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邦的危机（第2页）

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个坚持传统的希腊城邦，那么非雅典莫属。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城邦民主制度，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末成为捍卫希腊独立与城邦民主最为坚定的城邦。表面上看，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与伯里克利时代几乎没有差别，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都由公民大会以法令的形式决定，所有问题都须由议事会提交公民大会，但公民大会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修正，最后投票决定是否通过。所不同者，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在通过法令时更加谨慎，一般不得与现行法律相违背。如果有人认为公民大会通过的某个命令与现行法律抵触，则可能遭遇违宪提案起诉。如果提案人遭遇失败，则可能面临罚款和监禁的处罚，他提议的命令也会随之被陪审法庭取消。雅典国家的日常事务，如前一世纪一样，由抽签选出的各类民主机构处理。绝大多数官员经由抽签产生，所有官职都是集体职务，且一般不得连任。一个公民，如果他愿意，一生中可以出任多种官职，如议事会议员、陪审法庭成员、执政官等。一般来说，各类官职都仅对前三个等级的公民开放。但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第四等级的公民实际上可以担任各种官职。所有官职都有薪给，以补偿任官者因不能工作造成的损失。只有将军一职仍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且可以连选连任。为了吸引更多的公民参政，公元前399年决定给予出席公民大会者以津贴，开始为1奥波尔，后逐渐增加，到该世纪后期，一般会议为1德拉克马，非常会议为1。5德拉克马。但仅限于一定的数量，最先到达会场的若干人可以享受这种津贴，后到者则得不到津贴。由于公民大会的津贴制，公民参与会议的热情有所提高。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人们需要被沾有赭石粉的绳子往会场上赶，到公元前4世纪，沾赭石粉的绳子则被用来证明某人来得过晚，因此无法得到津贴。

司法机构和司法程序与公元前5世纪相比也没有大的变化，10德拉克马的以下案件通常由乡村法官审理，大多数案件由陪审法庭审理，其成员达几百甚至上千人。法庭只听取双方的论辩，证词、证人由原、被告自己提供，所有案件都必须当天审结，判决由简单多数票裁定。公元前4世纪最著名的案例是公元前399年对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件案子的合理性迄今仍争讼未决，苏格拉底被控败坏青年，不信仰城邦的神和引进新神。这些控告并非无理寻衅，苏格拉底的门生阿克比亚德斯、克利提亚斯、柏拉图、色诺芬等大多是民主的敌人，他们或曾直接给雅典造成严重伤害，或加入敌人一方对雅典作战，或从理论上抨击民主政治。他对当时的宗教和习惯，包括雅典的诸多制度，也多有微词。审判他的陪审员有501人，最后以60票的多数裁判他有罪（281票对220票），法庭本无意判他死罪，要他选择一种较轻的惩罚，他玩笑式的声称他应被授予最高荣誉，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供应，与原先建议的死刑之间相去太远，法庭以较大的多数判他死刑（361票对140票）。此时他仍有机会逃出雅典，但他无意于此，在一个月后被处死。在今人看来，以思想罪判处某人死刑，不免过于残酷，苏格拉底因此成为希腊思想自由的殉道者。但当时希腊城邦的一般做法就是如此。公元前415年雅典渎神案中有许多人甚至未经审判便被处死，斯巴达等邦则不大可能容忍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活动，且苏格拉底之死，他本人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全部归罪于民主制度。

雅典制度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后，雅典组织了一个立法委员会，清理自梭伦以来雅典所有的法律，颁布法典。该工作在三十僭主时期一度停滞，民主政治恢复后加紧工作，最终于公元前399年完成。新的法典成为雅典的根本法，具有永久性质，被称为诺摩斯（Nomos），公民大会颁布的关于某些特别问题的法令被称为普色菲斯马（psephisma），意为命令。命令可能因为违法而受到起诉并可能被撤销。因而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大会颁布的命令远远多于法律，对现行法律的修改则相对较少。二是公民大会的主持者，原由议事会当值部落的五十人主席团组成，公元前4世纪时改由10人主持。除当值部落当日的总主席外，另9人抽签从其他9部落中各选1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在“接受程序单后检查议程，提出讨论事件，担任投票检查人，指挥一切其他事务，并有权解散会议。任何人不得在一年中担任两次总主席，但是他在每一届主席团期中可以担任一次主席”。[8]在担任主席期间，他与议事会主席团13的成员一起留居议事会大厅内，负责保存国家金钱和档案庙宇的钥匙。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改变，大概是为了保证议事会提出的法令草案更具代表性。三是负责财政的观剧基金管理者的地位日益提高。由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财政缺乏帝国收入的补充，但开支似乎并未减少，因此负责理财的官员逐渐重要起来，有时甚至左右了雅典的内外政策。欧布鲁斯、莱库古和德摩斯梯尼等知名政治家都曾担任这一职务。对他们的监督，相应也有所削弱。有些学者认为，该世纪雅典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效率开始牺牲民主。

