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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守旧派与维新派引起冲突对抗
“围园杀后”的事实真相，被当事人和后来人搞得难于论证。但在这里，从蛛丝马迹中可追寻考量。先讲讲一个突发事件。
我们知道，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导师实际上就是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其《留华四十五年记》中回顾了这段历史，他写道：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中国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借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要他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住她的宫殿。
我们还知道，康有为最高的理想就是立志要搞“君主立宪”。他想让清帝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建立有上下议院的国会，从他所请的外国人来看，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怕慈禧太后接受不了，便暂先称为“制度局”。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行为，不应是近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封建“诡道”。但中国有几千年来的争权夺利、颠覆国家的政治阴谋习惯，甚至把“孙子兵法”的军事“诡道”用在政治上，这是中国恶性政治的循环。李宗吾谓之政治“厚黑学”。政治专制的灾难从夺取政权、得到天下后就已经潜藏着，并且无休无止。
而李提摩太所谓的“先发制人”之语，也反映了政治的心术历来就是这样，与军队对敌的作战视为同等性质，没有想到用政治对话或谈判来解决，也许这为帝制所不容许，因此这也就成了帝国的政治死结。既然死结不易解，也不想再解，那只有一刀两断。
维新与守旧的政治博弈，正是这样了断的。
先是，1898年7月，正当康、梁等紧锣密鼓组建中央精英内阁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礼部主事王照（1859—1933，河北宁河人，字小航，号永东，光绪进士，与康有为相交甚密。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曾参与孙中山、康有为两派谋联合的会谈，辛亥革命后剃发为僧，著有《小航文存》），他向光绪帝上书，其中有一条是“请皇上太后圣驾巡幸中外，以益光荣而定趋向”，“请礼部代奏”。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骥等不肯代替。他们觉得他这意思分明是要皇上皇太后离开祖国，一起到国外考察，开开眼界。历史和现实当中，往往有因元首出国而产生政变后回不来的，因此，礼部堂官（正、副部长级）们也不同意。王照又交给劾堂官，也被阻止。他们指责王照心怀叵测，相互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王照声言“如不代递，即亲往都察院递”。怀塔布这才勉强答应他递，但许应睽就又向光绪弹劾王照，称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所言“请皇帝游历日本，系置皇帝于险地也”。
结果，光绪皇帝知道后，认为礼部堂怀塔布等“首违诏旨，故意阻格言路”，为了“立威”，以“阻挠新政”的名义，将礼部六堂官员通通革职，并表彰王照“不畏强御”，赏给他“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
怀塔布是满官，满洲正蓝旗人，叶赫那拉氏。历任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1896年迁任礼部尚书。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依康有为倡议，命自下次科举开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并将经济岁试归并正科。他掌管这件事，在拟章程时，仍然相沿旧制，是典型的保守派、“后党”人物。他被罢官后，约着杨崇伊急到天津找直隶总督荣禄商量对策，“合谋共同阻止变法”。
这个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进士出身，时任朝廷御史，原任广西道监察使。杨是李鸿章的姻亲，其活动有李的背景。1896年1月，在康有为和文廷式（1856—1904，江西萍乡人，字道希，号云阁，晚纯常子，光绪进士）等组织强学会期间，他上书揭露强学会“植党营私，贩卖西学”，致使；虽学会被封杀，《中外纪闻》也停杆；3月，他又弹劾文廷式“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但并没有把他扳倒。这次密谋中，首先要弹劾的就是仍然因新政而进入中央重要部门的文廷式。
文廷式是什么人呢？值得杨一劾再劾呢？
文自入京会试得中进士，即负才名，与张謇、王懿荣、曾之撰被称“四大公车”。维新后他最初被朝廷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他支持光绪帝掌权，属帝党；文廷式是李的政敌，早在甲午战败后，他曾严厉参劾李鸿章是典型的“挟夷自重”，欲“罢斥其位”；极言“《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辱国病民”。文写了一本笔记体的《闻尘偶记》，对中日战争前后的京城状况、官吏腐败、科场得失、帝后党争等，都记述很详。他经常在松筠庵广集新人士，将《闻尘偶记》印成手抄本人手一册。
1898年7月，杨崇伊亲到颐和园向太后递上密折，并请她“即日训政”。
密折不但得到荣禄的首肯，也有李鸿章的意愿——欲报文在甲午之时严参他的一箭之仇，李授意杨崇伊劾他“交通内监（和外部勾结的危险分子）”，希望杨崇伊能将他和维新派一起扳倒，好扬眉吐气。故杨崇伊奏章称：
文廷式“创立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
