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档案新材料（第3页）

从民国十八年（1929）史语所购入内阁大库档案迄今，匆匆已是七十个年头过去，而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尚在进行。检讨这段历史，先有对日抗战，后有国共内战，时局动乱，使得整理工作为之中辍，应是这项整理工作旷日费时的主要原因。当1981年史语所有能力较有规模地整理档案时，上距已有简明目录的年代已是五十个寒暑过去。更可叹的是，当年史语所前辈在午门辛勤工作的成绩，已全然付诸流水，一切必须从头开始。这不仅在人力、物力与时间上是莫大的损失，而且对明清史研究工作的进展更是难以弥补的伤害。

傅斯年先生当年决定购买内阁大库档案，是着眼于这批材料是研究明清史最直接的史料。他在为购买档案而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指出，大库档案“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57]。傅先生对内阁大库档案期望之高可以想见。有盼望，难免有失望。李济先生在他的《感旧录》中曾提到他与傅先生有关档案的一段谈话：

记得有一次在北海静心斋与孟真先生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他颇有点失望的表示。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我听了有些不大懂他的意思，因再问他：“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他听了为之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58]

傅先生显然原本期望从档案中找到可以改写明清历史的重要“政治实情”，他没有找到这样的材料，难免失望。然而，李济先生的反问无疑点中了他的心事。傅先生没有因为在档案中找不到他需要的材料，而减少他对这批档案的重视。否则，史语所后来也不会积极刊布这批数据了。其实，任何文件有无史料价值，实系于研究者有无提出相关的问题。有问题的提出，史料才有说话的余地。心头没有问题，再有价值的材料也可能视而不见。史语所当年购买内阁大库档案就是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来从事历史的研究。史语所前辈，如李光涛、黄彰健先生也的确利用这批材料做出了可观的成绩。这批档案是否能继续对明清史研究做出贡献，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观点来利用这些材料了。

本文原发表于《新史学》第9卷第3期，1998年，第135～160页。

[1]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286～292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2]史语所系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设筹备处于广州中山大学内；同年七月筹备完成，遂正式成立；十月二十二日迁入广州柏园，始有独立所址。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1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

[3]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冲突》，载《新史学》第8卷第2期，1997年，94～95页。

[4]《史语所公文档案》元字第4卷中；引文转引自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载《新史学》第8卷第2期，1997年，106页。

[5]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载《大陆杂志》第11卷第4期，1955年，5～9页；第11卷第5期，1955年，22～28页；第11页第6期，1955年，22～26页。后收入李光涛：《明清史论集》下册，499～526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引文见525页。

[6]《史语所元档》，陈寅恪信函第六号。

[7]以上所述，参见罗振玉：《集蓼编》，25b～27a页，见《贞松老人遗稿》甲集之一，北京，振雅斋，1941。另参见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载《岭南学报》第9卷第1期，1948年，140～141页。

[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3，34b～3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9]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明清史料》甲编首本序；《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年，537～576页（该文亦曾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档案的分析》为题，发表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第2卷第2期，171～221页，原题则成为副题）。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见《探微集》，289～3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以上参见李光涛：《序》，见《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1～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关于当时新旧学者史料眼光的差异，参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载《新史学》第8卷第2期，1997年。

[12]关于这部分内阁大库辗转换手的详情，参见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明清史料》甲编首本序；《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93年，537～576页。

[13]王懋勤：《史语所发展史稿》，195～19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未刊稿。

[14]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明清史料》甲编首本序，14页。

[15]我曾于两年前（1996）在“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上，以《史语所〈明实录〉与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为题，报告史语所历年来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经过及出版情形。由于该份报告一直未曾刊出，所以这一部分主要依据该份报告略做增删。

[16]关于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徐中舒先生有详细的说明，请见前引《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二文。

[17]徐中舒：《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93年，543～544页。

[18]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见《明清史论集》下册，513页。

[19]傅先生的理由是：因为“国内学人近年已甚注意档案一类之直接史料，不早刊布，无以答同祈求者之望。且校订考证之业，参加者多，成功益美。若先将‘生材料’按月刊布之，则据以工作者不限吾等，凭作参考者不分地域。于是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非敢草率将事，正以求其友声云尔”。参见《明清史料发刊例言》，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亦参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357～35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20]《明清档案编刊会第一次会议录》（1930年1月17日），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元字209之2。

[21]我们在档案中发现九本以毛笔书写，红色十行纸、青篮皮装订之目录册。这可能就是当时的“简明目录”，因为其中一本的页缘上有“历史博物馆”等字样，同时有些条目上尚有“入陈列室”等字样。这九本目录册分别是：《清帝敕谕编号簿》第一、二、三册（计2075件），《敕谕编号簿》（计657件），《清各种贺表编号簿》第一、二、三册（计3325件），《明清档案编号簿》二册（计793件）。

[22]徐中舒：《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93年，545页。

[24]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见《明清史论集》下册，522页。

[25]关于张先生整理计划的细节，请见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的序文。

[26]按：第325～370册联经公司已于2001年以光碟形式出版，编为《明清档案》第11辑与第12辑。

[27]张伟仁：《序》，见张伟仁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第1册，12～14页。

[28]内阁大库网页的网址为：http：∥archive。ihp。sikm2i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