雅典民主政治上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将军的角色。在公元前5世纪，将军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统帅与政治领袖集于一身。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大约由于战争比较经常，职业军人逐渐出现。他们长期出任将军，却不一定会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其典型例子是德摩斯提尼和拉马库斯等。两人显然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军人，多次当选为将军，并曾担负重要职务。但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他们不曾在公民大会上发表任何演说，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但他们大多会忠实执行雅典国家的命令。与此同时，雅典出现了克莱翁、克列奥丰等只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制定政策的演说家，但他们不大担任将军职务和指挥军事行动。到公元前4世纪，将军与政治家日益分离，将军成为职业军人，不大直接在公民大会上演说并提出命令草案，如伊菲克拉特斯、卡布利亚斯等。政治家则通常是些演说家，在很多情况下不担任任何职务。他们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各种命令草案与建议，供公民大会讨论与参考。他们的代表是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和埃斯基涅斯等。两人只是作为使节多次出使外邦，他们的对抗与命运，和雅典国家的变化息息相关。但他们都不是合格的将军，德摩斯梯尼甚至可能在战场上逃跑。公民大会对他们的监督仍十分严密，将军在每届主席团时都须向议事会提交中期报告，接受信任投票，离职时须提交终审报告，说明财务收支情况。演说家们如果应当提出建议而拒不提出，或者提出的建议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往往会受到惩治，轻者罚款，重者流放乃至被判处死刑。

大体说来，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由于国家对贫穷公民的支持仍然生机勃勃，与其他希腊城邦相比，相对稳定与繁荣。雅典的水师，也仍是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公民大会的主权地位未被动摇，政治运作大体如常。但由于失去了帝国财政的支持，富人对他们承担的社会义务日益不满。伊索克拉底等人对民主政治的批评，部分富人从政治中的退出，都显示在表面的平静下，雅典公民内部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矛盾。与公元前5世纪相较，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显然面对着更多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雅典自身无力解决的。

如果说雅典选择以内部调整来应对城邦在公元前4世纪遇到的问题，另有一些城邦则在联合上试图走出新路。如众所周知，希腊大小城邦千余个，绝大多数属于规模相对较小的城邦，有些城邦的公民仅有数百人。在古代希腊那个视战争如家常便饭的世界里，这样的城邦很难自存。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存在，只能以部分牺牲独立性为代价，或托庇于雅典、斯巴达之类的大邦，或组成若干城邦的联盟。求得大邦庇护固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大邦一旦觉得自己地位稳固，就可能侵犯盟邦的利益。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和伯罗奔尼撒同盟，都有盟主之邦欺凌盟邦的事实。公元前4世纪，这类联盟依然存在。雅典组建的第二海上同盟，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都是当时希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同盟。但它们都仅是城邦之间的联盟，加盟各邦仍是独立城邦，其公民保留本邦公民权，仅在对外政策上有某些共同行动，根本不成其为联邦国家。

