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战及国民政府接收时期北京工业的曲折道路19371948（第2页）
除煤炭工业外，钢铁也是日伪在北平工业统制的重点。早在1914年，中国人自己刚刚知道龙关山出产的矿石是赤铁矿的时候，设在天津的日本大仓洋行就刺知了这个情报，并拿到了矿石标本，而且还特派专员到龙关县勘察。1916年，中国有人拟意开采这个铁矿，日本又要贷款1000万日元“以敦邻谊”。后来虽因寺内内阁倒台而没能实现，但是日本垂涎龙烟铁矿的野心却已暴露[109]。
龙烟铁矿开采后，日本曾多次派遣经济特务刺探情报。1918年10月15日，龙烟铁矿公司经理张新吾致电龙烟铁矿兼代主任、工程司（即现在的工程师）程文勋：“三菱公司欲购本公司矿石，现派技师若林弥一郎，偕同随员二人前往参观烟筒山矿地，乞妥为招待，并将情形善为说明。若林君系矿师，随员中有地质学者一人。”[110]1922年秋，当石景山炼厂建设初具规模时，日驻华使馆又派4名日人驱车入炼厂内刺探情报。化铁处主任胡博渊得知后，拒绝其参观、拍照，双方发生了争执，后以日本使馆赔礼道歉了结。1928年，国民政府接管龙烟铁矿之后，日本仍然为窃夺龙烟铁矿加紧活动。到1931年，日本驻张北领事山崎诚一郎致函察哈尔省政府，要求将龙烟矿务局的一切财产、管理机关名称，以及所在地代表者姓名和住址等情况告知，其蛮横欲夺之心暴露无遗[111]。1936年8月，国民政府驻日商务参事向实业部报告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兴中公司社长十河长信氏约谈华北可办诸事业，于龙烟尤为注意”。审隔两月，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田代便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商讨开发龙烟铁矿一事，拟中日“合办”。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迫不及待地以军事手段占领了龙烟铁矿与石景山炼厂。
1938年4月，日本侵略军委令兴中公司接管龙烟铁矿和石景山炼厂。按照日本人的习惯，龙烟铁矿改名为“龙烟铁矿株式会社”，石景山炼厂改为“石景山制铁所”。自此，石景山炼厂与龙烟铁矿逐步分开[112]。1938年4月20日，兴中公司在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协助下，共同投资组织生产，对北洋政府筹建的日产250吨的第一炼铁炉开工修复。经过对储水池、泵站、水塔与炼铁炉等设备稍事修补，于是年11月20日点火开炉[113]。
1938年10月，日本以3。5亿日元组成“北支那经济开发株式会社”，以中国华北地区作为侵华后方基地，进行资源掠夺。1940年3月，在日本军部扩大钢铁生产的指令下，北支那经济开发株式会社与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共同投资，改组了兴中公司经营的“石景山制铁所”，改名为“石景山制铁矿业所”，各出1250万日元扩大钢铁生产。于是，由日本八幡制铁所拆迁陈旧的日产360吨焦炭的索尔绍式废热副产炼焦炉一座及洗煤机等设备建成的石景山铁厂，1942年3月投产。同年年底，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与北支那经济开发株式会社又共同投资1亿日元，组成“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经营华北地区钢铁和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114]。
