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教会改革 二元体制的结束（第2页）

其中，于1721年1月25日被批准的《宗教规程》中的宣言和绪论值得特别注意，它们具有特殊意义，实质上是论战性的文献，其矛头直指牧首制的捍卫者，阐述了俄国君主对教会的权力。在这些内容中，沙皇不仅被称为是“正教信仰和教区的神圣教会”的保护者，而且还被认为是俄国东正教的“最高牧师”。在《宗教规程》中，专门阐明了成立新的最高机关——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原因。如果说在实行牧首制时保留了教会的自主权，那么现在宗教行政机关在国家机构总体系中则处于从属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牧首的称谓已被取消，委员会中宗教界的成员成了官吏，类似于其他各委员会的委员。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一切事务中都处于依附专制国家的从属地位，只有那些与教会的教义和教规有关的事务除外。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委员，除按教会职称级别进行一般的宣誓外，还要按本人在委员会内官职地位的高低进行效忠皇上的特殊宣誓。首先，规程论证了在国家一切机关体制中，实行委员会制原则的优越性。它强调，就连君主也会经常就国家事务同亲信们商量讨论，这样委员会内就会更少一些偏见、奸诈和贿赂行为；委员会制“能最自由地进行公正的裁决：因为不像一长制的领导者那样怕惹强者生气……”其次，规程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教会的一长制管理之所以会危及国家的最本质的原因：对牧首享有的荣誉和光荣感到吃惊的普通人民会想，“这第二个皇上同专制君主势均力敌，或许还胜过他，神职人员组成的是又一个更好的国家……”规程对保留牧首的显赫职位的危险性做了一番解释后，最后指出，失去荣耀与“尊号”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是一个无害的职位。“委员会主席这名字本身并不值得骄傲，它什么也不能表明，仅表示是主席而已；因此他自己甚至不会把自己想得很高，下面任何人也不会把他看得很高”，老百姓会“完全放弃想让神职人员帮助自己进行暴动的希望”。

1721年2月14日，彼得一世颁布诏令，将计划成立的宗教委员会改名为“正教院”，这让它至少在名称上不再那么像国家下属机关。正教院的成员（也像其他委员会一样）由11名高级神职人员组成，包括主席1人、副主席2人、委员4人、助理委员4人，后来则扩展到12名。前牧首临时代理者，梁赞都主教斯捷凡·亚沃尔斯基被任命为主席，诺夫哥罗德大主教费奥多西·亚诺夫斯基为第一副主席，普斯科夫大主教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为第二副主席。1722年又设立正教院总检察官的职位，领导教会监察机构，即所谓的宗教裁判所。这个总检察官的职位由世俗官员担任，作为世俗政权的代表，在正教院中发挥领导作用，其职责是担保这个组织以完全合法和正确的方式开展工作。这样一来，俄国东正教教会的管理便处在了政府的监督、领导之下。

正教院作为管理东正教教会事务的最高国家管理机关，可任命所有神职人员，解释教义，管理传教活动，领导反对旧教派和各种“异端邪说”的斗争，经管布道事务。在司法方面，正教院负责审理神职人员背弃信仰、犯婚姻罪及其他某些罪行的案件。于是，彼得一世用正教院取代了原来的牧首，牧首制被正式废除。同时，这项安排与东正教教会内部广泛实行的地方自治原则并不冲突，也得到了大主教们的认可。

正教院作为最高宗教机关，认为自己直接管理世袭领地不方便，便请求政府恢复教会衙门。这一请求获得批准，教会衙门重新建立。于是管理世袭领地的权力被重新交给1721年被恢复的教会衙门。该衙门由过去的莫斯科副省长瓦·谢·叶尔绍夫法官领导。但需要注意的是，1721—1724年期间的教会衙门已经不是最高级别的政府机关，它从属于正教院，是次一级的中央主管部门，只是代表正教院进行工作。同时，它还从属于参政院和税务委员会。1725年，教会衙门正式易名为正教院财务办事处。

正教院一成立就竭力试图把宗教机构的世袭领地重新纳入它的管辖之下，虽然得到了沙皇的允准，但他们得到的仅仅是管理权，收入仍要上缴国库。根据彼得一世的批复，从前由教会衙门管辖的教会机构的所有世袭领地，交由正教院管理，正教院负责向税务委员会和度支委员会缴纳全部要求增加的税款。这说明，政府在对待教会土地产权方面，本质上并未发生改变。正教院几次努力，想争取政府批准将世袭领地及其收入像从前一样都交还给神甫们，但几次尝试均未奏效。因而，改组后的教会衙门和后来的税务办事处实质上是税务委员会的分局，只是表面上同正教院发生联系。不久后，在税务办事处改组成为从属于参政院的独立中央机关——经济委员会后，这一表面联系也中止了。

