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会党时空分布初探（第1页）

清代会党时空分布初探

一、前言

有清一代盛行结盟拜会，乾隆以后，社会变动加剧，许多人或因远适他乡，或因环境所迫，纷纷结会，以求自保。近人常提及的洪门，或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等，是其中比较为人所熟知的团体。这些以异姓结拜为组织纽带的会党，或打家劫舍、掳人勒赎，或走私贩毒、包娼包赌，或甚而祭旗起事，大举进攻官署衙门。直至清末，他们一直是地方上的严重社会问题，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关这些会党的问题虽然一直深受学者的注意，但是早年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无论是天地会或哥老会，不是被视为抗清团体，就是被看作革命组织，学者的研究重点因此都集中在个别会党的反清、排外、革命等活动上。近年来由于档案资料的陆续开放，会党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地开展，可是观察这些年来的会党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的学者都将心力专注于溯源的工作上，试图从比较组织名称与组织结构入手，探讨各会党的发展源流，进而了解会党的发展。史学家虽然经常以溯源的方式来探索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这种方法似乎并不适用于清代会党的研究。这是因为，一方面，会党缺乏有系统的组织，也没有一套信仰系统可供后人研究他们的发展过程，借以推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会党的个别组织单位都各自独立，不相统属，从未发展成一个大一统的组织。在这种组织既弱，而地域性又强的情形下，如果仍一味在组织及会名上下功夫，探求各会党的源流，其结果不啻是缘木求鱼。更何况，即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会党的源流，也不可能因此而确切掌握会党发展的趋势。诚如周锡瑞（JosephW。Esherick）在其《义和团起事之源流》（TheinsoftheB）一书中所强调的，名称相同并不等于实质相同，任何历史事件的源头也不具有解释能力，唯有通过对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的了解，才能确实掌握一地社会运动的来龙去脉。[1]会党的发展与义和团运动一样，有其特定的社会生成环境，亦唯有通过对其生成环境的研究，我们才能比较了解清代会党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即尝试分析整个清代会党，尤其是天地会、三点会与哥老会，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希望借着这项分析，能帮助我们了解清代各会党彼此间在生成环境上的差异，以作为将来对个别会党或特定区域做进一步个案研究的基础。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以现存的清代档案资料为主。这些档案资料主要是当时各朝在京宗室王公及地方官上呈皇上的奏章文书，或其抄本。由于维持治安与征收赋税一向为传统官僚的主要任务，任何有碍地方秩序的会党活动，自然会得到官府的注意，因此我们可以在档案中发现不少有关会党活动的资料。这些数据或是会党成员的口供，或是官员依口供而做的报告。本文即对这些档案中所透露出的会党活动的时间与地点等数据加以排比分析。

以这些官方档案作为研究材料，当然有其限制。官员为了邀功，可能会夸大会党的规模；会众为了减轻刑罚，可能会淡化其入会的动机。然而，许多宝贵的，如会党成立的时间及演变过程、会党成员的姓名与背景等数据，都可以在档案中找到。不过，无可否认的是，不是所有的档案数据都完整无缺。由于官员观点有异，勤惰有别，虽然有些资料对会党起事的经过、参与成员的背景交代清楚，可是也有些档案却着重在官方追剿的经过上，而对会党的名目、背景等资料着墨甚少；有些时候，资料中甚至会、教不分，增加后人分析的困难。表1所列79件会名不详的案件，就是由于数据欠缺，无法做判断的结果。一般而言，清中叶以前的档案质量较佳，有许多奏章都附有完整的口供纪录；中叶以后则以口供的摘录居多，参与成员的许多背景资料都略而不提。这可能是由于清中叶以后，人口增加，地方行政组织未能配合调整，以致地方行政负担加重，效率低下。不过，本文所关怀的两大变量——会党起事的时间与地点，一般在档案数据中都有清楚的交代，因此材料的缺陷尚不至于对本文的研究构成太大的困扰。