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折，日伪面临更大的困难。为挽救灭亡的命运。日伪调整了政策：经济上由对华北的重点开发变为单一的超重点的军工生产。为扩大生产规模，“石景山制铁矿业所”改组，归属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领导，随又改称“石景山制铁所”，计划扩充炼铁、炼焦、制钢等设备，年产50万吨生铁，并配以炼焦、洗煤等设备，故此，急速从日本和中国南方等地拆迁来一些炼铁、炼焦等设备。1943年2月，从日本釜石制铁所拆迁了一座因技术落后而淘汰、停用10年之久的日产380吨炼铁炉，于当年12月15日在石景山点火开炉（称第二炼铁炉），但其设备及作业系统均欠完善。此间，从津、沪拆迁与新建11座日产20吨的炼铁炉，亦先后开炉。1943年3月，为配合炼钢、炼铁计划，着手修建容积为120万立方米的第二储水池。4月，着手拆迁上海南市发电厂的两台6400千瓦与3200千瓦发电设备，于翌年1月5日建成发电。1944年2月，从日本大谷制铁所拆迁来一座日产600吨的炼铁炉（称第三炼铁炉）和日产650吨65孔焦炉一座，同时建造第二洗煤场和机修厂。日伪还于该年从湖北大冶钢铁厂拆迁两座日产450吨炼铁炉。但在运送北京石景山途中，遭国民党空袭，两座炼铁炉毁于战火，拆迁计划遂告破产。
到1943年年底，日本已逐步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由于维持战争必须仰赖于钢铁资源，日伪对石景山制铁所越加重视，1944年，日本国务大臣藤原一行、华北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日驻北京使馆经济部长冈松等日军大小头目先后来到制铁所“视察”，为之撑腰打气。然而，此时的石景山制铁所已成强弩之末，企业经营面临着诸多困难，先是制铁株式会社社长田厉于7月21日病逝，由福田庸雄继任，随后收缩了制铁所内部机构，从原来的6部、27课、90个系，改为5部、1会、13课、50个系。1945年8月15日，炼铁炉冶炼状况每况愈下；至24日，日人仇心不解，将第一、第二炼铁高炉中的铁液冻结在炉缸内，致使钢铁生产设备完全报废[115]。
在日本侵占北京的8年中，日本侵略者投入2961人（其中石景山制铁所1347人、龙烟铁矿1139人、北支采矿269人、北支钢铁贩卖株式会社123人、久保田铁工所73人），奴役华工约6万人，耗资2亿多日元，为在华北地区最大单项投资，可谓倾其全力。其间共掠夺龙烟铁矿砂374万吨，生铁27。0952万吨（其中石景山制铁所为25。0257万吨，龙烟铁矿为2。0695万吨）。除战争末期因交通阻滞部分产品未能启运外，大部被劫运至日本本土，充做军工生产[116]。
（2）炼钢
1938年，日本浅香制铁所在西直门外小村建设浅香铁工厂，该厂占用英国人开办、已经倒闭的一家玻璃厂的厂房，厂主、职员、工头都是日本人，雇佣中国工人20人，安装1架辊径230毫米的旧轧钢机，1台200千瓦电机和1座13米长的加热炉，成为北京第一家轧钢厂。1941年扩建以后，工人增加到60多人，1架辊径250毫米、5架230毫米横列式轧机，日产小圆钢、扁钢3～4吨。该厂虽规模有限，却为北京摆脱有铁无钢的历史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该厂于日本投降后停产。1947年，该厂改组成为建国制铁总厂股份有限公司，同年6月恢复轧钢生产，后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
随浅香铁工厂之后，北京又改扩建、新建有“北支锻造株式会社”“中华铁工厂”等若干家小型轧钢厂。它们多以废旧钢材为原料，用锻锤加工钢材，车削铁路用的螺丝、铆钉等军需品。北支交通下属的长辛店铁路工厂，于1943年3月建成1座2吨的电热炉并成功投产，该设备可熔化废钢铸造工件，供修理机车使用，不产钢锭。单炉出钢量1。5吨，产量最高每天1炉，最低每周1炉。至抗日战争胜利前，铸钢最高日产量2～3炉，年设计产量超过1600吨[117]。
（3）铸铁