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同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奥提亚同盟，就其为底比斯主导和控制而言，与雅典、斯巴达的同盟类似，不过它有自己的特色。它形成时间较早，公元前6世纪末可能已有雏形。当时普拉提亚因不愿加入该同盟，寻求雅典庇护，从此成为雅典最坚定的盟友。该同盟可能包括比奥提亚地区除普拉提亚外的所有城邦，它的主导者是底比斯。但与雅典和斯巴达组建的同盟不同，比奥提亚同盟所有城邦的公民似乎都享有同盟的公民权，同时拥有本邦的公民权。它的中心是底比斯，设有议事会及比奥提亚同盟官员，但议事会议员和同盟官员并不都由底比斯人担任，而是按照比例，由不同城邦的人分别担任。这确是对城邦制度的突破，向着更大范围的联合迈出了一步，是改进城邦体制的有益尝试。然而该同盟因底比斯在希波战争中投靠波斯，战后受到希腊同盟制裁，盟主底比斯陷入低谷，同盟可能也随之瓦解。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斯巴达帮助下，底比斯成功吞并了宿敌普拉提亚，拔掉了雅典安插在比奥提亚的钉子，它对比奥提亚的领导权大约又建立起来，其组织形式可能仍模仿了最初的比奥提亚同盟。加盟城市为10个，划分为11个区，各自派出一人为同盟长官，另派60人为同盟议事会议员，可能还有一定数量的联盟法官。每个区的义务，是需要提供1000名重装步兵，100名骑兵，并缴纳数量相等的税收。区的划分暗示，底比斯对比奥提亚的其他城市并非传统的希腊式征服，而是将各个城市吸纳进同盟，把它们作为平等的盟员对待，因此可以相信，各个加盟城市的公民共同享有联盟公民权。但区的划分也显示了底比斯的优势。在11个区中，它独占4区（底比斯自身两个区。普拉提亚两个区由底比斯代表），相应地，底比斯有4个比奥提亚同盟长官和与此成比例的议事会议员。同盟的中心是底比斯，比奥提亚长官和同盟议事会的活动中心都在底比斯的卫城卡德米亚。比奥提亚长官可能是同盟最为重要的职务，由11人组成。他们的主要责任，是统帅军队，就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做出决定时，每个长官一票。纽克特拉战役前夕的讨论中，有6位长官参与，赞成和反对决战的意见打成平手，只是在第7位长官同意决战后，埃帕米农达的意见才获得通过，于是有了打破斯巴达霸权的纽克特拉之战。联盟议事会不是一个，而是4个，可能各自在一年14的时间里担任主席团。通过议案时，一个议事会预先提出建议（可能是担任主席团的议事会），其他3个议事会依次讨论表决，只有4个议事会全部同意，建议方算通过。比奥提亚同盟长官的决议，可能也需要得到议事会同意。议事会可能具有接待外来使节、代表同盟的职责。比奥提亚同盟的组成，似乎为希腊城邦走向地区性的统一探索了新路。它有一个类似中央政府的机构，而且拥有统一的对外政策、军队和财政，并能就事关全同盟的问题做出决定，颇有近代联邦政府的风味。[9]

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底比斯与斯巴达发生冲突，双方成为死敌。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依靠波斯帮助，宣布《大王和约》，强令所有希腊城市独立，解散所有城邦之间的联盟。底比斯迫于压力，被迫再度解散了同盟。公元前379年，民主派成功自雅典打回底比斯并夺取政权，在两位天才领袖埃帕米农达和佩罗庇达斯领导下，再度重建比奥提亚同盟。新同盟的形态可能与过去有所不同，因为比奥提亚的两个重要城市塔那格拉和特斯皮亚的城墙被拆除。另一城邦普拉提亚（斯巴达人重建的）也被摧毁，其土地被底比斯人瓜分，居民被驱逐到雅典。另外一些不愿加盟的城邦如奥科美那斯等，也遭遇底比斯人进攻。这时的比奥提亚同盟虽然制度上可能与过去差别不大，但更像一个统一在底比斯霸权下的地区性国家。然而公元前4世纪中期，底比斯与佛奇斯发生冲突，雅典、斯巴达和马其顿乘机介入，底比斯的实力被消耗殆尽，无力阻止腓力的南进。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它的精锐主力被消灭殆尽；公元前335年，它被马其顿亚历山大灭国，其统一试验也不复存在。