有关清代档案，目前以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最为丰富，前者约有一千余万件，后者也有四十多万件；另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有一些内阁大库及三法司的档案。由于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对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收藏，本文只能就其公开发行的出版品如《天地会》加以利用。大陆其他机构的出版品，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江湖会数据选辑》《自立会史料集》等也都在使用之列。至于台湾各机构收藏的档案，则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为主，因为在史语所的内阁大库及三法司档案中，会党数据并不多见。就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而言，本文主要利用《宫中档》《月折档》《军机处档》《上谕档》等档案，因为这些档案数据最为完整，也最具参考价值。《宫中档》主要是各种奏章，包括题本、奏本、奏折的正本，而《月折档》《军机处档》则多为《宫中档》奏折的录副抄件，以及一些咨文与未奉朱批奏折的原件。《上谕档》虽为谕旨类的档册，但有时可见抄录军机大臣的奏稿及奏片。此外，早年出版的《谕折汇存》也提供了不少有关会党的资料。

除了档案资料外，本研究也尽可能地收集其他相关的数据，以补充档案数据之不足。清末发行的重要报章杂志如《东方杂志》《申报》是其一，重要地方官的文集如刘坤一（1830—1902）的《刘忠诚公遗集》，当时人的一些记载如《湘粵剿灭哥老会文稿》《堂匪总录》，以及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所收集的相关文件《清末の祕密结社（资料篇）》也都为本文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料。[2]

从以上这些档案及报章文献资料中，目前可整理出大小会党案件919件，有关作案地点的资料1100件。以下就会党的类别、时间、空间的分布等项分别讨论。

三、会党名目

在现有的919个案件中，如表1所示，除了没有会名以及会名不详的79件以外，其余的840件案子涉及92个会党。其中，以哥老（弟）会的222件最多，天地（添弟）会的209件次之，三点（合）会的184件又次之[3]；而其余会党的涉案纪录则都在25件以下，其中最多的是江湖会的22件，接着依次是小刀会的16件，忠义会的12件，洪江会的11件以及红灯会的8件。然而，在表1中占最大比例的并不是上述这些会党，而是那些只有零星的几件，甚而仅只有一两件案子的会党，如天罡会、在园会、手绳会、赵公会等。表1所列的各项数字虽然不能据以比较出各会党间起事多寡的绝对差异，却足以显示出清代各会党的活动能力确有程度上的差别。就表1的92个会党而言，只有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等少数组织活动频繁，其他会党只有零星的活动。由此可见，清代会党虽然名目繁多，但仍以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会党为主。