北京近代化的铸铁工业始于1920年，当时由5人出资1500银圆，在北京朝阳门大街开办中华汽炉行。1931年，该行在广安门外南蜂窝购地22亩，建设新厂，包括翻砂场、机器场[118]。1937年，日本久保田铁工所在石景山建设久保田铁工厂，从日本久保田尼崎工厂拆迁二手设备，建成3座8吨／时的化铁炉，2部3吨／时的立式砂型铸管机，以及扬砂机、烘模炉、倒管机、切管机、水压试验机、吊车等，1939年11月和1940年2月该厂铸管一场、铸管二场相继投产。共有日本技职员87人，中国工人300多人，生产刚性接口灰口铸铁管[119]。铸管一场生产直径100毫米、150毫米铸管，铸管二场生产直径200毫米、250毫米、300毫米铸管，此外还生产水管的附件。生产工艺是：手工制作泥芯，风锤捣砂造型，用烘模炉烘干砂型，用化铁炉熔化铁水，立式砂型铸管机铸造直管，机械倒管、切管，用水压机检验铸管的质量。1941年中华汽炉行与日本人合资，扩建了化铁平炉。1942年该厂并入“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中国工人增加到600多人。1944年，生产铸管6773吨，达到最高年产量，铸管合格率71%[120]。
3。机械工业
北京近代机械工业（北京历史上称为机器铁工业）始于清季的神机营机器局，此后由于受技术落后、市场不足等条件制约，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多限于机器修配（含电焊、气焊、修理配件等）[121]。铁工厂在民国初年只有荣利、德聚、麟记、贻来牟和记、万德栈等几家。到1937年，机器铁工厂发展到80家，不仅可以进行简单的机器及零件制造、机器修理还开始尝试生产成套工业设备[122]。七七事变后，日伪为了把华北建设为侵略基地，广泛修筑铁路，开矿山、建工厂，这都刺激了北京机器工业的发展。从1940年到1944年，是北京机器铁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利润很高，厂数增加到三百户以上。部分工厂设备齐全，产品种类繁多。如慈型厂，高峰时工人总计近1000人[123]。全市机械工业企业月消耗生铁平均104吨，最大用量240吨；熟铁25吨，最大用量45吨；型铁26吨，最大用量45吨；铁板11吨，最大用量19。2吨；钢材2。4吨，最大用量3吨[124]（表2-15为规模以上机械工业企业调查）。
表2-15沦陷时期北京机械工业调查表[125]
沦陷时期北京机械工业的发展，不仅反映在工厂数目与产品总量的增益上，也体现在大量新产品、新技术的运用方面，这一时期北京机械工业的装备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产品种类日渐增多。如中法大学铁工厂成功仿制外国高压水泵和小型低效水泵，到1939年，同益铁工厂时期，正式投入批量生产[126]。民国初年，北京即有商号开始销售电子管收音机，部分私营电料行（销售灯口、灯泡、开关、保险、电线等电灯用具和承接电气安装工程等）开始兼营收音机修理业务，也组装一些矿石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在门市销售，但数量十分有限。1937年7月，日军侵占北京后，为了加强奴化宣传，控制公众舆论，规定市民只能收听550千赫至1500千赫范围（即中波段）以内的广播，并强行推销所谓“协和式”标准型三四灯收音机，后在北平设立“华北广播协会收信机工厂”，位于德胜门内草场大坑，采用日本运来的全套散件，组装二五灯电子管收音机；该厂共有职工200余人。为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无线电装配生产厂[127]。
据北京光复后的调查显示，沦陷时期北京机械工业产品涉及10余个门类，上百个品种[128]。
4。建材工业
1938年，日伪提出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计划对北京进行大规模的改扩建工程，以适应侵略华北的需要。在城市西郊新建行政区，使之成为日军在华北的政治军事指挥枢纽，在城市东郊兴建工业区，努力实现城市经济的自给。日伪的大兴土木造成了北京地区建材供应的紧俏，为减少建材远程运输成本，加紧掠夺北京地区的矿产资源，1939年，东京浅野洋灰公司来华，筹建华北洋灰股份有限公司琉璃河工场（今琉璃河水泥厂前身），同年10月破土动工，设计年生产能力10万吨。迁来东京深川水泥厂陈旧设备12台，回转窑4台（台时能力为4。6吨），水泥磨2台（台时能力为11吨），生料磨2台（台时能力为15吨），烘干机2台，余热发电机2台。这套破旧设备在日本使用过10年至20年。设计能力年产水泥16万吨，至1942年分段试车，1944年5月投产，当年生产水泥3。4万吨。该厂生产所需石灰石从30华里外的周口店进行开采，原料的装卸、储运和破碎全由工人肩抬手搬，生产现场烟尘弥漫，缺乏起码的环保和安全生产设施、事故不断发生[129]。
