卫总结说：“黄庭坚试图在使用前人诗句的时候突出自己的特色，与前辈诗人们区分开来。他不可能创造语言，只能对语言进行改造，使旧语指新物。对黄庭坚来说，诗歌创作与对原来资源的修订密不可分，但他所谓的修订远远超出了对写诗本身进行评论这样的表面变化。”[39]

李又安《方法和直觉：黄庭坚的诗论》一文写于《征用的诗学》之前，亦讨论相似的问题。由于黄庭坚被尊为江西诗派的鼻祖，因此人们认为他别有“诗法”。人们一般对黄诗的认识是“形式”才是最重要的，只有通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达到形式的完美，而对前人的模仿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经之路。这种看法没有注意到黄庭坚对自然、自发性的要求，也没有注意到江西诗派其他诗人在“诗法”中注入的直觉因素。黄庭坚极其关注诗篇结构、语言风格、诗的总体格调，他认为诗人必须经历严格训练，写作准备阶段的精神状态和写作时的动机对诗人来说都极其重要。只有形式完美，诗中的意义才能被传达给读者。严格的训练会取得突破，达到看起来与训练完全相反的效果，即所谓的“自然境界”。

当然，训练并不是对前人诗句进行简单模仿。“夺胎”“换骨”这两个术语被当成相反的两个过程。李又安认为，“夺胎”指的就是使用前辈诗人的诗篇形式甚至词语，表达在原诗之外的或不同于原诗的思想观念。他亦引用古代诗论家的一些说法讨论“换骨”。他引用葛方立、刘禹锡、马永卿等人对“换骨”的论述，指出杨万里实际上把“夺胎换骨”看成一个概念，因此它成为讨论模仿过程的一个固定方法。“但不管我们是把这两个概念看成一个整体，还是分开来看，有一点似乎都是很明显的，即不能把它们看成对前辈作品简单的模仿或机械的照搬。”[40]李又安认为：“黄庭坚的诗法是一种混合物，是把实用的、讲究方法性的、过程费力的诗歌创作与直觉的、几乎是精神的方法混合起来。”[41]

[1]PeterK。Bol，ThisCultureofOurs：IransitionsinT’angandSungfordUyPress，1994。

[2]包弼德书中明确用了“文学作为思想”这一标题，以说明文学在思想史中的重要性。他认为，那些士大夫通过文学写作提出他们的观念，因“文”而名，尽管有时难以被看作标准的思想家，但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张力。而“古文运动”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一场思想运动，由此可以将文学转变视作一种公共价值观念的转变。参见［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24～31页。

[3]［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210页。

[4]［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156页。

[5]［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174页。

[6]［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230页。

[7]［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217～218页。

[8]参见［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319页。

[9]［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347页。

[10]［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351页。

[11]参见RoheLiteraryWorksofOu-yangHsiu，HarvardUy，1984。

[12]RoheLiteraryWorksofOu-yangHsiu，p。1。

[13]Yu-Shih，“TheLiteraryTheoryandPracticeofOu-yangHsiu”，AdeleAusti（ed。），eseApproachestoLiterature，PrioyPress，1978。

[14]也可参考前一部分关于包弼德《斯文》的研究。虽然艾朗诺并未描绘出当时的文化机制与思想运动图景，切入点也与包弼德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注意到了“科举”制度在古文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5]参见RoheLiteraryWorksofOu-yangHsiu，pp。21-24。

[16]参见RoheLiteraryWorksofOu-yangHsiu，pp。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