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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日所逐
《魏书》卷13《皇后列传·孝文昭皇后高氏传》（以下简称《高氏传》）记载：
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飏，母盖氏，凡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高祖初，乃举室西归，达龙城镇，镇表后德色婉艳，任充宫掖。及至，文明太后亲幸北部曹，见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时年十三。[7]
昭皇后高氏出生于东裔，十三岁时成为孝文帝朝掖庭宫人。掖庭是北魏宫廷建筑中的附属部分，设有掖庭监掌管其事务。掖庭里的宫人来源比较复杂，战时来源于俘虏者居多，平时则多数从民间选入。正如其本传记载的那样，高氏就是由龙城镇上表输送至北魏国都平城的。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龙城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市，两地相距近一千千米。不过，高氏的祖籍并非龙城镇，而是在龙城镇以东的东裔。所谓东裔，概念比较广泛，大体指如今的东北地区。对平城而言，东裔地区比龙城镇更加遥远。然而，在北朝时期，不仅皇家，而且许多贵族，往往从龙城以及东裔籍中选秀或者纳妾、买婢。那是因为，拓跋部落以及鲜卑所属诸部大多发源于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山区，这些部落与生活在东裔的土著在风情习俗方面接近；还因为，东裔的妇女身体壮硕，生育能力强。如此情况应该是本文的主人公高氏有缘进入北魏后宫的历史背景。
入宫不久，高氏便蒙受到孝文帝浩**的皇恩。关于高氏的这番经历，在《魏书》中居然有三段相应的记录。
其一，就记载在《高氏传》中，曰：
初，后幼曾梦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热，后东西避之，光犹斜照不已。如是数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飏，飏以问辽东人闵宗。宗曰：“此奇征也，贵不可言。”飏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犹照者，主上来求，女不获已也。昔有梦月入怀，犹生天子，况日照之征。此女必将被帝命，诞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宗。后生广平王怀，次长乐公主。[8]
其二，又在《魏书》卷8《世宗纪》中有记载曰：
世宗宣武皇帝，讳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梦为日所逐，避于床下，日化为龙，绕己数匝，寤而惊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闰四月，生帝于平城宫。[9]
以上两段记载都运用了梦境幻想的方式，以展示孝文帝恩宠高氏的过程，力图使这个过程笼罩在神圣的光环之中。
不过，在《魏书》卷91《术艺·王显传》中还有一番对于高氏做梦事件的描述，这第三段记载却将神圣的光环彻底粉碎了：
初，文昭皇太后之怀世宗也，梦为日所逐，化而为龙而绕后，后寤而惊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显等为后诊脉。謇云是微风入藏，宜进汤加针。显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果如显言。[10]
原来，高氏所患“心疾”被文明太后知道了，文明太后即命御医徐謇与王显为高氏诊脉。徐謇是不甚高明的医士，他以为高氏的“惊悸”是“微风入藏”造成的；王显是相当高明的大夫，他诊断高氏的症状乃是“怀孕生男之象”。无论医术高明与否，在两位御医的眼中，高氏的“心疾”只是发生在凡人身上的一般征候。其实，文明太后敕召徐謇与王显为高氏诊脉，也说明她一开始就没有将高氏的“心疾”看得多么神秘。而且，不妨更进一步去推想，生活经验老到的文明太后，对于高氏“寤而惊悸”的原因或许早已猜出八成。
