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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这也是慈禧的方向

这是怎么样的《明定国是诏》呢？

这份划时代的诏告是在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由光绪帝召集全班军机大臣颁布的。光绪的诏告宗旨是：“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国是”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举办学，首先筹办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校址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原是闲置多年的乾隆帝的四公主府，第一任校长是光绪帝任命的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县人，字燮臣，号蛰生、又号淡静老人，咸丰状元，曾任光绪老师），义和团事起停办，第二任校长许景澄反对义和团，被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杀害，1901年恢复，张百熙任第三任校长，民国后，冠以国立北京大学，由被誉为科举诗题赋得“柳拂旌族露未干”得一“春”字的“牛鬼蛇神”、“满清翰林造反之第一人”、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出任校长）。

变更科举办法，选拔新人才；开放言路，鼓励上书；发展实业，保护并奖励农工商业；裁汰繁冗的机构，整顿腐败的军队。

对光绪帝变法，慈禧当初并不完全反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称，西太后曾对光绪皇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她自1891年起，还请了同文馆的两位洋教师教光绪学英文，可见“太后具有开明之见”（张荫桓答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语）。

慈禧在看了徐致靖《请明定国是折》后，批阅：“良是”；对变法方向，指示：“今宜专讲西学”。对她这一指示，翁同稣觉得未免太“过头”，因此，《明定国事诏》的宗旨实际上就是翁同稣的修正宗旨，这个宗旨，也即是慈禧的方向。

但是，光绪诏书发布第四天，立马发生令人困惑的问题：翁同和被开缺回原籍。此前，据《翁同和日记》说：5月26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七），皇上命翁传谕康有为，他居然回答“与康不往来”，皇上问何故，翁答“此人居心叵测”；第二天，皇上再次向翁“索要康书”，翁回答如前，帝“发怒诘责”。翁原是支持变法的，康有为也是他推荐的，后来发现他撰写的《新学伪经考》，认为康是“说经家一野狐”（翁同和的日记经人考证是他修改过了的，那是“戊戌政变”之后，他为了避祸而修改的，因此，以上翁鄙视康的话，不可当真，只作参考——古敏按）。在光绪帝向天下发布《明定国是诏》的第三天，当徐致靖向光绪帝奏保即日召见“通达时务人才”康有为、张元济（浙江海盐人，字筱斋，号菊生，进士出身，自诩“喜新厌旧”，反对尊孔读经）、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时，翁对以上这些提倡西学的维新派，却主张“宜稍缓”。第四天，光绪帝便急匆匆地罢了翁职，急调直隶总督王文韶来京以填补翁的空缺，以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刑部尚书刚毅调任兵部上书、协办大学士，空缺由崇礼补授。

这是宣布变法前的人事安排，显然这与慈禧有关。

这样，翁同和实际上是历史上所谓的“帝后党争”（帝党，指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主要成员有翁同和、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鸾、长麒、张謇等官僚绅士掌握发布上谕的权力，奉翁同和为首领；后党，指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主要成员有荣禄、李鸿章、刚毅、孙毓汶、徐用仪等中央和地方的重臣大吏，控制着军政实权，宫内有总管太监李莲英；甲午战败后，帝党与维新派结成政治联盟）的牺牲品。

罢掉翁同和，虽由光绪罢免，但却由慈禧一手安排。她早就掌握了维新人的动向。翁是帝党首领，光绪变法正须仰仗，可能因为翁的反常，甚至在开缺翁的文件上称：“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狃悖情状”。光绪帝傻到会自剪羽翼，殊不可解。然而，他又是实际执行者。因此，我们应视为他与太后彼此达到了默许共识。而且在对待行将改良变法的问题上，翁的罢免，已然向改良派发出了警醒的信号，“戊戌政变”危机在没有发生之前，朝廷已经设下了防止康有为发动“精英内阁”“君主立宪”的陷阱，光绪是见到慈禧就手脚发软的人，但他一直默默忍受，表面上高高兴兴地与康梁等走着改革的路，其实内心的忧患，却隐而不发，以致让傻乎乎的中央秘书们跟着放手大干一把，改良派上蹿下跳鼓动，私地里几欲弹冠相庆，将保守的老头子们拉下台来，由自家的新贵们占领统治舞台。

可就在导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前、危险之即，载滟皇帝才通过杨锐、林旭带出“密诏”（即康有为引为无上光荣、拼死拼活要保皇的“衣带诏”，而且时时搞些哗众取宠的纪念活动，誓与慈禧、革命党斗争到底），要“诸同志”“妥筹良策”。

帝党首领翁同和（1830—1904），江苏常熟人，字叔平，同治、光绪两帝老师；翁老师的职务在维新运动进入**时，权极一时，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罢官离京这天，翁在日记中说：“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叩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

“上回顾无言”句，可作历史的归结：“回顾”，似有温情，可谓“含情脉脉”，使人终生难忘；“无言”，似有隐痛，但到底“无言独上西楼”，又颇有因自保而宁可绝情而别的影像，则被时人视而不见。但面对如此残酷的画面，翁老先生伤心至极。同年12月，他又因推荐康有为一案被追罪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好像是“文革”时的走资派人物。故翁在临终前（1904年）写了一首悲愤而忧郁的《甲辰五月二十日绝笔》诗：

六十年中事，

凄凉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

轻为汝曹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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