对于这些在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团体，我们所知有限。不过，从一些片断的数据中，我们了解到，在这些涉案较少的会党中，有些在组织上或活动方式上与天地会、哥老会等主要会党类似，如表1中的拜香会、百子会也都行类似天地会的结拜仪式，并且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的口号手诀，而红灯会与哥老会一样，有正、副龙头等名目。[4]有些则被官员认定，或自称是哥老会、天地会等主要会党的“变名”。例如，有官员指出，仁义会就是哥老会，也有人声称，哥老会又号江湖会，而洪江会则自称由哥老会分出；至于天地会方面，当时也有些地方官认为三点会、三合会就是天地会，其他如小刀会、边钱会、关爷会、长江会、沙包会等也都自称是自天地会改名；嘉庆年间福建一带的仁义会、双刀会、百子会、父母会则声称是添地会的改名；而龙全会又称是仁义会的改名。[5]这项变名的因素使得原本彼此之间毫无关系可寻的会党，变得似乎互有牵连，而会党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最后遂引发了对会党源流问题的讨论。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的陶成章。他在《教会源流考》一书中，将所有的会党归入天地会的系统，认为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都是天地会的变名。[6]他的看法为不少史学前辈，如萧一山、罗尔纲等所接受，近人朱金甫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朱金甫据档案资料指出，哥老会源于咸丰、同治时期之江湖会，而江湖会又是由嘉庆时的仁义会演变而来，后两者都是天地会的一支。[7]然而，也有不少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哥老会的成立与天地会无关，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天地会与哥老会在组织上有很大的差异。天地会的组织以红棍为首，其下有白扇、先生、地头、先锋、草鞋等名目，而哥老会在龙头与坐、陪、礼、刑、智五堂之下，有圣贤、当家、管事、巡风等头衔。[8]因此，就会党的组织而言，天地会与哥老会似应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然而，天地会与哥老会这两个会党的组织形态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清代会党组织。就现有的数据而言，表1中就有不少会党在组织形态上既不属于哥老会，也不属于天地会。例如，忠义会结拜不序年齿，以出钱多者为大哥，给予红布一块，可以借此自行邀人入会。[9]边钱会（乙）与花子会都是乞丐组织，前者有老大、老满头、一肩至七肩等名目[10]，而后者则使用大会首、副会首、散头目等名称，由于他们每年五月十三日于僻野古庙聚会，蒸捣糯米为食，所以又名为糍粑会。[11]除了组织上的差异外，也有些会党是以特定人群为结合对象，与天地会、哥老会四处纠人的方式不同。例如，乾隆年间福建邵武禾坪里地方的铁尺会与关圣会都是地方街坊上的结拜组织，前者以杜氏兄弟为主，后者以罗家子弟为主[12]；而江西宁都横不屯的铁尺会，则是地方上为了对付窃贼而组成的邻里组织[13]。另外，在江西鄱阳的杨泗会，俗称英雄会，入会者以船户为多。[14]因此，无论就会党组织形态或会党成员构成而言，清代的会党都不是天地会系统或哥老会分支等观念可以说明的。

然而，以目前我们对会党的认识，若要对清代会党做分类的工作，似乎并不可行。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会党名同实不同的特性。本文一开始就已指出，两个组织名称相同并不代表实质相同，不能因此而认定是同一个组织。上述的边钱会（乙）就是一个例子。表1之所以将边钱会分别开来，就是因为两者虽然名称相同，却不是同一个组织。边钱会（甲）虽然是天地会的“改名”，但是边钱会（乙）却是个乞丐组织，二者毫无关联。另一个例子是表1中的长江会。上文提到，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长江会是天地会的别名；可是，也有学者认为，长江会是哥老会的源头。[15]同样的情形也见于仁义会。

另外，表1中有不少名称类似的会党，如红家会、红家帮、红帮等。由于这些资料都是由会党成员的口供得来，而口供记录对许多同音字会有误记的可能，有时也常帮、会不分，因而在没有获得更详尽的数据以前，实在很难确定这些会党之间有无关联。在这种情形下，除非我们有相关资料，可以确定所有表1所列会党的组织特性及其相互关系，否则要将它们依其组织形态加以归类，实有困难。因此，就现阶段而言，我们只能说清代的会党世界是由天地会、三点会及哥老会三个主要会党以及许多次要会党组成的，这些次要会党或是天地会，或是哥老会的变名，但也有不少组织与它们毫无瓜葛。

表1清代会党起事时间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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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党的时间分布

如表1所示，在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中，最早的会党活动见于雍正年间，最晚的例子则要到宣统时候；其中以光绪时的419件为最高，几乎占了总数的二分之一，嘉庆朝次之，计有229件，也将近总数的四分之一，再次是道光朝，恰居总数的十分之一，咸丰、同治、宣统各朝则较少。由于各朝统治时间长短不一，若以各朝每年会党案件发生的平均数做比较，如表1最后一栏所示，则以嘉庆、咸丰、光绪、宣统四朝最为突出。因此，表1的统计资料凸显出两个现象：一是清代的会党并不是从顺治朝就开始现身历史舞台，而是在雍正年间才见活动；二是清代会党活动的频率在各朝颇不一致，颇有一疾一缓、一高一低的趋势。由雍正年间开始，嘉庆、咸丰、光绪、宣统四朝是会党活动的高峰，而在嘉庆以后的道光，以及咸丰以后的同治年间，会党活动的频率则又趋平缓。

