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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况

1983年12月8日，应东京各大学教授之邀，在本乡东京大学左侧学士会馆讲《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况》，近藤邦康教授早于11月13日预定席次，门口牌示“二○一室，汤志钧学术报告会”。四时五十分，近藤偕古岛和雄、藤井升三来，同赴学士会馆，参加者均为高资教授，原定参加者为：

除田中正俊、野泽丰因事未到，久保田博子家务羁身外，余均到会。会议由佐伯有一主持，近藤邦康翻译。报告稿早经印发，仅就1983年有关中国近代史之四次会议，即中国史学会首届年会、太平天国天京定都学术讨论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讨论会、戊戌维新与康梁讨论会，做一扼要介绍。并将《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的最近进展情况进行介绍。连同翻译近一小时。

讲毕，佐伯有一请参加者就最近研究情况，或对自己有兴趣之计划，自我介绍。今按发言次序记录如下：

中村义：我是第一次见到汤先生，很是高兴。汤先生的大作早经拜读，颇受启发，如今我研究辛亥革命，对杨度有兴趣，准备就杨度以研究湖南人的由旧到新。同时，对中国留日学生也做研究，最近整理成城学校资料，对陶成章从成城学校退学回国的日期可以考定。

山根幸夫：我和汤先生已多次相见，我最近研究的问题也已早告。一是近代日中关系史，特别是辛亥时期，二是对中文化事业，如用庚子赔款办文化事业等。上海、北京过去组办自然科学研究所和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前汤先生曾陪我到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旧址摄片留念。

小岛淑男：其一，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农村经济和抗租斗争，将以前发表的论文修改，一二年内想整理出一本书。其二，研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沈缦云特别有兴趣，在《民立报》《时报》《申报》中找到一些材料，希望能够协助。

佐伯有一：注意中国近代经济资料，中国人民银行资料可进行研究。

藤井升三：一是研究孙文和对外关系；二是研究近代日中关系，特别是国民革命时期，即“三一八”左右。

市古宙三：明年三月要正式退休了，退隐以后，做自己喜欢方面的研究。过去想研究西安事变，发觉有困难，如今想研究太平天国。汤先生讲得扼要，把中国近年讨论情况介绍，极有帮助。我今天虽患感冒，但尽力参加了。

久保田文次：研究辛亥革命。一是研究孙文与辛亥革命，特别是他的经济思想，以及中华革命党时期的阶级情况；二是研究近代中国与日本关系，感到有兴趣的是历史、地理方面，如何人在何处相逢等。

以后对中国的希望是：其一，希望能看到孙中山、宋庆龄的藏书目录。其二，中国近代出版物，似乎早期变法派的著作较少，如王韬、陈炽、郑观应、薛福成、郭嵩焘的著作。

古岛和雄：研究现代农业问题。今年3月，曾访问中国三个星期，到过云南、湖南、贵州少数地区。访问动机是研究中国汉族村落的经济结构。我的研究计划是，参观少数民族村落，由少数民族角度看汉族村落，是为了阐明汉族村落而看少数民族的。经过访问，发觉对少数民族本身也有很多课题。

介绍毕，晚餐，边饮边谈，餐毕，继续讨论至八时五十分，所谈问题是：

第一，关于辛亥前变法人物思想及洋务派人物资料问题。

第二，座中有两位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谈女生请教授喝酒情节，古岛谓中国妇女访日团到日本，谈起正在筹设女子大学。他们问我中国旧社会妇女被压迫情况。我先就文字学角度，谈到“姓”从“女生”，古代帝皇之姓，从女旁者多如姚、姒、姬、姜，女权尚尊；而“取”字从右、从耳，“奴”，从女从手，“妇”，从女从帚，已含贬义。至《诗经·小雅·斯干》“生男”“生女”之诗，重男轻女现象已甚显著，并诵诗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背诵甫毕，阖坐大欢，且誉我为博闻强记，“经学娴熟”“章太炎专家”云云。其实这些在治经学者看来，也较普通，但如果知识面不广，也不容易应付裕如。且在座多数是六十岁以上名誉教授，学养有素，在酬答中，更应言之有据，不能信口雌黄。席间，我饮酒仅酒量的四分之一，遂能凝神益智，从容酬答。

宴毕，小岛淑男教授摄片数张留念。

1984年2月25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在东京都千代区九段北4-1-34中国研究所讲《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况》。中国研究所理事长坂本楠彦教授莅会，由东京大学小岛晋治教授主持，近藤邦康、原岛春雄二人司译，参加者凡三十一人：

续表

首由理事长阪本楠彦致欢迎词，谓：今天非常荣幸，能见到汤先生，并听他的报告，非常高兴，先此致谢。

继由小岛晋治教授介绍我的经历，略谓：汤先生识见兼备，学风踏实，对中国近代史、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业绩显著，经常接触日本访华学者和单位。他的著作很多，日本和中国都受他的影响。在座曾经访沪的学者，如石田米子、久保田博子都受到他的接待。

接着，由我报告，亦就1983年中国近代史几次学术讨论会和近代史料的整理情况作扼要说明，讲毕，参加者自我介绍后，略用茶点，旋即提问解答。

并木赖寿：

一是平均主义评价问题。现在中国历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动向？您的想法怎么样？您同意不同意董楚平先生的意见？

二是关于资产阶级讨论会。把毛泽东、范文澜以来的对于资产阶级的看法，最近有了再探讨，是不是？您的看法怎么样？

三是对于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日本的研究者的问题关心研究方法，您有什么印象，请给我们率直地批评。

答：第一个问题，关于平均主义的评价。我以为中国是长期封建社会，农民备受压迫，平均思想自发而起。中国又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孔子也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宋代王小波起义，也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平均的提出，对封建等级制度有冲击。但在农民掌握政权时，平均思想也有不良影响。尽管如此，提出平均，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董文使人有平均主义不如封建主义的印象，我不同意。

我以为，应将平均口号的提出及其组织起义的作用，和掌握政权后“平均”的局限具体分析，不能笼统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