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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缘见幸
文明太后临朝听政使王叡首次受到宠信的机会。《魏书》卷93《恩幸列传》中收有《王叡传》，该传记载：
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临朝，叡因缘见幸，超迁给事中。俄而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于是内参机密，外豫政事，爱宠日隆，朝士慑惮焉。[12]
关于王叡能够被“见幸”的原因，在上引《王叡传》中是这样表述的：
（王叡）父桥，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家贫，以术自给。历仕终于侍御中散。……叡少传父业，而姿貌伟丽。恭宗（文成帝之父拓跋晃）之在东宫，见而奇之。兴安初，擢为太卜中散，稍迁为令，领太史。
因为王叡继承父业而“解天文卜筮”，所以有进入宫廷的机会。不过，更加关键的因素，是因为王叡“姿貌伟丽”，所以早就被恭宗称奇。所谓恭宗“见而奇之”的意思，隐约地透露出北魏皇家豢养男宠的丑陋迹象。恭宗死后，其子文成帝同样喜爱王叡，所以在他即位不久的兴安初年（兴安年号跨公元452—454三年，其初年应是452年），就将王叡擢为太卜中散，稍后迁升为令，并领太史之职。由于王叡专掌阴阳卜筮，而且又以“姿貌伟丽”奉承皇家，后来便有了“见幸”于文明太后的机会。
不过，王叡只是文明太后众多“见幸”者中的一位，冯氏一生“爱宠”颇多，久已被史家诟病谴责。然而，从现今的角度看来，并非无情可原。《冯氏传》记载：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乐浪王氏。后生于长安，有神光之异。朗坐事诛，后遂入宫。……年十四，高宗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13]
因为受到家庭变故的株连，冯氏被没入北魏后宫之中。文成帝即位，冯氏有幸被选为贵人，不久被立为皇后，这是太安二年（456年）正月之事[14]，其时冯氏年方十四岁。不过，冯氏的发迹并非出于文成帝的心愿，而是文成帝的乳母昭太后常氏的旨意。文成帝当时另有心仪，乃是贵人李氏。李氏与文成帝欢爱甚洽，生有一子，此即后来的献文帝。然而，昭太后却将李氏排斥致死，进而确立冯氏为皇后。关于此事，笔者曾有考证，详见拙著《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章第三节之二“立冯氏为后”。[15]既然有着这样的背景，文成帝必定会记恨心间，也就很难中意皇后冯氏。所以，冯氏未能为文成帝生育子女，也属自然之事。种种迹象表明，文成帝与文明太后之间虽由帝后关系相联，感情却很淡漠。所以，文明太后在感情方面屡屡出轨，也属可以理解。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文成帝的去世竟然会令冯氏极度悲哀，甚至要为此而殉情。《冯氏传》记载：
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显祖即位，尊为皇太后。[16]
从感情的角度考察，冯氏悲叫投火的行为确实令人觉得反常，颇有作秀的嫌疑。然而，冯氏的这般作秀很见效应，事后她被尊为皇太后。
上引《冯氏传》又记载：
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三，居于谅闇，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
文成帝死后不久，文明太后居然做出了铲除丞相乙浑的重大举动，这对于北魏朝廷而言是莫大的功劳。结果，文明太后因“密定大策”的功勋，得以临朝听政。这是文明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时在天安元年（466年）二月之后[17]，此时她已经二十四岁。文明太后正值年纪轻轻，难免会有思春之念，何况她已经高踞封建权势的顶端，为所欲为也就不足为奇。于是，有关文明太后不能恪守妇道的言语便传播开来。
首次临朝听政的文明太后，不久就与新即位的献文帝以及宗室势力发生矛盾冲突。由于羽翼未丰，文明太后处于劣势，因而被迫退回后宫。而迫使文明太后不理朝政的公开理由，是需要她监护出生不久的孝文帝。对此，《冯氏传》中是这样解释的：
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18]
其实，文明太后“罢令”真实的原因，是她在对付献文帝的政治斗争中暂告失败。
不过，事态很快就发生转折。《冯氏传》接着记载：
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复临朝听政。
文明太后与献文帝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文明太后“不正”的作风终于成为二者冲突的导火索。献文帝先发制人，借故公然诛杀文明太后的内宠李弈；不过事后不久，献文帝却反遭文明太后暗算而被害。《资治通鉴》卷134《宋纪·苍梧王下》元徽四年（即北魏承明元年）条记载：
魏冯太后内行不正，以李奕之死怨显祖（献文帝），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
胡三省在注释此条时指出：
考异曰：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献文帝）入谒，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为怪，又孝文终不之知！按《后魏书》及《北史》皆无杀事。而《天象志》云“显文暴崩”，盖实有鸩毒之祸。今从之。[19]
虽然关于献文帝被杀的方式具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对于献文帝的死因各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文明太后的谋害。
文明太后获得最终的胜利，在杀害献文帝的当年她第二次临朝听政了。政权来之不易，文明太后认真吸取此前的教训，着手积极发展和组织自己的势力，以利于操纵朝廷，牢牢掌握局面。《冯氏传》记载：
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赉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沖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20]
文明太后虽然已经占据最高权力，但是毕竟属于女流，难以在充斥男性的朝廷上拉帮结派，所以她就首先拉拢身边的亲近之臣。近臣往往依靠逢迎起家，他们本无强硬的社会背景，向来不被朝臣看重，忽然受到主子特殊恩宠，便会庆幸有了出头之日，必然心怀感激，面呈涕零。而且，文明太后惯于恩威并施，她对近臣“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又处事大度，“性不宿憾”，所以近臣乐于为之效力，“至死而不思退”。再加上掺杂情欲因素，近臣大多被笼络成为冯氏权势的支柱。王叡正是诸多宠臣中的典型，他凭借“出入卧内”的专宠而平步青云，“数年便为宰辅”。
王叡暴发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其政治地位的高度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太后所以敢如此露骨地提拔宠臣，是因为谋杀献文帝的成功为她增添了无比的胆量。而北魏朝廷那些一向骄横跋扈的宗室诸王和鲜卑贵族，居然能够忍受文明太后滥施**威，尤其是容忍她破格地恩宠王叡，也是因为畏于其谋杀献文帝的震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