在现阶段要对这两个现象的成因提出完满而周全的解释似乎并不容易。不过，根据目前对清初异姓结拜组织如嘓噜的了解，清代异姓结拜组织的出现，是因为清初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但耕地面积却无法相应增加，许多人迫于生计，迁徙他乡，部分人由于无法在新的社会立足生根，无亲无故，为求自保，纷纷结盟拜会，组成拟血缘的组织，以替代原居地仰赖保护的血缘、地缘与业缘组织。[16]显然，人口压力而非有些学者所强调的抗清的民族意识，才是造成清代会党出现的主要原因。当然嘓噜的例子并不能证明，单纯的人口压力因素可以说明整个清代会党发展的过程，不过，这至少显示社会经济因素似乎较反清复明的政治因素更能说明清代会党的活动。

图1清代嘉庆以至宣统每十年间会党起事之频率

资料来源：参见247页脚注①

图1是将表1的会党起事事件自嘉庆元年（1796）起以每十年为一单元的重新组合。若将图1的图形对照清代历史的发展，不难看出会党的发展与整个清代社会的脉动息息相关。如图1所示，会党的案件自嘉庆以后数量增加很快，嘉庆十一年（1806）至二十年（1815）的十年间会党事件更是激增，道光以后始趋缓和。这显然是因为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扰乱了大清统治机构的阵脚，社会控制机制出现了危机，会党因而纷纷乘机举事。到了道、咸之际（1846—1855），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社会变动加剧，会党又再次乘机而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廷力图振作，会党活动也渐趋沉寂。然而光绪以后，遭各营遣撒的散兵游勇每每沿袭军营积习，结拜弟兄，成立山堂名号，再加上列强势力入侵，基督教随之而来，民教纠纷时起，社会动**不安，会党事件遂在光绪中叶以后的二十余年间达到高峰。因此，就表1及图1所见，清代的会党问题不是单纯的反清复明的政治原因可以说明清楚的，有必要从社会及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

如果就几个主要会党来看，各会党起事时间的分布并不一致。如表1所示，天地会起事首先出现于乾隆年间，于嘉庆年间达到**，道光以后活动趋缓，而于咸丰、同治以后归于沉寂。三点会这个天地会的变名组织现身舞台的时间稍晚，直到嘉庆年间始见踪迹，道光年间起事次数渐增，而于咸丰年间达到高峰，同治以后次数锐减，不过，光绪年间又见活跃。哥老会则要到同治年间才见活跃，光绪时候达于顶点，这主要是因为它可能是在咸丰年间才由湘军中发展起来。[17]因此，清代主要会党的活动时间先后有别。天地会与三点会见于清中叶，哥老会则至清末始见现身。至于其他的会党，由于数量少，无法看出一个轮廓。不过，有一点很明显，与天地会、哥老会相关的会党起事大多分别集中在嘉庆与光绪两个时期。

五、会党的空间分布

这些清代会党不仅出现时间先后有别，在地理上的分布情势亦不见相同。从表2及附录中可以看出，清代会党问题波及的地域甚广，计有十八省，一百五十二个府及直隶州、厅，四百七十四个州、县受到影响。换而言之，关内各省无一幸免，而其中以广西省受扰次数最多，总计有二百零四次，其次是江西省的一百五十七次及广东省的一百五十五次，再其次是福建省的一百二十三次，以及湖南省的一百零五次，其余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也都受害匪浅，各有四五十次到八十次之多。如果以府为单位，则以广东广州府的五十二次居首，福建建宁府的三十七次次之，江西赣州府的三十六次再次之。若以县份而论，安徽太平府的芜湖县以二十三次高居首位，福建建宁府的建阳县居次。

表2清代会党起事地点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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