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学的特点（第2页）

非但如此，戴望“闻湖州已陷，则仰天长号，僵仆绝气”，终为“曾文正公闻其名，悯之，始延之校所刻书”[22]。邵懿辰更于太平军攻杭州时，说什么“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与其求免而辱，何如一死殉城，犹为心之安乎？”[23]乃“殉城而死”。他们植根封建可知。

邵懿辰、戴望在学术上拘泥师法，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他们又都和曾国藩有关联。本来和政治关联较深，并在封建危机隐伏的情况下昌言“更法”，主张“变易”的今文经学，至此发生了变化，至此受到了锢蔽，这不能说不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展开有关，不能说不和曾国藩的利用经学锢蔽思想有关。

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这是近代经学的第四个特点。

综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中，进步的思想家，挣脱不了传统经学的羁绊，封建势力又利用经学锢蔽思想。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气候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又像一条绳索紧紧地缠绕着思想界。

既然要汲取西方新文化，对封建旧文化就毫不批判吗？并不如此。近代思想恰恰是在和封建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龚自珍、魏源对传统经学曾经“冲击”，康有为更对汉、宋两大学派猛烈冲**，辛亥前夕，章太炎对康、梁奉为神圣的今文学派诋之不遗余力，能说他们对传统的儒家经学没有批判吗？

问题是，近代的思想家，他们反对传统儒学，只是其中某一派别或集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封建，他们往往扮演成以儒经反对儒经，以孔子反对孔子的闹剧。他们对一向认为“圣人之书”的经典发生怀疑，爬梳史料，曲予考辨，使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我国古史的探索提出了古籍真伪等课题，破坏了传统的盲目信古，导致此后的“疑古”“辨伪”之风。然而，孔子的权威并未动摇，像康有为那样还利用儒家学说中的“孔子旧方”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对封建势力又是何等妥协！

问题又是，近代的思想家看起来争论的是经籍中的经学问题，而实质上却是社会实际问题，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见解。他们在经学问题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辛亥前夕，章太炎利用古文反对今文，又是革命和改良，“排满”和“立宪”的斗争。至于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也在新的形势下，建立起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曾国藩对内“汉宋兼容”，对外“忠信笃敬”，张之洞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是适应历史的变化，利用封建文化中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尽管也说“西艺”，强调的还是“明纲”“教忠”，也只是封建统治思想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思想转化的缩影。

近代经学，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一些进步思想家都接触西方文化，要求改革现状。但他们每每用自己的思想去发挥经书里的东西，借经书里的东西去证实自己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不同场合中尊奉各自的孔子，不敢动摇孔子的权威，不断搬用传统的儒经，在近代史上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有时还以“经学”的形式展开，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映。

进步的思想家摆脱不了儒家经学的羁绊，封建势力利用经学锢蔽思想，经学传统的牵制束缚之深，可以想见。这种情况，直到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才发生变化。然而，由于经学在我国流传甚久，影响很广，经书及其注释中也保留了古代的历史和思想资料，要批判和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还脱离不了经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学是要批判的，但作为当时的文化思想，却不能简单抛弃，而要认真清理。

[1]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2]大意见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第30页。

[4]叶德辉：《皮锡瑞六艺论疏证序》，转引自皮名振：《皮鹿门年谱》第65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5]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清流党》第9-10页。

[6]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一三《会通》。

[7]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一三《会通》。

[8]张之洞：《劝学篇》内篇五《宗经》。

[9]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三《设学》。

[10]张之洞：《劝学篇序》。

[11]张之洞：《劝学篇序》。

[12]邵懿辰：《致张鼎书》，《礼经通论》附第33页，张氏适园丛书本。

[13]戴望：《论语注叙》，《谪麟堂遗集》第2页，宣统三年归安陆氏刊本。

[14]邵懿辰：“五言古诗”，《半岩庐遗集》遗诗。

[15]李慈铭：《赵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1873年）五月十六日日记。

[16]戴望：《与曾相国论荐柳兴宗书》，《谪麟堂遗集》第9页。

[17]马叙伦：《石屋余沈》第161页。

[18]邵懿辰：《戴文节公行状》，《邵位西遗文》第74-81页。

[19]戴望：《周孝廉墓表》，《谪麟堂遗集》第13-15页。

[20]戴望：《凌教谕墓志铭》，《谪麟堂遗集》第19页。

[21]戴望：《先师程君墓版文》，《谪麟堂遗集》第16页。

[22]施补华：《戴君墓表》，《谪麟堂遗集》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