除水泥厂项目外，日伪还在北京东郊、南郊、西郊新建砖瓦窑6座，加上民族资本的砖瓦厂、石灰窑分别达到20家、36家，年产方砖6000万块，石灰13万吨，不仅满足了北京地区市场需要，还面向华北各城市乡村进行销售[130]。
5。印刷工业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奴化中国民众的目的，对印刷工业严密控制，使其为奴化教育服务。为了扩大日伪宣传品、亲日著作、奴化教育课本的刊印发行，日本侵略者与聚集北京的汉奸勾结，于1939年年初，创办了新民印书馆。从日本运来各种新式印刷机器，1939年年末，工人即达1000余人。到了1943年，该馆除印刷教科书、出版物外，还兼印钞票，职工多达2000人以上，为华北地区最大规模印刷厂。该局名为印书局，实则以印刷伪政权标语口号、传单及敌伪新民会刊物为主[131]。原财政部北京印书局在北京沦陷后就沦为伪联合准备银行指定印钞厂，后由于沦陷区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该厂不断扩建，增加胶印、凹印、铅印设备17台，职工增至3000余人。
表2-16沦陷时期北京印刷工业调查[132]
与日伪直接经营的印刷企业畸形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众多私营印刷企业的日趋衰退。以抗战前华北原有规模最大、设备最为先进的京华印书局为例，该局在北京沦陷后，由于日军干涉，教科书的印刷完全停止，其他书籍因有所顾忌也基本上停印。一些较大的经常性印件，不仅有同业的竞争，且多为敌伪势力所把持，业务很难开展。同时，大批日本浪人倚仗权势打入较大企业，攫取厚利。京华厂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生产，对日本浪人强行交来的业务更难推托；但若完全停止生产，厂房、设备又极有可能为日伪霸占。在困境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全厂职工从战前高峰时期的近千人减至不足40余人。且40余人的生计也无法依靠正常生产经营进行维持，职工需于夜晚拉人力车、做小生意方能养家糊口[133]。北京最大的私营印刷厂尚且如此，其他小厂经营则更加困难。据北京社会局统计，1942年，全市私营印刷业的全年印刷生产量为99190令纸。到了1943年，已萎缩至不足55000千令，约为上一年度的55。6%，降幅惊人，此后产量仍逐年递减，大部分印刷厂停业或转产。从加入印刷同业公会的会员数来看，由七七事变前的262户递减至抗战胜利前的不足180户[134]。
6。化学工业
北京化学工业起步较晚，多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1928年，河北冀县人步登云投资银洋100元，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租用民房4间，雇工2人，采用火烤硫化的方法生产刻制图章用的橡皮和瓶塞、水搋子等橡胶制品。1930年前后，有“一生”“纪隆”两家私人开办的工业社生产矽酸钠，和平硝厂生产土硝，3家作坊合计雇工20余人[135]。
日本侵占北京后，由于海陆交通受阻。西药、医疗用品输入困难，再加上北京被日本军队侵占，药品器械十分短缺。这时，一方面，日本商人乘机掠夺中国资本，雇佣廉价劳动力，开设药厂以获暴利；另一方面，民族资本家利用当时一些高等院校及医院的医药人员生活困难，甚至失业的时机，集资开办了一些药厂。
1938年，有日商建立“酸素株式会社”，利用一台生产能力为每小时30立方米的小制氧机生产瓶装氧气，主要供军用，职工40余人。当年又有日本药商开设了北支制药株式会社。厂址在崇文门内沟沿头1号，职工最多时达200余人（其中有20名日本人）。1940年7月，日本开办官办株式会社帝国脏器药研究所（简称“脏器药厂”），厂址在前门外西经路3号，到了1944年该厂职工近200人，产品众多，仪器丰富，初具小型工业生产规模。1941年，日商“北支乳胶制品厂”开业，生产医用乳胶手套，两个橡胶厂都为半机械化生产，合计有职工50余人。日本人在1942年还开设了第一制药株式会社。
