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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停战协议前后

11月9日，当黄兴尚在汉阳保卫战中，黎元洪则署衔向各省致电，请各省派代表到武昌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除了赣、粤、桂等省区代表到了武昌，其他省如浙、苏、闽、湘、直、鲁、豫等省区代表都汇集到上海开会去了。

原来，这个通电传递有误，据说在27日才到上海，而上海的张謇、赵凤昌、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等已在25日将各省独立的代表召集到上海开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会议援引美国独立战争时召开“十州会议总机关”，“卒收最后成功”之范例，倡议各省旧时谘议局和现时都督府各派一名代表常驻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在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亮出了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牌子。

当代表们获悉后，经集议，都联名致电黎元洪、黄兴，要他们会议在上海举行，并议决“承认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推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代表。黎元洪等不接受上海的电请，派代表居正、陶凤集赴上海劝说，经讨论，至11月30日，各省代表才由沪抵汉，在汉口英租界开会，举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并公举湖北军政府为中央政府。

而汉口，却是革命军易手敌军的伤心之地，且两天前，黄兴已因汉阳战败，被迫离开武昌远走上海了。

在他就任战时总司令的第六日，也就当黎元洪通电各省商讨在武昌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时，他是曾向出任钦差大臣的袁世凯写过信。在《致袁世凯书》上，黄兴有告袁“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等语。

看得出来，黄兴对黎这个通电“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并不感兴趣，或认为为时尚早。

他写此信给袁世凯际，正值袁世凯不仅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取代荫昌督战，而且受命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之时。

本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请袁出任湖广总督（时瑞潋已逃遁，袁不就任，改派王士珍），但袁以“足疾未痊”为由婉拒。

有史家称他“感到不满足”，故“决定借拖延以索取更大的权力”。

袁世凯，人谓其“老谋深算”，当他原属下的北洋将领段祺瑞与冯国璋南下打革命军时，皆嘱他们“慢慢走，等等看”。

荫昌在河南信阳、湖北孝感之间奔来跑去，指挥不灵，急得他惶惶然六神无主，“日夜盼袁世凯出山”。

此时，在北京的老外也说：“如果不起用袁世凯，局面将无法收拾”，而那些“亲袁的官员们说，只有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才‘略有把握’。载沣吓得没了主意，只好向袁世凯求救。”

上月（10月）27日，载沣下令召回荫昌，派袁为钦差大臣，统率水陆各军，并派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

这样，袁世凯又重掌北洋军权。

对袁掌握镇压民军军权，不独黄兴欲动员他反正，就是黎元洪也唯他马首是瞻，以为可资利用。

先是由武昌军政府的名义发给袁世凯一信，信中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嗟乎！阁下非汉人乎？一身祸福，系之毫芒；千古勋名，争在顷刻。时乎时乎不再来，承阁下三思之”！到了11月1日，袁世凯派与黎元洪有旧谊的刘承恩向黎说项，“现今皇族不问国政”了，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和平了结”，如政府仍无作为，再“策以谋之，未为不可也”。黎元洪因此亲向袁氏修书：“清君主徒拥虚名，与共和无异，意欲罢兵”。

袁世凯大喜过望，声言对黎造反之事，“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任，相助办理朝政”。

黎元洪求和心切，深表赞同。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光复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在立宪党人张謇的运动下，拟在上海召开。

黎元洪心里着急，而他发出的通电至今无人问津。

但此时，黄兴却又持反对意见，认为那些都督们，乏善可陈。对此，上海《申报》在1911年11月17日时，是这么披露的：

又闻袁世凯主张议和，黎元洪、黄兴等本有允意，免致渔人得利，然因官军焚杀汉民，惨无人道，现已一反前意，不愿与政府协商，且其部下亦复不可再以讲和之说进矣。如北军者，非所谓灭亡者耶？

袁世凯“侦悉革党内情”，于是一面发动和平攻势，分化革命党人，一面指使清军进攻汉阳，打击总司令黄兴的威性。

袁世凯总算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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