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类理论研究（第1页）
（二）文类（理论）研究
文类研究由于经常跨越文学史与文论研究两个区域，因此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定位的研究类型。然而在英美汉学界，许多学者仍将之归入文论研究范围内，但也有强弱不同的认定。例如，涂经诒在对文论研究几大模式所做的归纳中，基本上是从强认定的角度出发[35]，而宇文所安则从“理论”的概念出发，对之做了一个弱认定。[36]考虑到这些不同意见，我们的梳理当然也需要有所取择，相对偏向于那些靠近理论方面所做的研究。
文类（genre）问题之提出，最初是基于研究细化的要求，及文类称谓在中西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的事实。比如在中国原初的术语系谱中，小说、传奇、话本等均各有指称的对象，并且无统一的归说。德庇时在19世纪初引述斯当东（SirG。Staunton）对中国“通俗文学”（popularliterature）的评论时，也称：“（中国的戏剧）缺乏能够展现生活与习惯有趣画面的完美梗概。在他们的novels与romances中，这点则是为充分的细节填满的。”[37]句中所用的“novels”与“romances”（德庇时文中均如此分用）原为西方18世纪对散体叙事文学的一种分类法，也为后来的汉学家长期沿用[38]，然是否适宜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分类习惯则一直是受到质疑的。又比如用英语统称的“poetry”，是否可以与中国本土的诗歌概念对称也存在一些问题。关于这点，在20世纪早些时候，江亢虎（Kang-huKiang）在为《群玉山头》（TheJadeMountain，与陶友白合编）[39]汉诗集所撰的序文中即有质疑，认为中国的“韵文”包含诗、词、曲、赋、民谣等一系列文类，因此“poetry”实际上等同于中国的韵文，而不是狭义上的“诗”。可知，他已意识到在异域介绍中国文学时会存在文类分辨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发表《〈文选〉与文类理论》（TheWen-hsüaheory）一文。他认为：“文类的概念，潜藏在所有的批评之下。一个好的批评家如同一个胜任的作家，总是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知晓一个给定的文类是合适的中介（appropriatevehicle）。”[40]海陶玮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文类批评研究的重要性，从而首次将对文类的考察正式纳入汉学研究的议程。通过对《汉书·艺文志》、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与挚虞《文章流别集》等著述中文类观念演变的扒梳，海陶玮追溯了传统文类史的演变，并对萧统《文选序》中提到的各种文类均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考订，其研究可谓已达相当的深度。1967年，由谢迪克（HaroldShadick）主持，首次中国文学文类的专题会议在百慕大群岛举办。这也可看作美国汉学研究界正式启动文类研究的一次集体举动，当然也受到了其时北美批评理论界风气的显著影响。[41]遗憾的是，由于资金方面的困难，会议文集一直拖到1974年才出版[42]，因此一般仍然是以散篇论文发表的时间来确认实际的影响。其中，陈世骧所撰《〈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与诗学里的文类意义》（TheShih-g：ItsGeneriifieseLiteraryHistoryaics）早在1969年就发表了。该文考察了《诗经》作为一种典范的中国文类的历史转化过程（即按“颂”“雅”“风”的时间顺序进行），并从心理发生、文本修辞的意义上论证了“兴”作为其中一大类的基本特征，为此而将“抒情”（lyric）视为中国诗歌的内核与诗学批评的主旨（又如在《诗大序》等中），同时将其与西方早期的两大主流文类史诗（epic）与戏剧（drama）进行了对比，最终得出中国诗学的本质乃偏重于抒情，而西方诗学的本质则偏重于叙事的结论。[43]陈世骧的论述，尤其是其作为依据的，对三大文类的划分说明参照的仍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标尺，并未涉及中国文类内部的分体考订及17世纪后西方出现的更为多样化的文类实践，而是偏重在从大的、模糊的意义上标识中西文类及其批评的差异，因此其影响主要还是落在比较诗学方面。1968年，罗郁正（IrvingYugLo）发表《中国诗的风格与视境》（StyleandVisiory）[44]，指出有必要将中国文学批评中容易混淆的“文类”与“风格”两概念辨析开来。这一论述对于后来的文类研究也有一定的提示意义。