昔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1867—1898，名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中，曾在浙江任小吏，后弃官，到澳门办《新知报》，后又在上海发起不缠足会、办大同译书局、办女学堂，认为“学校不兴，必致穷其民而败其国”，力主废八股制度，1898年参与新政，协助康有为拟新政奏稿，不道余力）及梁启超来京讲学（指1896年春科举会试期间），“以煽动天下之士心”；近“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奏章特别提醒慈禧，“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奏章请求太后“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分别严办”。
杨崇伊的奏章迎合了慈禧太后的传统政治心理。而且，在他之前，怀塔布福晋受丈夫之命，已向慈禧诉苦（她因是太后一族的，经常出入颐和园，太后也喜欢和她时常一起游玩、解闷儿）：“太后呀，皇帝现要尽除我们满人啊！”太后问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也只是叹了叹气。不料，杨崇伊的奏章像报告文学一样，真切、紧迫，而且“很有煽动性”，也令慈禧对日本人前首相伊藤博文产生了“疑惧感”。她当然知道伊藤博文已经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来华，先后会见了康有为、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拿钱买到知县，近四十岁官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1885年起，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交涉华工被害各案事宜，戊戌变法期间，受命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他精通外语，光绪接见伊藤时，他陪同翻译）等人，并定于七月二十四日觐见光绪皇帝。
在接见伊藤的头一天，光绪帝到颐和园请安，同时把康有为建议在懋勤殿，选拔英才，延聘洋顾问，扩张议政人员范围等打算向太后汇报，据史学家杨天石在《晚清史事》说：
“慈禧不悦，怒形于色。吓得光绪一句也不敢说”，“这次请安中，慈禧太后特别批评光绪皇帝对怀塔布等人处罚过重，乱了家法”。
第二天，光绪皇帝即召见杨锐（1857—1898，四川绵竹人，字叔峤，又字纯叔，举人出身，张之洞门生。初任内阁中书，入走章京，积极参与新政，政变后，张之洞营救不及，为“六君子”之一），交给他一道密谕，内称：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密谕自述为难之处道：
“必欲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皇帝要杨锐与诸同志妥速筹商，找出“良策”，既能罢免守旧大臣，选用新进，变法图殄，而又能不触犯太后，“有拂圣意”，他表示：“十分焦急翘盼之至！”
康有为在八月初二才接到由林旭（1875—1898，福建闽侯人，字暾谷，举人出身。1895年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上书请拒议和，旋任内阁中书，1898年3月倡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9月5日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同事，光绪的上谕多出其手笔，一说密诏由杨转交给他，一说系由他亲接转交康）传出的皇帝密诏后，想到要保护变法，就要保护皇帝，要保护皇帝就要靠军队。他先找王照去动员他的把兄弟聂士成（安徽合肥人，字功亭，淮军将领，时任直隶提督、其所部三十营属荣禄“武卫军”，称武卫前军，八国联军入侵，他在天津保卫战时阵亡）勤王，但王照以不认为慈禧有废掉皇帝之心为由拒绝了。“康有为觉得，此外非袁世凯莫属”。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也说：
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语，君（指谭）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
谭嗣同“密奏皇上”请袁世凯救驾，是康有为的主意。康先是替徐致靖草折，要求皇帝召见袁世凯，加官奖励，处于孤立状态的光绪皇帝也觉得是个办法，便于八月初一召见袁，《诡谋直纪》的作者毕永年写道：“当晚8点，康有为、梁启超正在用晚餐，忽然传来上谕，袁世凯以侍郎候补。康有为高兴得拍桌大叫说：‘天子真圣明！’”这个类似小说细节，把康的得意扬扬相刻画得入木三分，如此刻画之语，颇有轻贱之嫌，暂且不论。
次日，梁在“谭传”中记述：八月“初三日夕（西历9月18日黄昏），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
这座法华寺是著名的古刹法华禅林，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太间刘通“舍宅创建”的，位于紫禁城东华门二里许王府井大街豹房巷（即今东城区王府井报房胡同多福巷44号）。清代时，前来京城汇报工作的各地官员们没有宾馆可居，不像现在有驻京办事处可栖，所以，只好借寺相作起居室。加上法华寺离皇宫近，如相距这里不远的贤良寺也曾是李鸿章经常下榻的地方，1901年，他和庆亲王奕勖（1836—1918，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磷之孙，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与八国联军交涉并签订《辛丑条约》便在那寺里。而在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有着更早的“光荣”的历史：成丰皇帝被英法联军打得拉着慈安、慈禧等逃往热河“避暑”去时，留守的中央首要恭亲王奕诉等就在这里安营扎寨，重修了“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法华寺，1860年，全权议和大臣奕{斤与英、法、俄在这里签订了《北京条约》。
与外国侵略者屈辱的谈判与签约，都是在不食人间烟火的佛庙里展开的，真不是滋味，尤其是谭嗣同奉康有为之命前来这里运动袁世凯，也可谓正应验了佛家的“劫灰”之说。
那么，即将开展的国内高端政要，又是如何“密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