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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革命党人缘何“多生怨望”
不错，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排座次”这个古老传统问题上，的确炸开了难于弥补的裂痕：上海集团以拥戴“革命元勋”孙中山的手段来压倒“首义都督”黎元洪。他们“顺利地攫取了全部要职，武昌集团除黎元洪得到副总统空衔外，中央政府总长未占一席”，据各种资料记载，“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九个部的部长没有一个是首义参加者，武昌首义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进入临时政府。孙武跑到上海托人说情，想谋个陆军副部长的职位遭到黄兴的拒绝。排除首义功臣的直接后果是，一部分政治企图强烈的人游离南京，拉旗易帜，另立山头”，“多生怨望”。
尤其是“被排逐的下层革命党人和被裁撤的革命士兵，看着‘狗尾羊头亦巨公’，想着‘某某等今日富贵，非我等拼性命从何得来？既得志矣，竟置我等生死于不顾’，不能不恨从中来，两湖地区便一再掀起了激烈的反抗革命果实篡夺者的风潮”。（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自此，本来就在底下形成的拥黎（元洪）派、联袁（世凯）派、拒孙（中山）派的旗帜浮出了水而。
吴玉章在这方面显得洒脱。他在《辛亥革命》中自述：“内务部次长居正和秘书田桐看见我没有做官，感到非常抱歉，忙对我说：‘您来晚了一步，若早点来，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是参事，您任选一个吧！’我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对吴玉章这位同盟会员的超脱，孙中山甚感欣赏。因为孙中山自己搞共和革命，并没有想着要去做官才去搞的。所以，他看见老同志新思想的吴玉章从四川赶来见他、汇报工作，便要他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并对他说：“你来得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来帮忙。”
诚然，出现上述“多生怨望”的原因也很多，不外几点：
第一，大部分革命党人不想再革命了。先是，他们和立宪派走到一起，认为只要倒满的目的达到；临时附和起义的君主立宪派，希望通过袁世凯稳定自己的禄位；等到孙中山回来了，他们又想通过他来取得职位；
第二，因为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资产阶级的反满革命人物很多也不愿革命了，但他们也需要一个能担当的议和总统，最合适的人选自然是孙中山，
第三，因此，他们昨天还在拥护君主，今天忽然“赞成共和”，许多立宪党人就这样成了“开国元勋”，而让下层的革命党却跌入在历来被谓之“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恶性循环中。《四十年来见闻录》有一则对话：
杨：“汉卿，你记不记得我们从前歃血为盟的时候？有道是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今日血未干，言犹在耳，哦！交朋友原来是这样，兵权在手，就拿朋友开刀！……”李：“话说清楚了，朋友还是朋友，何必再提！”
杨：“什么朋友！我们革命革出鬼来了！他们专制的手段，比满清还要毒辣！（按：指黎元洪借袁世凯之手杀掉张振武一事）他妈的，震亚一息尚存，是要革命到底的。一次不成，再来两次，两次不成，再来三次、四次，你看……”话未说完，杨震亚立即被处死。
这些怨望者大多是被排斥的下层首义革命党人和被裁撤的革命士兵，上面说的杨震亚，他不过是质问武汉当局为何大肆捕杀“肇事军人”？被处决时又如何不公开？但主要根源在这次人事安排上忽略了这批下层首义党人。其实，按吴玉章的意思是“粥少僧多”的原因。
另一方面黄兴作为姜太公式的人物，也并无“封神榜”的思想，更不会闹出“一省六都督”的故事出来。据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写道：
辛亥革命，独立各省的政府首脑叫都督（按：都督是省长也兼本市市长）。一个省按理只能有一个省级的都督，多了就麻烦，但人家陕西却有六个。革命党人革命不怕死，但革命之后也一样不怕死。都督争夺战，在湖南发生（按：指立宪党人谭延阎与焦达峰、陈作新争当都督，最后谭将焦、陈谋杀了）、在江西发生、在福建发生……但是陕西人比较聪明，谁说都督只有一个？有官大家做，……新军的军官张凤翔做统领，他有办法，干脆封了六个都督，三正三副……
