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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1834—1901）

福泽谕吉生于大阪，是丰前中津藩“回米方”（译者：江户时代各藩负责粮食周转的小官员）百助的小儿子。百助不仅擅长于财务，而且对经学诗文具有丰富的素养。然而由于身份低微，致使才能不得发挥，终生抱恨，于谕吉3岁时去世。谕吉从母亲那里知道了父亲的经历，同时在中津藩又亲身体验了下级武士生活的凄惨状况，因此，在他幼小的脑海里，早就种下了对封建等级制的深刻仇恨。1854年（安政元年），他到长崎学兰学，次年赴大阪进了绪方洪庵之门。1858年（安政五年）10月，奉藩命上京，在筑地铁炮洲的奥平家宅地内开设了学塾（今日的庆应义塾的起源）。他1860年（万延元年）1月随从幕府军舰奉行木村摄津守渡美，后来1861年（文久元年）和1867年（庆应三年）又再次渡航。通过前后共三次到海外游历，他获得了不少对欧洲各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宝贵体验。使谕吉名高一世的著作《西洋事情》（1866—1869）便是其体验的结晶。

其间，他被雇用为幕府的翻译官。为此，在幕末内外形势的激烈变化中，谕吉被置于极其复杂的政治关系里。尽管他感知到幕藩体制的历史命运已走至尽头．但现实中，他却对掌握了反幕主导权的萨长势力抱有强烈的憎恶和蔑视。他最担心外国势力以内乱为借口而介入，为打开此局面，他曾经提议过建立大名联邦，后又构想过设立“大君的君主政治”，即德川将军主导的绝对主义政权。然而不久，政治的抉择却发展为尊攘派与倒幕派的决战。于是，他拒绝了这种“两派择一”的选择，采取了非政治的冷静观察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一刻也没有中断他的洋学研究和教育。随着维新后所谓文明开化时代的到来，谕吉作为启蒙思

想家开始了他绚烂多彩的活动。

他以《劝学篇》对封建的学问和道德作了大胆的挑战。此著的连续发行（1872—1876）招致了守旧派的愤怒和攻击，但这并没能压倒此著的巨大影响力，其传播量包括伪版在内达300万册以上。《文明论概略》（1875）引起的反响亦不亚于此。同时，他与神田孝平、加藤弘之、西周、津田真道等当时第一流的洋学者一起组织了“明六社”，1878年（明治十一年），他被选为东京第一届府会议员，1879年被推选为东京学士会院第一代会长，并在交询社的设立上作出了很多的努力。其社会活动可谓丰富多彩。然而对于来自维新政府的多次招聘，谕吉一概拒绝，坚持不走官途。不仅如此，还进而批判学者的官僚化。这种态度既是他对“官尊民卑”社会风潮的抵抗，也是他坚持“幕臣”节操的所谓“瘦我慢”（强忍）精神的体现。不过，他对维新政府那种“意外”的开明态度表示了好感，在率先倡导民权论的同时，积极地鼓励绝对主义政府自上而下的近代化路线。1880年他少有地接受了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的请求，同意协助办政府机关报，这也是出于上述对维新政府开明态度的支持。但这个计划因“明治十四年政变”中伊藤与井上的相互“背叛”而告吹。次年，谕吉的宿愿反而结晶为《时事新报》之创刊大业。

从此以后，他的活动舞台便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时事新报》为据点的义笔活动，二是庆应大学的经营与教育事业。

在《时事新报》和他的其他著作中，谕吉一贯论述的基本主题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是排除“权力偏重”——社会价值集中于政治权力的传统倾向。从这点志向出发，他极力强调经济、学问、教育、宗教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并由此一贯反对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介入。谕吉认为，要使这些文化领域的多样性和自主性的发展成为可能，其根本前提在于培养具有独立性格的人民。所谓“独立的精神”，在伦理上是指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在逻辑上是指客观地有法则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方法，用谕吉的话说就是“数理学”的思维方法。他认为这两者是近代欧洲文明优越性的根本秘密。谕吉对自由民权运动采取支持态度，也主要是出于他要推动“社会价值分散化”的立场。但他始终没有赞成“绝对的”民权论，其重要思想根据也在于此立场。对他这种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西欧思想家，主要可举出巴克尔、基佐、托克维尔、斯宾塞等。

第二，是在国际权力政治漩涡中保护和伸张日本国权的问题。这个主题是与第一个主题紧密相关的，“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是谕吉反复强调的命题。他一生始终坚持了第一个主题，但在第二个主题——国权论上却发生了前后的本质变化。就是说，随着日本周围的国际形势、尤其是明治十年代朝鲜改革问题所导致的形势的恶化，谕吉的国权论渐渐失去了初期的自然法色彩，向“国家存在理由”的主张转化。他最初对现实国际政治的构想，是与欧洲帝国主义对抗的东洋共同防卫构想。但当他看到朝鲜和中国清代儒教主义根深蒂固的现实，并为此感到焦躁和绝望时，又反而产生出一种确信，认为推进东洋近代化的使命应由日本来承担。他的这种对外主张，在现实结果中与日本帝国的大陆扩张冲动合了拍。他对甲午战争始终坚持强硬的主战论，还充当了军费筹集运动的发起人。自然，他也是以最大的喜悦和满足来迎接甲午战争之胜利的。而且由于在谕吉的思想中，国际关系始终优先于国内问题，因此其国权论越发展，其对国内政治的态度便越妥协。无疑，他在抽象的意义上始终坚持了自由进步的原则，但这些原则的具体化日程却因对外问题越来越往后推迟。

然而，谕吉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不应是这种与政治纠缠的结果，而应是他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态度的透彻批判。他主张从一切“惑溺”（译者：指没有主体性的轻信轻疑，把某种价值绝对化的凝固思维等）中解放出来；他强调开展讨论和举行会议的重要意义；倡导树立男女之间的新伦理；提倡在教育中尊重自发性和想象力。直到因患脑溢血而不可再振起之瞬间为止，他从没停止过为上述信念所作的奋斗。谕吉作为一名无官无位的在野思想家完成了他的一生。他这光辉的一生与他“独立自尊”的旗帜一起，超越了他的过失和偏向，一直活在日本国民心中。

译自：《战中与战后之间1936—1957》，misuzu书房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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