20世纪70年代初，文类研究在北美汉学界渐趋兴盛，其中于广义的诗学领域中有所造诣者可举傅汉思与柯润璞（JamesI。Crump）等。傅汉思的《乐府诗》（Yǜeh-fǔPoetry）一文，从文类区分意识出发，讨论了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12门类的划分意识，并根据海陶玮曾建议的可将乐府归为赞歌（hymns）与民谣（ballads）的提法，对这两种体例的文类特征做了详细的讨论。[45]柯润璞的论文《曲及其批评家》（ThedItsCritics）[46]对“曲”这一常易引起混乱的名称做了文类学的辨析，并分述了戏曲、套曲与小曲等不同文类所载负的心态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学者杜克义（FerencT?kei）此时也出版了研究刘勰及其之前中国文类批评的专著《中国3至6世纪的文类理论》（Geheoryinthe3rd-6thturies，1971）[47]，对北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后，康达维（DavidR。Kges）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其雄心勃勃的萧统《文选》英译版序言中，也对《文选》之前的整个文类批评与编纂的历史做了细致的探索，并认为总集编纂（general，与“singlegenre”有别）在3世纪以后的出现，是与批评家甄别文学类别的意识的增长密切相关的。[48]词的文类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孙康宜（Kang-iSung）的力作《词与文类研究》（TheEvolutioz’uPoetry：FromLateT’angt，1980）[49]则以广泛的包容性从文类的一般体式与时区移位的关系，及体式与风格的关系等入手，对词的文类形式进行了文学史层面上的梳理，从而弥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些欠缺。
相对而言，叙事文类的研究仍是文类研究中的重点。早期，在这一领域中最有影响的是韩南196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国早期短篇小说：一种批评理论概观》。该文从中国“文学”定义的多样性入手，认为应当将中国文学视为复数的概念。如果从传播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存在“口传文学”（oralliterature）、“知性文学”（reizedliterature）与“白话文学”（vernacularliterature）等文类上的区别，对应着不同的文化，同时也对应着不同的作者与读者身份。韩南进而将“小说”（novel）这一概念做了分化处理，先是分疏为两大文类，即文言传奇与白话小说，然后又在白话小说的范围内进行更细的分类。作者将“叙述法”（hod）视为文类划分的重要依据，但又认为文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重组、融合等原因常常处在移位之中，需要诉诸细致的划分与定义，以便对文类的变化有更清晰的认知。[50]此文不仅理论性与实证性俱强，而且也展示出了文类研究在解决问题上的有效性。受此影响，北美学界始对文类研究予以更多关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夏志清与马幼垣（Yau-woonMa）的研究。夏志清在1968年发表的《军事传奇：一种中国小说文类》（TheMilitaryRomanreofeseFi）[51]，马幼垣在1975年发表的《中国历史小说：主题与内容纲要》（TheeseHistoriovel：Ahemesas）[52]，都分辨了古文与传奇之间的关系。在此以后，对小说的文类系统做出重要研究的还有倪豪士、浦安迪、王靖宇等人。倪豪士在其《〈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研究》（AStructuralReadingofthetheWeng-yüanYing-hua）一文中，突出强调了“文类”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不一定要借助于原有的名称，而是以结构分析的方法厘定考察中国传统叙述文类，通过“类码”（genericcode）建立起一套小说评判标准的主张。[53]叙事文类的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两种文类之间的关系。稍先，浦安迪与马幼垣等人的研究已颇涉于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倪豪士、余国藩（Anthony-C。Yu）等人均对之有集中的探讨。[54]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综合推动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推出了以文类形式编排，并由多位学者合撰的大型著作《中国文学史》（ThebiaHistoryofeseLiterature）[55]。
经过20多年的探索，英语世界的文类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尤其提示了一种形式（即文本的内部组织方式）研究的重要性。当然，细析之，虽然也有对批评史原典的阐述与梳理，但更多的成果呈现为一种对文学史进行概括之后形成的规则性、理论性描述（有些也兼及与批评原典的对释），故而偏属于泛文论研究的范围。当然，从方法论上看，这种融合式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文论话语与文学史实践的互证，才能有效与完整地观察文类构成与理解的双重形态。比较国内普遍使用“文体”这一含糊的术语来处理文类的情况，汉学界对“genre”这一概念的使用确有很多长处，并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指出一条可行的向路。[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