从此，彼得一世通过对教会的改革有效控制了教会的组织、财产和政策，令俄国教会最高管理机关被政府正式“收编”，作为世俗中央政府机关的一个职能部门，被纳入了专制国家体系之下。这也就是说，俄国的教会从此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与此同时，彼得一世也保持了教会在信仰上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即沙皇并不打算在信仰问题上做最高权威。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莫斯科公国时期尚有两个至高无上的领袖——沙皇和牧首，而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只剩下一个毫无争议的领袖，那就是沙皇。

四、拉拢分裂教派

在俄国历史上，东正教陆续分裂出不少教派，它们世代相传，有的至今仍存在。在彼得一世时代，与官方教派持不同宗教观点的分裂教派主要是旧礼仪派。旧礼仪派，即17世纪尼康改革时期形成的，以阿瓦库姆为首的分裂教派。他们后来有不少人参加过拉辛起义、索洛维茨修道院起义、1682年莫斯科射击军起义，此后虽然进入低潮期，但始终是一股顽强的势力。而旧礼仪派中又分出一系列派别，比如教堂派、反教堂派[2]等，而反教堂派中又分裂出救世主派、菲立普派、逃亡派等。其他分裂教派还有鞭身派、阉割派等。

分裂教派特别是旧礼仪派及其各个组织的历史表明，它们的活动与发展受到国内移民、城市增加、资产阶级关系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迁移定居点变成城市型的大村镇，信徒的聚点也被强制分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这类进步现象使得旧礼仪派中各种流派之间和个别宗教团体内部发生了分歧。旧礼仪派中资产阶级化的上层逐渐放弃了激进立场，倾向于向同处统治地位的教会和政府妥协，而普通群众仍持不妥协立场。在旧礼仪派运动开展的各大地区，维格湖畔、斯塔罗杜布、下哥罗德边疆区、顿河流域及其他地方，各种思潮的斗争风起云涌。

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旧礼仪派组织集中在国内各边疆区，因为逃跑者都奔赴那里，而且社会经济的新形式在那里比在中部地区能够得到更为自由的发展。18世纪上半叶，旧礼仪派发展的主要地区是扎奥涅日耶、伏尔加河流域中部、白俄罗斯和北乌克兰森林区及顿河草原。在北部地带大多是反教堂派，而在中部地区和南方，则是教堂派占优势。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旧礼仪派中的这两个派别划分得更为清楚。

反教堂派认为，可以不按照教会通常的规矩确立教会教阶，所以这个教派能够在逃亡居民大量聚集的北方一些地区得以优先传播绝非偶然。坐落在经维格湖入白海的维加河上的普里奥涅日耶东北部的维格荒郊修道院，在旧礼仪派反教堂派团体中声势最大。这个团体的活动非常引人注目，它所从事的一些经济活动实际上响应了彼得一世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它经营大宗粮食交易，并且向圣彼得堡供应粮食，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件极重要的事。它还在邻近的卡尔戈波尔县，买进或租赁了大面积耕地，靠转售粮食获得收入，这种商业流通活动在维格人的经济活动中占首位。荒郊修道院还出售鱼类和毛皮获取大量资金，维格企业主的足迹甚至到达新地岛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此外，荒郊修道院还建设了图书馆，兴办了数所学校，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于是，彼得一世政府几乎没有对它进行迫害，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它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使它合法化，甚至给它提供优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8世纪头25年，由安德烈·杰尼索夫和谢苗·杰尼索夫兄弟俩领导的维格社一直处于极盛时期。俄国各个角落，凡居住有旧礼仪派教徒之处，维格荒郊修道院都与它们建立了业务关系。社团头目们不知疲倦地著述工作，使维格社成为公认的反教堂派的领导者，它不仅在旧礼仪派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名声远扬奥洛涅茨边疆区之外。

由于在奥洛涅茨修建有几座制铁厂，维格社团领导安德烈·杰尼索夫接到指示，要让所有分裂派教徒去工厂做工，要他们服从领导，并尽他们所能协助工厂。为此，政府给予他们居住在维格荒郊修道院的权力和按旧版圣经做礼拜的自由。社团领导安德烈·杰尼索夫向彼得一世进贡并上书说，他们与管辖奥洛涅茨的缅希科夫和管理制铁厂的弗·亨宁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711年，缅希科夫下令，禁止在信仰方面侮辱和压制安德烈·杰尼索夫和维格人。只要旧礼仪派对专制制度不搞反抗活动，专制政权对他们就采取宽容态度。但是，旧礼仪派布道仍是被禁止的。