其实，医家将弥漫虚幻的梦境驱散之后，所剩下的境况只是高氏接受皇帝恩爱的过程了。不过，这两个人欢爱的情景应该是实实在在而无须置疑的，否则他们的儿子宣武帝元恪从何而来？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高氏年龄尚幼，对于“主上来求”的恩典，竟然处于“不获已”的状况。而且，在其他宫人看来极其荣幸的过程，高氏却表现成为“东西避之”或“避于床下”的窘态。不过，正是这种窘迫状态的显露，反倒能够证明高氏接受皇恩的过程是真切的。看来，正是那原本简单的凡人欢爱情景被神圣化了，才有了记载在《高氏传》与《世宗纪》中的两段梦境。
《王显传》记录的御医为高氏诊脉情景表明，所谓高氏做过“为日所逐”之梦，在当时就不能令人相信。退一步想，即使高氏真的梦见过“诞育人君之象”的情境，她也绝对不敢放肆地宣扬出来。因为，在高氏之子元恪出生之前，孝文帝的另一位妃子林氏已经诞育了皇子元恂。元恂自幼便深受临朝听政的文明太后的宠爱，《魏书》卷22《孝文五王·废太子恂传》记载：
废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后抚视之，常置左右。年四岁，太皇太后亲为立名恂，字元道，于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为皇太子。[11]
文明太后不仅亲自“抚视”这位重孙辈的元恂，而且对他寄予厚望。在文明太后的心目中，元恂俨然就是未来的君主。孝文帝虽然对此心怀不满，但是他绝对不敢违拗作为他祖辈的文明太后的意志。[12]孝文帝尚且如此，高氏岂敢有丝毫非分之想，当然更不敢有所张扬。所以，“为日所逐”之梦应该是后来附会出来的。
虽然这项附会工程系何人的作品，已经成为难以解开之谜，但是附会的过程却是清晰的。这个过程应该包含两个阶段，而体现这两个阶段的就是《世宗纪》和《高氏传》的两段记载。
稍加对比就会发现，《世宗纪》和《高氏传》虽然都记载了孝文帝和高氏欢爱的过程和怀孕的结果，但是情节各有详略侧重，而且对于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的记录不一致。《世宗纪》称，高氏“寤而惊悸，既而有娠”，其“惊悸”与“有娠”是紧密相联的；再者，高氏所娠者为后来的宣武帝，而宣武帝出生于平城宫是明白地记载在其本纪之中的。由此推断，高氏的“梦境”应该发生在她进入平城宫之后。然而，《高氏传》却称，“初，后幼曾梦在堂内立”；又称，“以白其父飏，飏以问辽东人闵宗”。倘若据此推测，则高氏的“梦境”似乎发生在她进入平城宫之前的高家，因为已经入宫的女子是绝难返回自己娘家诉说衷情的。而且，《高氏传》中运用了“初”“幼”“曾”等字，也未尝不是想表达高氏的“梦境”发生得较早的用意。
不过，《王显传》中记录的两位御医为高氏诊脉情节，确凿地证实了孝文帝与高氏欢爱以及高氏怀孕的情节就发生在高氏进入平城宫之后，这正表明《高氏传》所谓“后幼曾梦在堂内立”的景象绝非事实，而《世宗纪》的记载则在时间与地点上反映了事实。况且，《世宗纪》之内容较《高氏传》之内容简略的现象也显示出，虽然都是描述高氏的梦境，但是《高氏传》的记载比《世宗纪》的记载更加远离事实的初始状态。换而言之，《高氏传》中作假的成分比《世宗纪》更多。倘若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认为，在孝文帝与高氏欢爱的情节上附会以梦境的工程中，《世宗纪》的记载体现了第一个阶段，而《高氏传》的记载则体现了第二个阶段。
上述讨论的宗旨在于说明，孝文帝与高氏的欢爱情景，被旁人运用梦境的形式做过两次神圣化的加工。经过第一次加工之后，出现了《世宗纪》中的情景；经过第二次加工之后，被描绘成为《高氏传》中的情景。这两番加工把孝文帝与高氏的欢爱情景变得虚幻离奇，但其目的都不是单纯地为高氏罩上神圣的光环。第一次神圣化的加工，目的在于为高氏之子元恪登临政坛造势，因为元恪原来并非储君，他是在孝文帝的嫡长子元恂被废黜之后才被确立为太子的。元恂被废黜于太和二十年（496年）十二月丙寅[13]，第一次神圣化加工的时间应该在此前后。第二次神圣化的加工，目的在于提升高家外戚的社会地位。虽然在孝文帝朝高家长期处于政治上无望的状态，但是元恪登基之后高家就骤然暴发起来，所以第二次神圣化加工的时间应该在宣武帝朝初期的景明年间（500—504年）。要之，无论哪一次神圣化的加工，都意在消除那些中原高门贵胄对高氏子孙以及高家外戚的鄙夷。
虚幻的加工增多以后，情节就变得复杂起来，也就难免出现自相矛盾之处。《高氏传》竭力将高氏的梦置于入宫之前的高家，却在与梦境相关的“初”“曾”等时间状语之后紧接着便称“遂生世宗”，然而，北魏朝廷怎么可能让高氏将皇子诞生在距离宫廷千里的高家呢，这就明显地出现了破绽。如此明显的破绽，恰恰暴露了出身寒微的高氏家族急于抬高身价的迫切心态。
其实，对于深居北魏后宫的高氏而言，神圣景象笼罩下的竟然是残酷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