早在南北议和之前，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便在袁世凯的炮火下，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在革命初起的时候，就早已作好妥协投降的准备”。
就连坚持继续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的黄兴——据1911年12月17日的《民兴报》报道：“黄兴电告汪精卫，只要袁世凯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袁氏无疑。”
当孙中山归国，黄兴拥护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因为革命需要革命家。他们之间有生死同盟之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因此，在孙中山未回国时，对各省代表宣称：“免谈选举总统。”
孙中山是同盟会成员们的革命精神领袖，无可厚非。
但在人事安排上，黄对武汉共进会的人采取排斥态度，因为当初他们也在排斥他。黄兴与武汉孙武、张振武他们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孙中山未必知道。张振武当时任军政府军务副部长，他思想激进，敢于言事，在汉阳失守、黄兴要放弃武昌时，他怒声道：
“敢言放弃武昌者斩！”作为战时总司令的黄兴，当然受不了这样的呵斥，而黎元洪、孙武在一旁也作壁上观，这对黄兴来讲，自有无地自容之感，他的自行辞职、出走上海，也当与此有关。现今由同盟会人来组建政府，而产生排除态度，是合情而不合理的事。但黄兴不是政治家，他的胸襟自然与常人一般无异。结果，连黄侃主办的《民声日报》也首先开炮发难：“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同盟会之中国……”
共进会是脱胎于同盟会的产物，但武昌首义，主要是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干起来的，从心里不服同盟会。一直延续到袁世凯就任总统后，由门户之见发展为党见之争，甚至更加激烈。袁世凯与黎元洪也曾从中调解，但收效甚微。
关键人物是张振武。
张振武发现革命的果实被同盟会和立宪派的人出卖了，因此他在武昌国民公校开学典礼发表演说中说道：“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张当时拥有将校团3000多人，黎元洪生怕他拥兵自重搞兵变，视为心腹之患，先是将他与孙武、蒋翊武同时解职，孙、蒋倘能“消极隐退”，张振武还是留下来当军务司的顾问，张振武不满意，黎元洪怕“三武”联合闹事，多次密函袁世凯，把“三武”等16名首义元勋调到中央工作，以化解党争。袁同意把“三武”、刘公等人调入中央，一概给予顾问官虚衔，张振武不满，对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是吗？”张约孙武回，孙武不肯，张是拥黎派，他认为孙已成为拥袁派，背叛首义同志，便欲脱离共和党，独自便返回武汉。
袁世凯也怕张振武坏了他竞选总统的大事，便派原民社派的共和党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等到武汉调解矛盾。他们在汉口嘉宾楼设宴招待张振武、孙武、黎本唐、蔡济民等五十余人。郑万瞻在席间说：“奉大总统之命来汉，实因鄂中时有暗潮，尤多误会。起义同志时起纷争，未免使旁观者暗笑，希望去除成见，融化党派。”
刘成禺从中协调，孙武和张振武握手言欢，张振武还在他筹资创办的《震旦民报》发布了《孙武、张振武原无意见之布告》。
不日，袁世凯请张振武进京，商量筹划屯垦、镇抚边陲事宜。黎元洪还给他4000元进京路费。8月12日，张振武向上海各报发表《调和党见敬告书》，对“党同伐异”的现象深感忧虑。因为蒋翊武主持的《民心报》拥护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政府，与孙武主持的拥护黎元洪的《中华民国公报》遥相攻击，而共和党鄂支部机关报《群报》是拥护黎元洪的，又与张振武的《震旦民报》针锋相对。《大江报》也卷入了这场党争舆论。《大江报》发表了社会党首领江亢虎鼓吹无政府主义文章，被黎元洪查封，此前该报对拥袁的共和党“时加抨击，持论激昂”一如当年抨击清朝的风格，对共和党党魁黎元洪的攻击“尤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