另外，由于彼得一世所采取的民族和边区政策，非俄罗斯地主的基督化政策日益加强。未受洗礼的封建主拥有接受过洗礼的农民甚至会被没收领地，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基督教在边区的地位，加上彼得一世拉拢分裂教派的措施，使得俄国在边区的统治进一步稳固下来。

彼得大帝的宗教政策深受其政治理念的影响。在这位大帝看来，出家的修道士无论什么派别都是逃避责任的、无用的废物，于是他采取种种政策，强制他们为国家利益出力。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观念下，彼得一世比莫斯科公国的前任大公们更能容忍其他教派，并且总体来说对新教比对天主教更宽容，而且彼得一世并不敌视旧信仰派等分裂教派，对配合改革的旧礼仪派教徒予以很大的宽容。然而事实却是，旧礼仪派是彼得一世改革的反对者，理由是彼得一世的改革榨取了民众的血汗。因此，彼得一世对他们的态度从早期的宽容转变为限制和惩罚，1716年2月8日沙皇政府颁布诏令，国家征收所有旧礼仪派教徒双倍的赋税。

尽管如此，彼得一世时代国家对旧礼仪派的政策仍比17世纪要宽容。这种做法也符合彼得一世所一贯信奉的实用主义原则。这说明在这个俄国急需建设的时代，只要这些分裂教派教徒的行为不太过分，并肯为国家劳动并多缴税，沙皇可以对他们采取容忍态度。比如在冶金工作中，在供应西部各地粮食的工作中，政府便使用了缴纳双倍税费的旧礼仪派教徒。沙皇的诏令还规定，旧礼仪派教徒必须要进行登记。然而，“自愿”登记为“分裂教派”的人数量并不多，即使有，也往往带有某种目的：这些人认为，缴纳了更多的税后他们便可以安宁地待在“分裂教派”中，并能为其教派从事宣传活动。

与此同时，政府也注意到，旧礼仪派对政府的改革工作持尖锐谴责和激烈反对的态度。就其组成而言，旧礼仪派团体大多为农民团体，他们宣讲的信教道理，不同于官方教会，往往能把农民和市民鼓动起来。因此，当时反封建的人民斗争，经常以各种宗教派别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分裂派教徒参加这一时期所有反封建运动的事实，这证明了恩格斯就16世纪各种宗教战争所说的一段话：“如果说这许多次政治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部分旧礼仪派支持者身上突出存在的反动性。这些人主要是由改组后的宗教系统中无法安身的神职人员和从前的射击兵、工商业者阶层中的个别代表构成。他们的利益因彼得一世的改革而受损，所以他们选择了投入分裂派并鼓动民众造反来反对他。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彼得一世时期，旧礼仪派教徒仍旧没有真正的公民权，包括没有被推选担任公职人员的权利，按他们的教规所举行的婚礼，也被认为是无效的。他们往往会因为脱离官方教会而受到公开的侮辱。在大量罚款的威胁下，分裂教派的教徒被迫穿着荒诞可笑的服装：围嘴，敞怀外衣，饰有项链的单排扣无领男衣，红呢子做的、上胶的、遮住后脑勺的、立领的本色粗呢上衣。

总体说来，彼得一世的宗教改革在较大程度上触动了教会高层及其管理机关，对其地方管理机关触动较小。改革仅使教区管理机关做了不大的变更。教区的领袖不仅继续是该教区的全权主宰者，也是他所管辖范围内的立法者。尽管彼得一世迫使神甫们为国家服务，并剥夺了教会的部分收入，但对贫困教区的教士的补助还是有所增加。这就说明彼得一世的宗教改革并未走向极端，彼得一世最终维护了教会在信仰上的权威性和相对独立性，这一点也得到了证明。同时国家对教会组织的政策，无论是在迫使教会服从最高世俗政权方面，还是在对分裂派采取较缓和的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走向世俗化的性质。

彼得一世通过对教会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彻底终结了教会首脑与国家元首平起平坐的时代，令权势极大的东正教教会不得不顺从国家意志，履行将国家秩序“神圣化”的使命，从而成为封建农奴制国家专制秩序的忠实维护者。

[1]例如：一个步兵卫戍团的给养每年需要16200卢布，按人头税每人74戈比计算，该团管区应有21892个纳税人；一个步兵掷弹兵团每年需要37795卢布，于是该区应有51075个纳税人；一个野战骑兵团的供给费每年需要44945卢布，因此该区需要60737个纳税人；等等。

[2]反教堂派，又可译作“无修士派”，俄国正教分裂派之一，他们不承认教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