除日商开设的三家药厂外还有民族资本家开设的一批药厂。例如，于1940年开设的新亚药厂华北分厂，这个厂的职工最多时达五六十人[136]；于1942年2月开设的福民药厂，该厂职工有30余人；于1942年7月开设的爱伦化学制药厂。至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又由民族资本开设了钱氏药厂、大成制药厂、震亚卫生材料厂（今北京卫生材料厂前身）等医药化学工厂。这些工厂虽然设备较为简陋，规模有限，但却为缓解北京地区医药产品短缺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也为日后医药化学工业的发展积累了技术与人才。
7。纺织、服装工业
纺织、服装工业原为北京工业的支柱产业，工厂、职工数目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30%以上。日伪侵占北京后，北京的纺织、服装工业内部发生了分化，那些服务于日军军需的印染厂、被服厂由于原材料供应、军事订货充足，发展十分迅速。而那些与城市民生密切相关的针织、土法染布却由于日伪的种种限制，生产不断萎缩。
8。造纸工业
“民国十三年，北平出现了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初起造纸厂，当时只造些宣纸和书皮纸。九一八事变之后，有逃进关的几位东北人士，投资几十万创办了燕京造纸厂。日伪侵平后，燕京被日人强迫接办，拆卖了旧机器，改装从日本运来的新机器，又在广安门外设立分厂（后改为北洋造纸厂），并开办了大信造纸厂。沦陷期间，由国人开办的近代化造纸厂还有义和、北平、永泰、大兴等多家，其中永泰由日伪人员经营，大兴为自来水公司附设的”[137]。
上文中燕京造纸厂，实为张学良将军出资，委托其亲信汪博夫、杜荣时等人为代理出面筹建。建厂初期，全厂职工仅100人，日产能力约1。5吨，主要销售于本市，为缓和古都纸荒起到一定作用，月营业额约八九千元[138]。北平沦陷后，燕京造纸厂停产三个月，后在日伪威逼下低价转为日营。日本侵略者抢夺燕京造纸厂后，为垄断北平的造纸业，攫取更大的利润，对该厂继续进行了扩建和技术改造，使造纸能力增加到日产约6吨，为原来生产能力的4倍。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日伪手中接收了大量工业企业，在北京地区改组新建了部分工厂，如将日本兴建的橡胶企业拆停并转，建立了新华橡胶公司，北支制药改组为中华科学企业公司第二厂等。但在企业改建过程中，贪腐的国民政府官员多趁机搜刮，中饱私囊，变卖不少设备和产品，加之内战爆发，交通不畅，商贸终止，巨额军费又加大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国统区经济恶化，致使北京地区工业建设基本停顿，通货膨胀严重，生产规模除服务内战需要的被服加工、机械修造外均大量收缩，且因美货倾销北京市场，民族工业深受排挤。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至1948年年底，全市工厂总数虽已达13000多家，但绝大多数为规模极小、工艺落后的手工工场与家庭作坊，百人以上企业仅有电灯公司、电车公司、长辛店铁路工厂、琉璃河水泥厂等十数家，工业产值不足1。05亿元，企业经营多陷入困境，规模与效益不仅低于抗战时期，甚至不及民国初年的平均水平，北京工业走到崩溃的边缘[139]。
综上所述，从近代工业出现到北京和平解放前夕，北京工业步履蹒跚地走过了80年的工业历程，总体来看，近代以来的北京工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并呈周期螺旋状上升，期间虽有数次勃兴复苏，也创造过工业发展的短暂辉煌，但更多的是震**与徘徊，从发展的巅峰迅速跌落、衰败。简陋的厂房，落后的装备，低下的生产水平，畸形的产业结构——这就是近代北京工业发展的最终结果，也是当代北京工业发展的全部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