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宫禁事秘莫能知悉（第1页）
五、宫禁事秘莫能知悉
宗室压抑，外戚伸张，因此高肇“在位居要”。为了巩固政治地位，与于家一样，高肇也设法将其侄女引入北魏后宫。《魏书》卷13《皇后·宣武皇后高氏传》记载：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纳为贵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41]
高氏入宫后“甚见礼重”，高家与皇家由此亲上加亲。
关于高氏的情况，《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能够补其本传的疏略。现抄录部分内容如下：
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尼讳英，姓高氏，勃海蓨人也。文昭皇太后之兄女。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正始五年拜为皇后。帝崩，志愿道门，出俗为尼。以神龟元年九月廿四日薨于寺。十月十五日迁葬于邙山。[42]
由此墓志铭得知，尼慈义原即宣武皇后高氏，俗名为英。
赵万里先生据罗振玉《辽居乙稿》指出，该墓志铭与《魏书》所载内容有所不同。[43]现据以归纳成四点：第一，高氏系孝文昭皇后兄之女，而非如本传所谓弟之女。第二，高氏入宫后被纳为夫人，而非如本传所谓纳为贵人。第三，高氏于正始五年（508年）拜为皇后，而非如《魏书》卷83下《高肇附高偃传》所谓永平元年（508年）立为皇后。第四，关于高氏去世的时间、地点以及原因，《尼慈义墓志铭》有别于《魏书》的相关记载。
《尼慈义墓志铭》与《魏书》相关记载之间竟有如此多的不同，说明宫廷之事诸多忌讳，致使外界传说难以详悉。关于上述：第一，确如罗振玉所证，但不影响本文的论证。第三，也如罗振玉所述，高氏拜后于正始五年七月甲午，当年八月丁卯才改年号为永平。[44]由于改年在后，所以《高偃传》以永平元年为高氏立后之年不够准确。这一点也不影响本文的论证。对于第一点与第三点，均可不顾；至于第四点，将要在本文第七节中论述；以下专论第二点。
高氏立后前的身份为夫人之事，可以由《世宗纪》的记载得到佐证，该纪“永平元年七月甲午”条明确记载着“以夫人高氏为皇后”。[45]不过，这与本传称高氏为“贵人”并不矛盾。《魏书》卷13《皇后列传》之序言称：
汉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余则多称夫人，随世增损，非如《周礼》有夫人、嫔妇、御妻之定数焉。……太祖追尊祖妣，皆从帝谥为皇后，始立中宫，余妾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有品次。世祖太武帝稍增左右昭仪及贵人、椒房、中式数等，后庭渐已多矣。……高祖改定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
据此可知，在太祖道武帝朝，沿袭秦汉旧制，夫人只是后宫诸妾的泛称；至世祖太武帝朝，后宫嫔妃才有昭仪、贵人、椒房、中式数等，贵人为诸妾名目之一；到高祖孝文帝朝，将后宫品位规范化，从此夫人成为内官之一，而贵人则不在内官之列。不过，由于习惯尚在，贵人被泛化成为后宫嫔妃的尊称。《孝文昭皇后高氏传》记载：
其后有司奏请加昭仪号，谥曰文昭贵人，高祖从之。世宗践阼，追尊配飨。[46]
可见，在孝文帝与宣武帝两朝，就连地位仅次于皇后的昭仪都可以称作贵人。在《魏书》卷83下《外戚下·高肇附高偃传》中称，高氏入宫后为“贵嫔”。[47]此贵嫔与贵人一样，是对后宫尊者的称呼，但也不在内官之列。要之，对于立后之前的高氏，其墓志铭称作“夫人”，是依据其品位；本传称作“贵人”，乃是泛称：两处均无错误。