与底比斯统一比奥提亚同时，伯罗奔尼撒的某些地区也在进行联邦制试验。公元前370年前后，伯罗奔尼撒中北部的阿卡狄亚在曼提奈与特盖亚的倡议下，各城市组成了阿卡狄亚同盟。同盟各城市的公民都共享同盟公民权，而且相互给予同盟城市同等公民权。因此这个同盟中并无盟主，只有平等城市的联盟。为了防止各邦之间相互嫉妒导致同盟瓦解，同盟在阿卡狄亚西南另建新都麦加罗波利斯，由阿卡狄亚各邦公民共同组成。同盟有50名官员，议事会与万人大会。50名官员是按照人口比例，从阿卡狄亚各城市中选举产生的，大多数城市选出5人，个别城市有2个或者1个的，但新都麦加罗波利斯选举10人，大约因那里人口较多之故。在他们之上，有一个类似执政的将军。他可能负责战时统帅军队，但可能也有其他重要职责。在希腊历史上，按照人口比例派出官员，并由一人独任国家元首，且享有统兵大权，是希腊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飞跃，暗示阿卡狄亚在国家组织试验上迈出了一大步。与比奥提亚同盟比较，它更接近今天的联邦制国家。议事会和万人会的构成相对模糊，前者与上述50名官员之间的关系，同样不清楚。但万人会很可能表示阿卡狄亚同盟有一个类似全体公民（也许是重装步兵等级以上的）有资格出席的公民大会，其运作方式，应当与其他希腊国家类似：议事会提交相关决议案草案，公民大会就草案进行辩论和表决，最后交由将军或官员执行。[10]与比奥提亚同盟相较，阿卡狄亚同盟在国家构造上更有创意，因为前者仍以其中的一个城邦为都城，带有霸主城邦的意味，后者则完全没有霸主。各邦名义上大体平等，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在打破城邦制的各别主义（particularism）方面，步子迈得更大。

阿卡狄亚同盟发行的钱币

进行联邦制试验的地区，除比奥提亚和阿卡狄亚外，还有埃托利亚、伊庇鲁斯等地区。公元前3世纪初，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的阿凯亚也加入进来。该同盟的组织与阿卡狄亚同盟类似，但存在时间更长。但是，这种表面的联邦制实际上有很大局限。第一，地域有限，比奥提亚同盟的面积仅比雅典国家稍大，阿卡狄亚的人口可能比雅典还少，而且在两个同盟形成以后，其公民权再无向外扩散之意。作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底比斯曾将伯罗奔尼撒、色萨利的部分地区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却并未给予这些地区的居民公民权，即使在比奥提亚同盟内部，奥科麦那斯也没有获得公民权，其城市甚至被底比斯摧毁。阿卡狄亚的公民权同样未能被扩大到阿卡狄亚同盟城市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它仍是传统的城邦体制，并非联邦国家。第二，这些同盟在名义上虽由平等的城邦组成，实际仍有霸主。底比斯的霸权是比奥提亚同盟存在的基础，在同盟中占有优势。同盟官员中，底比斯人亦具有决定性影响，至少在同盟盛期如此，重大事务往往是由底比斯人向非比奥提亚同盟提出。阿卡狄亚同盟实际由特盖亚与曼提奈控制，两者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了同盟的破裂。有些城市是在阿卡狄亚同盟的强制下加入同盟的，严格地说，它也是在霸主控制下的城邦联盟，新都麦加罗波利斯不过是特盖亚、曼提奈争夺控制权的战场而已。第三，其他希腊城邦对于这些城邦联盟的存在往往持敌视态度。比奥提亚同盟数度被解散，阿卡狄亚同盟与斯巴达、埃利斯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联盟内部的矛盾往往被外部势力利用，使这些联盟难以持久。其结果，大多数城邦仍游离于这些所谓的联邦之外，相互争斗，最后全都精疲力竭，被马其顿、罗马征服。此后，城邦虽然仍以各种不同形式残存于希腊世界，但伴随着马其顿的征服，希腊城邦的时代大体结束，代之而起的是范围更为广大的，以君主制为基本特征的帝国。但这个帝国并不源自城邦，而源自相对后进的马其顿。从始至终，希腊人都没有找到一条能够让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敌人的统一路径。

[1]D。M。Lewis，“SpartaasViJohnBoardmaheCambridgeAory，Ve：CambridgeUyPress，1994，pp。24-32。

[2]A。H。M。JohenianDemocracy，pp。23-38，75-96。

[3]被剥夺公民权者为12000人。见DiodorusSiculus，LibraryofHistory，18，18，5-6，Vol。ix，Cambridge，MA：HarvardUyPress，2004，pp。65-67。

[4]JaheCrisisoftheAthenianPolisihturyB。e，xiv，1976，pp。5-29；V。N。Andreyev，“SomeAspectsofAgrariansinAttitheFifthtoThirdturiesB。e，xii，1974，pp。5-45。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44～45页。

[7]JaheCrisisoftheAthenianPolisihturyB。e，xiv，1976，pp。5-29。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49页。

[9]J。A。O。LarseiveGoverinGreekandRomanHistory，BerkeleyandLosAngles：UyofiaPress，1966，pp。31-39。

[10]J。A。O。LarseiveGoverinGreekandRomanHistory，pp。7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