值得注意的倒是，在孝文帝改定的内官系列中，夫人位视三公，在皇后与昭仪等二三人之下就是夫人。《尼慈义墓志铭》称高氏于景明四年被纳为夫人，其地位是直逼皇后于氏及其他昭仪的。而在此时，高家势头正旺，于家外戚却正受北海王元详等人的排挤。所以，对于氏而言，高氏的存在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何况，于氏还具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久未生子。久未生子的原因有三种可能：一是生理方面有缺陷，二是未蒙夫君宠爱，三是主观上畏惧生育。从第三节所引《顺皇后于氏传》称于氏“甚见宠爱”之语以及后来她有所生育的情况来看，于氏久未生子的原因应该是畏惧生育。那么于氏为何畏惧生育呢？因为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立有子贵母死故事，按照其规则，储君之母要被赐死。[48]于氏身为皇后，倘若第一个生下皇子，该皇子就理应成为储君，则于氏性命难保。换而言之，于氏并非不想生子，而是在等待宫中其她人首先生出皇子来。
由于子贵母死故事，不仅椒掖之中人人自危，宫人亲属也家家担忧。《京兆王愉传》称：
（顺皇）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49]
于劲的上表，表面上看在为皇家着想，实际上是为顺皇后担忧。因为，倘若其他嫔妃能够先行诞育子嗣，已经身为皇后的于氏就再也不必顾虑前途不测了。
然而，在当时的医药条件下，防范怀孕之事比较困难，而且由不得妇女个人。后来于氏不仅怀孕，而且生出的是儿子，那就是皇子昌。据《世宗纪》记载，皇子昌诞生于正始三年春正月丁卯日[50]，时距于氏在景明二年九月己亥日立为皇后已经六个年头。皇子昌是宣武帝的第一位皇子，从当日大赦天下来看，其前途就是皇储。
首位皇子诞生，对于皇家是喜庆，对于于氏却是凶兆。不过，执行此规则者应该是比皇后的地位更高之人，此时北魏宫中并无太后，所以于氏的命运就全然取决于宣武帝了。宣武帝当时对于氏的态度如何，并无史料透露。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极为不利于于氏的因素明摆着，那就是夫人高氏存在于宣武帝身边。
关于高氏的品性，其本传在两处给出了四个字的评价，前曰“妒忌”，后称“悍忌”[51]，可见她绝非等闲之辈。高氏夫人与于氏皇后，两妒相遇难免恶斗，其胜败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而且关乎家族的前景。二者恶斗的细节虽然不详，结果却是清楚的，位居皇后的于氏惨败。
《顺皇后于氏传》记载：
其后（于氏）暴崩，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谥曰顺皇后。[52]
仅仅依据这段史料，很难判断于氏之死是否与子贵母死故事相关，也难以获知宣武帝在此事件中的作用。《顺皇后于氏传》将于氏之死“归咎于高夫人”，这也仅仅属于“世议”，并无实据。不过，反常的是，于氏之死分明系“暴崩”，却不见朝廷追究原委与罪责，由此可见宣武帝当时对于氏已经漠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宣武帝的漠然态度造成了于氏被害的悲剧。不过，从于氏“暴崩”后会出现“归咎于高夫人”的“世议”现象，可以看出高、于两家的矛盾斗争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
据《世宗纪》记载，于氏于正始四年十月丁卯日去世。[53]于氏去世不足半年，其子皇子昌也死去，时为永平元年三月戊子，死时仅虚岁三岁。[54]对于皇子昌之死，当时的舆论也归咎于高家。《高肇传》记载：
皇子昌薨，佥谓王显失于医疗，承（高）肇意旨。[55]
王显以医术显达于北魏朝廷[56]，但医术难以回天，皇子昌之死或属医疗不济的缘故。虽然舆论都称王显“承肇意旨”云云，但不一定属实。其实，皇子昌之死，对于高家有害无利，因为此后就该高氏担心怀孕生子的事情了。
于氏及皇子昌都死了，高氏成为宣武帝朝第二位皇后。但是于家与高家的斗争并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